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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光阴诗卷里（第1页）

节假光阴诗卷里

宋代诗人陈与义有两句诗“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千古脍炙人口。据说，当时就曾受到南渡后偏安一隅的宋高宗的激赏，以至作者被拔擢为参知政事。

此事深为清代文人张佩纶所诟病，他在《涧于日记》里写道：即此，足“以见其用人之轻。此何时，而以诗拔人耶！”，批评得十分剀切。

不过，平心而论，这两句诗，景而带情，洵为上品。因为喜爱它，我把“客子”二字易为“节假”，用来描述我的读书生活。

这里的“节假”属于泛指，既包括节假日、星期天，也包括课余、工余时间。每逢节假，一些青年朋友挈妇（夫）将雏，到两方父母家欢聚，以尽人子之情，叙天伦之乐；如果风日晴和，有些朋友则与亲友一道，赶赴名园胜地，共尽游观之兴；或者趁雨天雪夜，聚三五朋侪，垒方城，跳伴舞，畅一日之欢。

我以为，节假期间无论省亲、访友、游玩、聚餐，都是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纯属个人自由，无须他人置喙。

当然，这里有一个摆放在何等位置，支配出几许时间去安排它的问题。业余时间如何利用，绝非细事。爱因斯坦甚至说，人的差异就在于业余时间。业余时间可以造就人，也能够毁灭人。

古人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风雨者时之余）之时读书。毛泽东生前经常告诫身旁的青年：要让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而且，他是身体力行的。可见，“节假光阴诗卷里”，以此作为人生一大乐趣的也大有人在。

“十年动乱”中，“读书无用论”颇为盛行，一度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近年来，“厌学”之风又有滋长，社会上讲究实惠的人增多了。用俄国十九世纪民粹派的说法，“一双皮靴顶一个莎士比亚”。走笔至此，我记起了清代诗人朱彝尊针对重饮食轻读书的时尚而写的一首诗：

槛边花外尽重湖，到处杯觞兴不孤。

安得家家寻画手，溪堂遍写读书图！

马克思说：“我最喜欢做蛀书虫！”这道出了我的心声。我从六岁开始接触书籍，先是“三、百、千”启蒙，而后读四书五经、诗古文辞，到了“志于学”的年龄，在中学第一次走进了图书馆，一整天伏在里面不出来，从此，与书卷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老师里没有叶圣陶、朱自清那样的名家，但是，他们自有其高明之处，就是从来不肯用繁杂的作业把孩子们的课余时间全部占满，而是有意无意地纵容、放任我们阅读课外书籍。我的父母也从不因为我在节假日埋头读书、不理家务而横加申斥。这大大地培植了我读书的兴趣，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像王羲之爱字、刘伶好酒、谢灵运酷嗜山水那样，与生命相始终，从来没有厌倦的时候。

但兴趣与自觉性还不是一码事。我的切身体会是，读书自觉性的形成，首先来自迫切的需要。我并不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之类的“神”话，但我相信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相信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我曾下过很大功夫埋头钻研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著作，每读一次，都被其中强大的思想魅力所吸引，都有新的收获。

我也曾相信苏东坡所说的：“学如富贵在博收，仰取俯拾无遗筹。”因此，举凡左史庄骚、汉魏文章、唐宋诗词、明清杂俎，以及西方近现代的一些代表性学术著作，都综罗博览。后来懂得，书犹三江五湖，汇而成海，浩无际涯，而个体生命却是很短暂的，“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所以，必须有所选择。

古诗中说：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

中间只有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

特别是人过中年，时间仿佛过得更快，“岁月疾如下坂轮”，光阴自当以分秒计，正所谓：“时间常恨少，苦战连昏晓。”无论节假日、早午晚，一切工余之暇，我都攫取过来用于学习。即使每天凌晨几十分钟的散步，也是一边走路一边构思、凝想；甚至晚间睡前洗脚，双足插在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卷浏览，友人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1988年8月，东北三省宣传部部长雅集长春市，东道主举办舞会，盛情邀请客人出场。我因疏于舞艺，再三推辞，大家终不放过，最后只好即兴口占七律一首，才算“蒙混过关”，但诗中所述都属实情：

晚雨迎凉送暑天，未谙歌舞愧华筵。

非关左旧轻时尚，为恋诗书断雅缘。

盛会岂堪人寂寞，良朋空羡影翩跹。

吟诗且作他年约，重聚春城再比肩。

确确实实，是“为恋诗书”断了一切“雅缘”。1990年9月，我还写过六首七绝：《读书纪感》。

其一

绮章妙语费寻思，天海诗情任骋驰。

绿浪红尘浑不觉，书丛埋首日斜时。

其三

伏尽炎消夜气清，百虫声里梦难成。

书城弗下心如沸，鏖战频年未解兵。

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