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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思想家的火光（第3页）

朱熹的教育是成功的，他的人格魅力、精深学说得到了广大学子发自内心的尊崇与信奉。他一生创办书院二十七所，门生数千人。朱熹死时，理学仍被朝廷视为“伪学”遭到禁绝，作为“伪学魁首”的他，在世俗社会特别是势利者眼中，是一位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然而，他的死却深深地牵动了遍及四面八方的学徒门生，他们决定聚集在信上之地，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会葬。当权者获悉，采取种种手段严加防范。尽管如此，朱熹下葬于建阳九峰山大林谷时，仍有近千人前来奔丧祭奠，《宋元学案补遗》则说“会葬者六千人”。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县的一个更为偏远的山谷之地，又有统治当局的禁绝与防范，一下子涌出近千人或六千多人，该是一种怎样的声势与威力呵！

相比之下，作为朝廷官员的朱熹，则基本上是失败的。

关于朱熹从政，据今人高令印考证，“朱熹任同安县主簿三年，知南康军二年，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九个月，知漳州一年，知潭州二个月，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四十日，累计方逾七年”。也有资料说他“仕于外者”不是七年，而是九年。当我核对有关资料后，发现这两年的误差出在同安主簿之任上，有写三年，也有说任期五年的。不论从政的累计时间是九年还是七年，与他长达近五十年的从学经历相比较，显然是短而又短了。朱熹做学问给我的印象，大有一种游刃有余的潇洒，哪怕与论敌辩争，也表现出一定的风度与大度，并且最后获胜的总会是他。然而，他在为官从政时，则屡屡受挫。一旦遭受挫折，朱熹总是回到山清水秀的武夷山舔舐伤口，在学问中找回迷失的自我，找回“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自信。

朱熹十八岁贡于乡，十九岁中进士第，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秋天赴同安担任主簿时还只有二十三岁。南宋时期，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十分严重，朝廷决心予以整顿，于是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正经界运动。所谓正经界，就是勘查田亩，丈量土地，扭转隐田漏税、赋税不均的社会弊端。同安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而推行经界却在汀漳泉三州遭到了豪右势力的强烈反对。朱熹以区区同安主簿之职，不顾上司停罢经界的禁令，在县令陈元滂的支持下，自行清查版籍田税，多少收到了一定的实效。然而，随着全国各地正经界运动的由盛而衰、纷纷“中辍”，朱熹欲将经界推行到底的愿望不得不以落空或者说失败而告终。美好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往往一败涂地，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古代真正文人从政不得不面临的尴尬而悲惨的命运。推行经界不成，朱熹目睹百姓苦难，上书减免赋税，也得不到上司的半点反应。又将精力转向整顿吏治，结果更是触动了不少权贵的既得利益，遭到明里暗里的掣肘与反对。历经五年（一说三年）宦海沉浮，面对江河日下的南宋封建衰世，朱熹不得不仰天长叹，自甘退避深山。

此后几次为官，也是浮沉不已，或罢官遭贬，或主动离职，多则一年，少则一两个月。好在朱熹并不汲汲于事功，也就没有失职后的失落，而是重拾理学，以更加饱满的**与力量，寻找另外的济世途径——通过理学良方救治衰疲的社会与颓败的世风。

然而，当朱熹将自己设计的一整套理想方案付诸实践与实施时，我们发现，此时的朱熹，不禁陷入一种无法逃避的悲哀之中。

书斋里的设计，大脑中的想象，推导出的理论，不论它们多么理想多么完美，总与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一旦施行，也许会沿着理论家、学问家、设计家的相反方向运行。

朱熹由天理推导人伦，以伦理推导一切，强化宗法伦理道德：“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认为三纲五常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性、永恒性与普遍性，将其提高到形而上本体的天理高度，用来说明现实社会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使之成为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的最高准则。

我从不怀疑朱熹那崇高的道学人格，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与豪迈情怀下，为“穷理”而奋斗终生。只要一有机会，朱熹就会将他由天理而推导出的一套理论抛向社会：在近百封奏札里，他运用“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评议朝廷得失：在为官从政的日子里，也是念念不忘将其付诸实践。而换回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却适得其反。

朱熹在同安任主簿时，还兼有“学事”一职。同安地处偏远海滨，开发虽早，但文化教育一直较为落后，“民俗强悍，民风不醇”。当主簿工作受挫后，朱熹将主要精力几乎全部花在了县学教育上。那时的他尽管年轻，但已熟谙理学精髓，“其教人无非格言至论”。他行使学事职权，修建尊经阁，藏书九百多卷；在大成殿后建教思堂，向县民士子灌输封建伦理纲常。为“使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各尽其道”，朱熹不辞劳苦，几乎走遍了同安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地，都要“敦礼义，厚风俗”，不遗余力地“教化”民众，贯彻他的“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大教育口号。古代的同安县包括如今的厦门市区、厦门同安区、翔安区、龙海角尾及台湾金门县，就连当年孤悬海中的金门荒岛，朱熹也渡海登岛采风，“以礼导民”，建燕南书院，开创了金门岛“家弦户诵”文明之风。朱熹当年在同安题写的“同民安”匾额，“安乐村”题刻，“寒竹风松”“战龙松”石刻，“灵源”“太华岩”墨迹等，至今留存；一些关于朱熹的故事、传说及体现他具有先见之明的“朱文公谶”，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朱熹的形象，仍受到当地民众的景仰。

朱熹在被誉为朱子学的开宗圣地同安所进行的坚毅努力，一方面使得这里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呈现出“海滨邹鲁，文教昌明”的气象，南宋时同安出进士二十三人，明代又有文武进士一百零六人；另一方面，同安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是以朱熹理学为支撑的结果，也就是说，伴随着文明的兴盛与出现，朱熹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深入人心，严重地毒害了广大百姓，妇女受害最深，摧残尤烈。受“朱子家礼”影响，“女子出门，必蔽其面”，遮面的花头巾美其名曰“文公兜”。据有关学者考证，闽南惠安女今日出门，仍披戴头巾，就是当年同安风俗在闽南地区的传播、影响与留存。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桎梏下，一个个鲜活而美丽的生命以自戕的方式，获取所谓的烈女、贞节、节孝之名，换来一块块冰凉冷漠的节孝匾及一座座死气沉沉的贞节坊。同安县在明、清两代的节妇多达一千一百五十多人，而这仅仅是载入《同安县志》的数字，没有进入县志视野的实际人数肯定更多。“理学杀人”，并非虚言。

三十七年后，年逾六旬、思想成熟的朱熹以理学大师的身份又一次来到闽南，出任漳州知事。他采取正经界、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等措施在漳州地区开展全面变革，以图“振民革弊”。一年任期内，朱熹只在整顿学校、吏治与民风上取得了一点成功，其他方面乏善可陈。他创建紫阳书院，出版《四书集注》，提出“身修家齐，风俗严整，人心和平，万物顺治，隆及后世”的办学方针，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理学也在闽南迅速传播，并扎下根来。正因创办推行教化的紫阳书院，此后才在漳州、同安有了朱熹“紫阳过化”之说。

自朱熹在同安、漳州“过化”之后，属闽南文化圈的厦门、泉州、漳州三地的理学形成了一股风起云涌的思潮，大兴孔庙，尊孔读经，以朱熹理学为社会、人生准则，严重束缚了当地民众的生命活力与创造能量。生于泉州的明代哲学家、思想家李贽就因为受不了理学之风的压抑与摧残，不得不远走他乡，隐居湖北红安、麻城。叶落归根，是广大民众无法化解的一种内在情结，而年迈的李贽正好相反，只要一提回乡，他的心头就会生出无限反感乃至仇恨，矛头直指故乡盛行的僵化儒教与吃人理学。

在研究福建地域文化时我发现，鸦片战争后，同属福建的厦门与福州作为东南沿海五口通商的其中两个口岸，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近代福州涌现出林则徐、严复、沈葆桢、林纾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伟人、巨人与名人，而同样得风气之先的厦门却严重缺席，一个也没有。究其根源，应该说与朱熹不无关联，正是他在闽南地区如火如荼推行的封建理学，长期以来似一道无形的枷锁，压抑了当地民众的锋芒与**，束缚了他们的思想与个性，禁锢了他们的创造与活力。

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前往江西星子县，“知南康军”。除忙于办赈济、减赋税、筑江堤等政事外，仍旧不忘宣扬“道学”并付诸实践。他要求当地士民、乡邻、父老集会，教诫子弟修孝悌、行忠信、入事父兄、出事长上；他让他们推择子弟，进入他在唐代文人李渤的隐居之地复建的白鹿洞书院读经学习；他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赫然列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之中。

绍熙五年（1194年）五月，朱熹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时间虽只两个月，不仅以镇压与诱降相结合的方式平定了当地的农民起义，还干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件直接杀人事件。这本是一桩可以免却的“差事”，因朱熹人为的干预介入，也就显得格外血腥残酷。这年七月，光宗禅位，宁宗继任，朱熹得到丞相赵汝愚密报，新皇准备召他进京担任侍讲。新皇登基，一般都要大赦天下罪犯。于是，朱熹抢在大赦令颁布之前，从狱中提出十八名重犯“立斩之”。朱熹在下达立斩令时，肯定是一副怒不可遏、咬牙切齿的样子，连眼都不会眨一下，因为这些罪犯都是有悖他心中理学原则的“大恶之人”。由此，不禁想到了孔子因政见不同诛杀少正卯之事，哪怕数一数二的大儒，面对异己，骨子里也是一副不能相容的残忍。统治者定儒学于一尊，利用儒教压制诸子百家，束缚广大民众，不过是儒家精义的部分扩展与发挥罢了。

五

朱熹为官，断断续续不过七年（或九年），将理学思想付诸社会实践的范围与影响毕竟有限，所带来的悲哀还只是一种小悲哀。当统治者将朱子理学上升为封建社会的最高准则，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时，则给中华大地带来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形成了长达七百多年的民族大悲哀。

沈继祖所列罪证，有的纯属诬陷，早年的朱熹就在《孝经》上写过“不若是，非人也”的语句，父亲早死，他的生活教育，全靠寡母，对母亲也就格外孝敬。朱熹一生时间多用于讲学，生活收入主要依靠经营刻书售书，手头拮据无法让母亲吃上好米，这种情况不可能没有，但以此为据说他“不孝其亲”，就有点小题大做甚至冤哉枉哉了；而“不敬于君”“不忠于国”之类的词语，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在不择手段，无限上纲；所有罪状中，最值得抨击的就是引诱两名尼姑之事。在一妻多妾的封建社会，纳妾也属正常，朱熹夫人早逝，作为一个有着正常生理欲望的男人，与女人相处也不为过，只是这种行为与他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自相矛盾，最最关键的是不该弄错对象，去找什么尼姑。

朱熹虽然只当过四十天的经筵侍讲，但他毕竟是新皇的老师，自然不会治他的死罪。但是，宁宗还是将朱熹“伪学”打成“逆党”，共有大小五十九名官员受到牵连，列入《伪学逆党籍》中。宁宗还诏令以朱熹为首的道学伪徒“改视回听”，否则“必罚无赦”。一时间，弄得朱熹门人故交，人人自危，不少人路过其门，也害怕得不敢入内。直到朱熹死时，被斥为“伪学”的理学仍未解禁。

从小就立志做一位“圣人”的朱熹，虽在生前没有看到自己的无上显赫与尊荣，但对自己的学说及未来，似乎充满了一股强烈的自信。“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朱熹寄希望于“后来”的预言，在他死后九年就开始变为现实，那些荣耀与光环接二连三地蜂拥而至，甚至超过了他的期望与想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嘉定二年（1209年），还是那个下诏将朱熹“伪学”列入“逆党”的皇帝宁宗，突然回心转意了，下诏赐朱熹遗表恩泽，谥曰文，称“朱文公”。一年后，又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再过两年，即嘉定五年（1212年），将朱熹的著述《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国家法定的教科书。

要达到国家一统、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目的，就必须禁锢自由、统一思想，朱熹理学正好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心态，并与专制集权的历史传统、现实土壤十分吻合。随着统治者的推波助澜，朱熹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尊崇地位，闽学由一个地域性学派跃升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多次遭禁的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朱子学成为凌驾于一切学问、理论、流派之上的统一思想。自朱熹理学主宰中国思想历史的舞台之后，佛、道就再也没有还手与反击之力了，即使那些少而又少的反朱攻朱者，也出自儒学同门。在“唯此唯大”的七百多年时间长河中，朱熹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结构、伦理道德、理想人格、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并在某种程度改变了民族的心理结构与文化基因。

汉代定儒家于一尊，贬抑诸子百家，传统思想受到了严重束缚；而理学只是儒学的一个流派，朱子学又是理学中的一个分支，可以想见的是，当作为儒学流派之一的又一个分支的朱子理学上升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之时，会给华夏民族造成怎样的束缚、狭隘与短视。束缚越来越紧，道路越走越窄，识见越来越短，思想、学术、理论全给规范在朱子理学的唯一封闭通道内，对天道、自然、人生的阐释只有朱熹一人通过《四书集注》《五经》在形销骨立的科举学子笔下发出微弱的声音，道德的绝对化走向了朱熹复归人性的反面，整个民族的生命本能、创造活力、昂扬**给损耗、消磨于无形之中，人心麻木，社会停滞，民族积弱，七百多年的漫长时光也因此而变得凝固、喑哑与黑暗。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儒学缺乏深层的文化动力实现自身变革，是一种不能推动社会转换的保守意识形态，也是扼杀资本主义萌芽的祸首。儒学如是，作为分支的理学更甚。

在民族的记忆深处，理学家是那样的愚昧、迂腐、残忍，“理学杀人”的毒害与惨祸是那样剧烈，道学成了虚伪、空谈、古板、矫饰、顽冥、乖戾的代名词，一句“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的话语，道出了数百年来广大民众在理学阴影笼罩下不得不承受的辛酸、悲哀、痛苦与无奈。因此，当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自戊戌变法特别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都对封建理学予以悲愤的控诉与猛烈的抨击。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朱熹的光环逐渐消失；到了“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朱熹，朱子学被视为反动的吃人哲学，朱熹的声誉几乎跌至零点，特别是在“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评价准则下，朱熹由大圣人一变而为投降派、卖国贼，成为民族的罪人。

当我们从多维的视野出发，对朱熹进行描述、透视与评说，就会变得客观、平和而公允，他既不是笼罩着神圣光环的圣人，自然也不是罪人；“理学杀人”对民族的戕害，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朱熹思想、学说、理论的利用，不能将理学所带来的一切罪过堆砌在朱熹一人头上；就哲学思想、学术成就及授徒讲学、传播文化而言，朱熹是一个成功的哲学家、教育家，算得上一位历史伟人；随着社会的发展，朱熹理学不可避免地与现代社会产生一些矛盾与冲突，如重义轻利价值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社会本位与个性自由的矛盾，修身养性与建功立业的矛盾，人治思想与法制建设的冲突，崇古意识与开拓精神的冲突，专制思想与现代民主的冲突……这些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矛盾与冲突，都是我们应该肃清的消极因素与负面影响。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朱熹及其理学也积淀着不少可资弘扬的思想精华，如刻苦精进、自强不息、崇尚气节的人格，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气度，克己奉公、道德自律的精神，等等，都是民族的宝贵财富。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将这些文化精髓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对当下的现代化建设定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儒学及理学既不可能复兴，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全然消失。儒学两千多年对国民性的改造与塑造，理学七百多年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绝对统治，已形成一股巨大的历史潜流，仍绵延不绝地流淌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作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面对这一不得不正视的事实，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反思、扬弃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