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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逸轨的新政（第3页）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湖北民众为感念张之洞督鄂功绩，集资雕刻张之洞石像，为他专建抱冰堂（张之洞号抱冰）、风度楼（后改名奥略楼），又修张公祠，再立张公亭，并将他主持修筑的后湖长堤名为“张公堤”，将抗战前夕武昌修筑的一条马路命为“张之洞路”，不少百姓家中还供奉着张之洞的牌位……

四

学习西方实行新政，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持久深入，就会从细节到局部乃至整体发生全面变化，从技艺器械到思想层面乃至整个社会制度出现本质更新。

随着洋务运动的步步推进与深入，张之洞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甲午一战，竟然败给大清王朝向来都不放在眼里的小小岛国日本，强烈刺激使得张之洞产生了变法自强的迫切愿望。这种顺乎时代潮流的积极变化，被维新派人士视为同道。事实上，张之洞不仅赞成维新主张，还用行动予以支持——康有为成立强学会时，他慷慨解囊，主动捐银五千两，并在某些方面共同合作。

不久，强学会操之过急的改革措施便与张之洞的稳健风格发生冲突，二者开始貌合神离。随着维新派的日趋激进，梁启超大力倡言民权，猛烈攻击清廷专制统治，对洋务活动也频频发难指责，张之洞气恼之余，不禁忧心忡忡。

就本质而言，张之洞是一传统守旧之人。迫于危难的情势，在有限的空间与范围之内，他也确曾不遗余力地施行改革，但其前提是不危及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不损毁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思想，正所谓“图自强，御外侮，挽权利，存中学”也。

维新派越走越远的行为主张，不仅与其初衷发生严重分歧，更让他坐立不安的是，当初的赞同与合作，极有可能危及自身，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凭他的智慧才能，以及久经官场的老练与敏锐，他发现，当时最为关键的人物——慈禧太后，对维新派的主张与行动迟迟没有明确表态。面对慈禧太后的沉默，洞悉清廷底蕴，善于揣摩人心，“深知西太后好恶”的张之洞感到事情极为不妙，他似乎听到了阵阵咬牙切齿与磨刀霍霍的可怕声音，看到道道杀机与股股血光直逼而来。为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张之洞不得不预作防范，赶紧抽身而退，与维新派划清界限，“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慈禧一方。这不仅是张之洞的悲哀，晚清所有大臣，哪怕干臣、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不得不“好其所好，恶其所恶”，听凭慈禧太后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谁也奈何她不得。

1898年5月，张之洞不失时机地抛出洋洋洒洒四万多字的《劝学篇》，一面上呈光绪皇帝，一面在《湘学报》上连载，公开表达他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分道扬镳的鲜明态度。这既是一项自保之术，也是张之洞出乎本心的一种作为，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全然出于谋略机诈、工于心计与首鼠两端。

《劝学篇》一出，立即得到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高度肯定与重视，“谕令各省广为刊布”。在清廷的大力推导下，《劝学篇》不胫而走，十日内三易其版，前后印行多达二百余万册，后又译成英文、法文在海外出版，一时间风行海内外，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晚清风云激**，社会剧变，人才辈出，但能够真正做到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于一身的，唯有曾国藩与张之洞两人而已。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輏轩语》《书目答问》《劝学篇》等书中。仅就思想理论而言，张之洞较之曾国藩，要显得更为独到，更加系统，特别是晚期的《劝学篇》，可视为他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文化学术、教育外交等方面的思想理论之总结。对于这样一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重量级作品，在此有必要稍加阐述与介绍。

张之洞贯穿《劝学篇》之始终的主要内容与核心思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这一主张并非张之洞首倡，早期维新人士冯桂芬于三十多年前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也不是最早的实践者，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发展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开创大规模学习西方之先声；然而，张之洞却是“中体西用”的理论总结者与力行实践者。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集于一身，近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人超乎张之洞之上。因此，后人只要提及“中体西用”论，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张之洞。

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在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保守与激进之间，寻找一个相对平衡的支点。因此，“中体西用”一方面抨击守旧派抱残守缺，顽冥不化，不知变通；另一方面也指责维新派菲薄名教，一味求新求奇，不知固守之本。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的学习西方，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相比，实有所推进与发展，除技艺、器物层面外，他主张采纳若干“西政”。但他提倡的“西政”，并非西方民主政治，而是与近代工业相关的社会设施。他在《劝学篇·外篇》中对西政、西艺做出明确界定道：“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基于这种划分，张之洞的“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之举措，也仅停留在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十一条。

哪怕这些经张之洞认可而亟须采用的“西法”，一旦施行开来，他也担心会影响到“上层建筑”的层面，有损孔孟之道。于是，他在《劝学篇》中再三强调，要“保国、保教、保种”。“保种”，即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值得大力提倡；而所谓的“保国”，则是保大清，稳固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不使之动摇崩溃；“保教”，更是维护儒家孔教的至尊地位，奉“三纲五常”为圣道，“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极力排斥诸子百家，排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张之洞眼里的中学，只有儒家思想，并且局限于董仲舒以降的天道—三纲—君主制；而他理解的西学，仅包括他所理解的西政、西艺及西史（西方国家历史）三个部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其实质就是在封建专制皇权的框架与体制内，将儒家学说的一个支流视为中华文明全体，引用西方的物质器械、实用技术，作些修修补补的变革。

犹如一个裹着沉重头盔铠甲的羸弱病残之躯，竟误将盔甲视为万能之宝，以为可以抵挡刀箭枪炮的攻击，可以防止各种病菌的侵袭，可以战胜形形色色的敌人……殊不知，正是这身沉重的头盔与陈旧的铠甲，束缚了病体的痊愈，阻碍了前行的步伐。

五

以署理山西巡抚为标志，张之洞逐渐抛弃清流派的务虚空谈，过渡为地地道道的洋务派。但是，长达六年之久的清流生涯，已积淀在他的意识深处，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到关键时刻，其“清派”本色就会显露而出。比如在中法之战、中日甲午之战中，张之洞不顾敌富我贫、敌强我弱的事实，一意主战，因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发言”，也就显得格外突出，引导着相当大一部分官员、百姓的激昂情绪。而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对中国现实的日益了解，张之洞的思想，这才起了彻底性的转变。

戊戌政变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担心西人干涉，逼她归政于光绪，竟不顾一切、歇斯底里地向西方八大强国宣战，同时谕令各省督抚派兵赴京勤王。此时的张之洞，不禁十分矛盾而痛苦，疲弱的中国与其中的任何一国开战都无获胜希望，更何况要与英、俄、日、德、俄等八国联军同时开战？此举无疑以卵击石。此时的张之洞，再也不敢顺风响应，高喊抗战了。而对有恩于己的慈禧太后，哪怕心有不满，或极不情愿，他也不便，或者说不敢违逆。比如戊戌政变时慈禧废帝立储，张之洞明知不妥，先是沉默以对，后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鼓动下，决定联合上疏抗争。可折子发出不久，张之洞就开始后悔了，赶紧派人追回奏章。

就理智而言，此次他应该抗旨不遵，而感情上又难以决断，他担心别人指责他对朝廷不忠，担心慈禧太后怪罪于己。但李鸿章最早发出的抗疏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鼓舞了他，同时极力揣摩慈禧心态，觉得她出此下策，只是出于一时激愤的“妇人之见”，等到局面难以收拾之时，肯定要做出反悔之举。思虑再三，张之洞一方面以“沿江沿海，会匪本多”，一旦兵力空虚，“各省必乱”为由按兵不动；一方面派兵保护教堂与洋人；又与刘坤一共同发起“东南互保”运动，说服东南督抚参与其中，并与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签订《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使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

六年“清流”在张之洞身上留下的烙印实在是太深刻了，李鸿章甚至在给皇帝的一封奏折中也说他“为官数十年，犹不免书生之气”；而自儿时起就已融入他血肉之中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一生命的底色又无时无刻不在决定、影响着他的为人处世与言行举止。清流标榜清高讲求纯粹，见不得污点，容不得阴影，有过于理想主义的倾向。而现实世界总是贫穷与富裕、痛苦与幸福、黑暗与光明、污浊与纯洁相互并存。躲在书斋空言，可以将浪漫的情怀、理想的追求、天堂的纯洁，慷慨激昂地发挥到极致，而一旦进入现实社会，一切的一切，就会大打折扣，有时哪怕为了造福于民，也不得不采取特殊的变通手段，甚至不惜与邪恶为伍，与污浊同流，授人以柄，遭人诟病。

张之洞自任地方大吏之后，便在“清流”与“实用”两端，不断作着矛盾的撕扯与痛苦的煎熬。他曾**心迹地说道：“自官疆吏以来，已二十五年，唯在晋两年，公事较简。此外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大抵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所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

他见不得官场的污浊，声明“权贵不足畏”，可又不得不效忠慈禧，曲意奉承，哪怕那些瞧不上眼的太监，有时也得巴结巴结；他坚毅勤勉、清正廉洁，同时又具有圆滑老辣、畏葸退缩的一面；他表白自己“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其实他争的东西可多了，比如对待李鸿章，几乎事事都要与他针锋相对，其实，他的勇于任事，敢为天下先也是一种“争”；督任两广时，为筹集款项，张之洞竟开“闱姓”之赌，从中抽取捐税百万两，用于修复黄浦船坞、建造巡河炮轮、订购布机等，但开赌无疑使得两广赌风愈甚，风气愈加败坏；他在《劝学篇》中将社会变革圈定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当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严峻的现实使他深深认识到，如果再不厉行变法，比维新派更为激进的革命党起，清朝将面临皇位不保之危局，于是，张之洞又力促清廷实行君主立宪……

于是，关于张之洞的定论，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说他是反对洋务的清流派，更多的人则将他定位于后期洋务派领袖，所谓“洋务派殿军”是也；有人说他是顽固守旧之人，也有人说他是改革变法之新人；有人骂他是清政府忠实的“走狗”，更多的则说他是清王朝的掘墓人……其实，以上所言皆为事实，张之洞就是这样一位集新与旧、西与中、洋务与清流、改革与保守、开放与顽固等多重矛盾于一身的时代风云人物。他刚刚去世两天，《时报》便有一篇文章写道：“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也。”近年出版的《张之洞幕府》一书，更是相当精辟地概括道：“他的人格特征是政治上忠君，事业上趋新，文化和伦理上恋旧，趋新与恋旧的矛盾心态伴随他的一生。”

张之洞自1907年离鄂进京，武汉乃至湖北的近代化势头就开始下降了。封建人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存政兴、“人走茶凉”、人亡政息。然而，张之洞所开创的新政事业已在武汉扎下根来，虽缓慢却执着地从根本上改变这块古老、传统而板结的土地。湖北新政从经济、军事到教育的整体性改造，必然渗入上层建筑，导致湖北地区文化思想的逸轨；这种脱离传统惯性轨道的先进文化思想又反过来作用于广大社会，诱发社会各阶层的裂变；因分裂变化而出的绅士、商人、学生、官兵联合形成一股势力强大的力量，他们一致要求冲决封建专制的罗网。因此，辛亥革命的种子只有在武汉，才能找到最为适宜生存、发展的土壤。干柴遇上火苗，顿时熊熊燃烧，辛亥革命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在武汉爆发了。烈火随即席卷、蔓延开来，一时间火光冲天，燃遍全国……湖北新军在这场推翻两千多年封建皇权的斗争中充当了直接掘墓人的角色，如果没有这样一支新型的武装力量打响起义第一枪，然后以其强大的实力在张之洞的得意门生黄兴的率领下与北洋清军抗衡鏖战，革命火焰不仅难以点燃，即使燃烧，也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反动势力残酷扑灭。因此，只要提及武昌首义，提及辛亥革命的成功，人们总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地念叨张之洞几句，说他是“种瓜得豆”，事与愿违。从进入翰林院的那一天起，张之洞就开始进行着挽救清廷命运的努力，并将个人才干发挥到了一种少有的极致。比如编练新军，他的最初之意，在于抵御外侮，维护清朝统治，而实际效果则是加速清廷的覆亡。孙中山对此意味深长地说道：“以南皮（即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革命家。”武汉当时一首流行的道情曲更是风趣十足地唱道：“笑，笑，笑，笑那孤忠自矢的老香涛（张之洞字香涛），把满清的铁桶江山断送了。你为甚废绿营多把汉兵招？你为甚办铁厂多把洋枪造？你为甚停科举打破读书牢？你为甚兴学堂聘请洋人教？只弄得晨钟暮鼓连城动，美雨欧风匝地高，种下了革命根苗。”

湖北新军能够立下颠覆清王朝的不朽功勋，实与张之洞的“清流”人格密不可分。张之洞为官一方，从不培植党羽。他训练军队，也从未想过要将其练成一支属于私人的“张家军”，从而拥兵自重。他在山西即开始筹办练军，在广州建广胜军，在两江编自强军，在湖北练新军，全是人一离任，军权即行拱手交出，这也是他与近代其他军阀的本质区别，衬托出他的高风亮节。此外，他对新军中的革命思想也未加严格限制，于会党成员也未大肆搜捕镇压，只要你不闹腾得那么过分，他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那些“露出马脚”的革命党人，一般开除了事，并不严加深究。哪怕镇压威胁清廷统治的“自立军”，“挥泪”杀掉曾是他两湖书院学生的首领唐才常，也没有扩大范围，只是遏住势头，尽可能地做到“内部消化处理”。

其实，哪怕他曾经有过的失误，其中也蕴含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与教训，于今天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而言，是一笔不可小觑的宝贵财富。

张之洞在创建、开办汉阳铁厂时，以长官意志瞎指挥，严重违反经济规律与经营法则。比如在没有对湖北地区的煤、铁资源进行勘定、检验的情况下，以为“中国之大，何所不有”，便想当然地订购贝色麻炼钢炉。等到钢炉运到，发现大冶铁矿的矿石含量并不适用，只得重购相应的炼钢新炉。炼钢得有大量煤炭供应作保证，张之洞派人四处勘探，几经周折，选定大冶王三石与江夏马鞍山两处投资开掘。结果大冶王三石挖出大水，只好停工；而马鞍山生产的煤含硫黄过多，不适于炼焦之用，且产量也十分有限；最后只好购买距离甚远的开平之煤，甚至从英、德等西方国家进口焦炭。汉阳铁厂在选址上，按常规应选在与原料产地大冶铁矿毗邻的黄石石灰窑一带。张之洞为便于控制，竟将铁厂厂址选在汉阳龟山脚下。不少外籍专家直言相劝，张之洞不禁大动肝火，依然固执己见，我行我素，使得炼钢成本大增，仅运费一项就不知要白白浪费多少。在管理方面，汉阳铁厂也是弊病丛生，漏洞百出。工厂犹如衙门，裙带之风盛行，冗员充斥，办事相互推诿，效率极其低下。最为可恨的是这些对近代化工厂管理一窍不通的官员，却能“无师自通”地承袭传统陋习中饱私囊。据有关资料记载，汉阳铁厂官办期间共计耗费白银五百六十多万两，而真正用于生产的只二百多万两。也就是说，大部分投资都被这些蛀虫们给贪污了。因此，汉阳铁厂只要开工生产，每天都得亏本：“如每日冶炉化出生铁一百吨，将亏本银两千两，是冶炉多煽一日，即多亏本一日。”后来实在难以为继，张之洞才极不情愿地“拱手相让”，将汉阳铁厂交给盛宣怀，改官办为官督商办。两年后汉冶萍公司成立，督办名义完全取消，汉阳铁厂成为纯粹的商办企业……

张之洞在临终前不久，还有意无意间做了一件蛀空清廷、影响中国近代势力格局的大事。

光绪、慈禧先后撒手归西，清廷大权落入摄政王载沣之手。因为昔日的多重积怨，载沣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杀掉袁世凯。张之洞力陈载沣与隆裕太后不可：“主幼时危，未可遽戮大臣，动摇社稷。可否罢斥驱逐出京？”加之载沣担心袁世凯训练的北洋军队闹事，外国列强干涉，汉族官员惶恐自危，最终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以“回籍养疴”为名，罢黜出京，放归河南。如果没有张之洞的极力劝阻，一个袁世凯，杀了就杀了，也不至于因此而掀起什么“滔天巨浪”。那么日后就不会有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更不会有他的“八十三天皇帝梦”，一部中国近代史，可真的就要重新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