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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少年中国的呼唤者（第2页）

此后的事实表明，梁启超并没有辜负国人对他的殷殷期盼与热切瞩望。特别是在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公然帝制自为期间，无论是作为反对帝制的精神领袖，还是作为护国战争的实际主帅，梁启超对推翻洪宪帝制，都起到了无可更替的关键性作用。

归国后的梁启超很快就投身到政治漩涡中心。为将民国纳入他所欣赏并为之追求的两党政治格局，一段时间，他对政党政治乐此不疲。1913年2月24日，梁启超正式加入共和党。为与国民党抗衡，又组织策划将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一，力促进步党成立。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之初，就连梁启超也受到怀疑，被列为“刺宋之人”的“第二候补者”。其实，梁启超与宋教仁虽然所持政见不同，但他们惺惺相惜，都十分推崇英美式的两党制，一上台执政，一在野监督，互为一体，两者不可分割。宋教仁曾专程密访康有为，对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两人相互勉励。宋教仁说，你若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也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当即表示，一旦国民党执政，进步党愿以在野党身份在议会内进行监督。因此，被梁启超视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的宋教仁被刺，他不禁哀愤不已，对卑鄙无耻的暗杀行径撰文予以猛烈抨击：“歼此良人，实殆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梁启超的目光与视野显然高人一着，已明确预见到宋教仁被刺，将对国家与民族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与损失。

随着兴师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乘机扩大势力，扩张权力。梁启超环顾国内，觉得无人能与袁世凯相匹敌，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决定抛却前嫌，与“中国第一强人”袁世凯合作，拥护袁氏的开明专制统治。正如他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所言：“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梁启超的目的，欲通过自己的意志与努力，感化、影响袁世凯，促使他由开明专制走上立宪政体的轨道。他一再强调说：“开明专制者，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于是，进步党与袁系力量联手组建政权，成立了以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的内阁。因司法部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謇以及熊希龄本人都是全国闻名的社会名流，所以熊希龄内阁又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以其声望、经验与才干，成为这一内阁的骨干乃至灵魂。

然而，梁启超的希望很快就被无情的事实击成碎片，化为泡影。袁世凯以军警为工具，胁迫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此后，又在专制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公然下令解散国会，踢开“第一流人才内阁”，废除曾经指天发誓遵守的《临时约法》，取消责任内阁制，下令撤销国务院，恢复清廷的大部分官场仪式，恢复文武官员的封建称谓，恢复祀天祭典，以复古运动为先导，将总统终身制引向帝制复辟的不归路。

由满怀期待到彻底失望，一旦袁世凯的称帝企图日渐显露，梁启超担心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赶紧背袁而去。鉴于梁启超的特殊地位及影响，袁世凯自然是百般劝慰、极力挽留，希望继续为他装点门面、迷惑他人。辞职不准，梁启超只有改请长假，但袁世凯只准假半月。无奈之下，便以“专事著述”为名，坚请辞职。袁世凯见梁启超去意已决，强留无益，只好准辞。

1915年初，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日益频繁，梁启超成为拉拢的重点对象，希望他在变更国体上投赞成票。梁启超“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来往于广东上海间”。在离津南下之前，为了民族与国家的未来，也为他们曾经有过的私人情谊，梁启超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劝其赶紧回头，不要称帝自为。他在信中写道：“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言辞之真诚恳切，真可谓“临书恻怆，墨与泪俱”。而袁世凯的回报，则是派出凶手，“各挟爆弹”，欲暗杀除掉之而后快。为阻止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梁启超不顾个人安顾，又与袁世凯的心腹爱将冯国璋一同北上力劝。当袁世凯一意孤行，复辟活动公开化之后，梁启超不得不发挥自己的特长，舞动一支生花妙笔，亮出“利剑”，写下传诵一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批驳杨度等筹安会成员及美国人古德诺鼓吹帝制的观点，向全国人民鲜明地表达自己反对帝制的坚决态度。还在文章发表之前，袁世凯已有所闻，派人送上二十万元巨款，请求文章不要发表。梁启超自然不会为金钱所动。袁世凯又派人威胁不已，只因他深居天津租界，才免遭毒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大中华》杂志率先发表，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之语，很快就被京津各报相继转载，举国震动，成为护国讨袁战争的一首亮丽序曲。

袁世凯的称帝行为一旦暴露、公开，自然引起国内外仁人志士的强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更是紧锣密鼓地开展武力讨袁，1915年12月5日，革命党人在上海发动“肇和之役”，结果以轰轰烈烈为开始，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就连实力雄厚的革命党人也惨遭失败，其他各反对派更是无力阻袁、反袁。于是，袁世凯加快了称帝的步伐，准备于1916年元旦举行皇位登极大典。

然而，袁世凯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另一支潜在而强大的反对力量正在密谋中形成。梁启超与蔡锷、汤睿等四人在天津商议对策，觉得旧国民党人逃亡海外，国内的许多军人、文人又被袁世凯收买，如果不将讨袁的责任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要完了。蔡锷更是怒不可遏地说道：“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梁启超由“联袁拥袁”，到“离袁劝袁”，最后不得不“反袁讨袁”，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政治时期也由此而拉开帷幕。

于是，就有了蔡锷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由北京秘密逃至天津，又经上海东渡日本，转道台湾、香港、越南海防，然后乘滇越火车进入云南。梁启超则由天津入住上海租界，一方面遥控云南局势，一方面获取北京信息，同时争取南京冯国璋的支持。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向全国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袁护国战争开始了。在此期间，梁启超先后寄达蔡锷书信五封，于政治斗争、军事方略、财政收入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方案，对护国战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在护国军进行艰苦的浴血苦战之时，原来答应举义响应的广西都督陆荣廷坐视观望，迟迟不肯行动。广西不独立起兵反袁，护国军就无法按照原定的计划，通过广西进取湖南、江西，会师武昌，同时也难下广东，打开海外援助的必经之道。梁启超急得不行，赶紧给并不认识的陆荣廷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分析形势，晓以大义，并默许他可出偏师东下广东扩大地盘。梁启超的书信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陆荣廷派代表到上海与梁启超相商，并说只要梁启超动身前往广西，他将马上举兵反袁。梁启超闻言，毫不犹豫地决定冒险赴桂，助陆独立。他在给女儿的书信中写道：“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且全国国命所托，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他取道香港，偷渡越南，忍着病痛，又由越南海防、河内、谆山，经镇南关进入广西，抵达南宁。令梁启超感到快慰的是，还在赴桂途中，陆荣廷就已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困窘的反袁局势立时扭转，实为护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大关键与转折。

四

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反袁护国形势，袁世凯于军事失利、外交失败、内部失和的无奈中，不得不于1916年3月23日下令取消帝制。他的目的，只想缓和局势，摆脱危机，并不想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仍居大总统高位不肯下台。

为团结南方各派反袁力量，1916年5月8日，作为南方统一政府的护国军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超出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总理一切政务。按最初设想，“盖袁氏既已叛国，失去大总统资格，依约法当由黎公（黎元洪）继任也”。因此，护国军政府连续发布宣言、布告、电报，非去袁不可。梁启超更明确指出：“袁氏一日在位，中国一日不宁。袁氏朝退，兵祸夕解。”

护国军军务院作为南方各派势力的联合体，可谓兼容并蓄，既包括了革命党人、进步党人，也容纳了唐继尧、陆荣廷、龙济光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各派表面统一，但实际上仍我行我素，都在为本派利益明争暗斗不已。梁启超不得不在各派势力间苦力周旋，尽可能地将他们撮合成一个相对紧密的团体，在以武力迫袁退位的同时，准备与北方代表进行和谈。5月20日，梁启超抵达上海，为探知冯国璋在袁世凯去留问题上的态度及寻求外援。5月30日，当他得知父亲已于3月14日逝世的消息后，当即向护国军军政府提出辞呈。梁启超一去，南北和谈受到影响，也给此后张勋复辟造成了一定的可乘之机。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消息传出，在上海居丧的梁启超于次日连发数电，分致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及各独立省都督总司令，促请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在众人的一致拥戴下就任大总统后，梁启超又致电黎元洪，希望他委任段祺瑞组织新内阁。6月29日，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组织新内阁后，采取了一些肃清帝制影响的举措，如惩办祸首，裁撤帝制机关，废止将军、巡按等旧称谓，解除报禁等。不久，护国军军务院也在梁启超的力主下解散，国会召开，旧国会恢复。

从上我们看出，在护国讨袁战争中，梁启超起到了统领各方的核心作用。如果说创建民国为革命党首功，那么再造共和之首功，则非梁启超莫属。一介书生，竟担负起左右捭阖、纵横驰骋的重任，且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不朽使命，功勋永难磨灭。

也正是在护国讨袁战争中，梁启超终于与老师康有为撕破脸皮，双方站在相互反对的立场上，公开决裂断交。

梁启超反袁，康有为也反袁，但师生俩反袁的立足点不一。梁启超反袁是为了恢复共和，而康有为之所以反袁，则是因为袁世凯悖逆了大清正统，其目的还是维护封建帝制，只不过帝制下的对象不同而已。

1916年3月，梁启超应陆荣廷之邀偷偷潜入广西之前，出于礼节，派同为康有为门生的汤睿辞行。康有为对梁启超的反袁行为表示赞许，却“正色大声疾呼”，提出复辟清室的要求。声言如果不从，便成敌人与对手。袁世凯于3月23日被迫取消帝制，康有为则于4月4日在《上海周报》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一文，公开为清廷复辟摇旗呐喊，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梁启超忍无可忍，终于拿起笔来打破沉默，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辟复辟论》，以含讥带讽的笔调，对康有为的复辟主张予以严厉抨击：“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又起草反复辟通电：“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罪状与袁贼同，讨之与袁贼等！”

本想脱离政治，读书做学问的梁启超再也坐不住了，不觉拍案而起，再次卷入政治漩涡。他一面撰文发表反复辟通电，一面进入段祺瑞军组织的讨逆军中赞画戎机、出谋划策。

没想到辫子军实在不堪一击，仅仅四天时间，就在段军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一场上演了十二天的复辟闹剧就此匆匆收场，溥仪不得不再次宣布退位，张勋逃往荷兰使馆，康有为只好又将自己装扮成一名老农逃往美国使馆。

梁启超在《反对复辟电》中半点不留情面，将康有为批驳得体无完肤：“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毫无所知。”“武夫”指张勋，“书生”自然是康有为了。有人说他半点不给老师面子，不留丝毫余地，梁启超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康有为哪里受得了“大言不惭之书生”这样的指斥？加之他因附逆遭通缉之日，正是梁启超被任命为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之时。因此，于复辟之失败，康有为不仅不反省，反将一肚子怨气全部发泄在梁启超身上，捶胸顿足，伤心落泪，写诗大骂不已：“鸱鸮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他说梁启超忘恩负义，违背伦常，连禽兽都不如。从此以后，康有为对梁启超简直恨之入骨，凡梁启超赞成的，他必反对；凡梁启超反对的，他则极力赞同；康梁一体被撕成隔离的两半，大有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之势。

但梁启超对康有为仍执弟子礼，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师弟自师弟，政治归政治，是不同的两码事。经刘海粟等人一番积极斡旋，师徒俩紧张的交恶关系多少有所缓解。日后梁启超专程赴上海看望，向老师连叩几个响头以示赔理谢罪，而缺少气量、固执己见的康有为却难以释怀，将他晾在一边不愿理睬。梁启超倍感尴尬，交谈不到一分钟，便匆匆告辞而出。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去世，梁启超又亲往吊唁。

尽管如此，梁启超还是念念不忘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亲密无间的师生情谊。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隆重庆贺七十寿诞，梁启超因事不能前往，便写了寿文、寿联托人送去。他将《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亲手书于八幅寿屏之上，对康有为颂扬备至，认为“戊戌以后之新中国，惟先生实手辟之”。寿联则对康有为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欣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联中暗将康师比作孔子，深合常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之心。于是，对这个常跟自己过不去而被他称作“梁贼启超”的忤逆弟子，康有为脸上终于露出了几分满意的微笑。

梁启超忘不了自己的学术、政治之基，实始于老师康有为，他要报答他的恩情。然而，正如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五

梁启超素以善于吸收、因时而变著称，这既是他的长处，也最为人所诟病。他自己也承认是一个“流质善变”的人，并说自己“太无成见”。颇有意味的是，作为老师的康有为却又“太有成见”，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所以故步自封、顽冥不化。梁启超常“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他的不断变化，既有前进，也有退步，呈出一条略带回环的曲线。总的来说，是以上升的趋势顺应潮流、趁势而变、因时而行。最令人称道与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之变，不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与个人好恶的变色龙似的小人之变，而是基于民族的进步、大众的福祉，站在时代前沿，凭着个人的赤诚与良心，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的内在召唤，承担一个本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道义、责任与担当，追求真理与正义，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以梁启超只有公仇，没有私仇；只有公敌，没有私敌；他既不盲从，也不谄媚，更不屈服；他是近代史上最无私心之人，既不追名逐利，也不擅权渔色，一辈子活得光明磊落、坦**无畏。

在中国近代重量级人物中，我心中最为服膺敬佩者，当数梁启超。原因就在于他的多变与善变，为了真理与进步不惜解剖自己、否定自己，于天真中透出成熟，**中蕴含深刻，超脱中见出执着，永远保持着一份独有的冷静与清醒，吸收世界先进文明营养，站在时代潮流前列，与历史同步。

有人做过统计，梁启超一生约有十变（也有七变、八变、十二变之说）。舍科举旧学，倡导变法维新，为第一变；由改良渐趋革命，为第二变；游新大陆后，由赞同民主共和一退为拥护君主立宪，再退为倡导“开明专制”，此其第三变；面对清廷“皇族内阁”假立宪的行径，为革命派前赴后继的起义暴动所感染，认为革命比改良更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是其第四变；从倒袁转向附袁，又由附袁起而反袁，为第六变、第七变；而第八变，则与乃师康有为彻底反目，参与**平张勋的拥清复辟；第九变，弃政从学，孜孜于著述与教育；最后一变，与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近代启蒙思想家殊途同归，由传播倡导西学，复归儒家哲学，鼓吹“东方文明”。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梁启超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富强迟迟没有出现。于军阀混战的满目疮痍中，他仍苦苦地思考着、探求着。为寻求未来中国的光明发展之路，1918年底，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七人，以“欧洲考察团”名义赴欧游历。在一年的时间里，梁启超等人先后考察了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输家不用说是绞尽脂膏，便赢家也自变成枯腊”。面对元气大伤的欧洲，梁启超觉得西方的物质文明，“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科学万能”的梦幻破灭了。于深沉的反思中，梁启超感到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自由民主、代议政治等西方精神文明，大有摇摇欲坠之势。于是，孔孟之学在他心中开始慢慢复活。欧游归来，梁启超创作了《欧游心影录》，认为诞生于西方文明中的许多学问、方法、途径并不适于中国，比如社会主义就是。当然，他也不是一味地妄自尊大、否定西学，而是提出了“化合”新文明、重建“新文化体系”的构想，具体分四步操作进行：“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来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这种构想，与康有为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做出回应而创作《大同书》颇多类似，只是梁启超未能向深处开掘，撰写理论性、系统性的著述。

梁启超息影政治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主要时间与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方面，留下了《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极具价值的学术专著，他也因此而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教育方面，他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长期讲学，还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说，仅1922年4月1日至1923年1月13日的大半年时间里，就为全国各地学校、团体先后公开演讲五十余次。其次数之多，听众之广，题材之博，在中国近代学术演讲史上首屈一指。

梁启超兴趣广泛、能力超群、求通求达、求新求异，在革命与专制、中学与西学、开明与保守、民主与封建之间变化、矛盾、徘徊不已。但是，他一生也有诸多不变之处——对社会、对人生始终抱有强烈的改造欲望，时刻葆有刚强的毅力与旺盛的**，其爱国之心、立宪之志、新民之道更是持久不变！正如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所言：“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

精力充沛、正当盛年的梁启超本可为这个世界做出更多贡献，留下更多财富，然而，平素不善保养的他积劳成疾，小便带血，身患肾病。本非不治之症，结果碰上了一场偶然而倒霉的医疗事故，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年仅五十六岁。

梁启超的壮年早逝在当时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诸多猜测，直到1970年，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因病入住父亲病逝的协和医院，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获知父亲病逝真相：1926年3月，梁启超便血腰疼前往协和医院求医。医院以最好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为其查验，经X光透视表明，左肾有一处黑斑，患有肾结核，需切除治疗。结果在手术时，值班护士用碘在梁启超的肚皮上标错了地方，而主刀医生却没有仔细核对挂在一旁的X光片，竟将好端端的右肾给割除了。手术后，梁启超的病肾仍留体内，便血不止；而好肾又已割除，因此身体逐渐衰弱，病情恶化日甚一日，终至一病不起，自称可活八十岁的他就此溘然长逝。协和医院出现如此重大医疗事故，自然难辞其咎。他们虽然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悲剧性的错误，但梁启超作为一代影响巨大的思想文化巨擘，内情一旦公布，协和医院的声誉极有可能一落千丈，遂将事实真相作为“最高机密”归档，长期隐瞒。后来医学教学讲授如何通过X片辨别左右肾脏，举出梁启超这一病例，遮蔽了几十年的“最高机密”才大白于天下。而此前有关梁启超的资料、传记等，在述及此次手术时，因割除的是右肾，大多记述，也是说右肾长了一个瘤子，经手术割除，而病情却未好转云云。

借西方文明之火，以传统文化为薪，锻铸新型国民，像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梁启超人生之始终。他的毕生成就，既在学术、事功，更在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呼唤新国民。他认为中国乃“少年中国”，他自己也是“少年中国之少年”。他历来主张欲革新国家，必先革新国民的精神和思想。开展国民运动，最重要的就是塑造“现代青年”：“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你的自由意志。”他至死都在进行着启蒙广大民众的努力，号召国民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开辟新中国，建设新世界。梁漱溟曾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写道：“当任公（梁启超之号）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到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通，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惠及当时一代人，而是长期持续着，施及今天乃至未来。

记得笔者十八岁那年读师范时，初见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一下子就被他那汪洋恣肆、辽阔奔放、**的**与生动形象、诗意盎然、绚烂多姿的文字所吸引，不知不觉地深陷其中，直至花了几个早晨的工夫将全文背下，才觉得完成了一桩重大任务似的心有所安。尽管篇幅有限，我还是忍不住将《少年中国说》的最后一段抄录下来，作为本文结尾，与读者诸君共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唯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唯我少年享之……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