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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思想家的火光（第2页）

武夷三先生对朱熹的教育，我以为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为他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知识体系，除儒学外，并不排斥其他学说与学派，而是敞开胸怀，大胆吸纳，主动接收，为我所用。朱熹自从结识道谦禅师后，又开始访禅问学，出入佛老，花了十多年时间，直接从佛经道书和禅师那里吸取知识营养。禅学与理学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在他胸间激**、消长、交融，终于把他推上了心学之路——以心观心，以心会理，吾圣合一。

然而，从小就打上了儒家入世精神的朱熹，不可能完全彻底地遁入佛老之学，无法练就一副超然物外、超凡脱俗的仙风禅骨，因此，后来逃离佛禅，归返儒宗，也就在所难免。然而，朱熹对佛老之学的长期浸润与钻研，使得他变得丰富而博大。如果没有对佛学的执着与痴迷，没有出入其间的深刻体会，他所构建的理学体系，将缺少一股原初的鲜活力量，缺少极有分量的佛老组成部分。

朱熹从事学问之路，乍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而内心却经历了一条漫长的炼狱之路。自师从武夷三先生及道谦禅师后，又以“而立之年”恭执弟子之礼，拜理学家李侗为师，开始了经学、理学的构思与孕育，由“以心会理”到“即事穷理”。李侗死后，朱熹除失师之痛外，更是陷入欲求学问之突破与出路而不得的彷徨与苦闷。经过长达六年的探索，在声色俱厉的挞伐佛老之学中，他终于挣脱了蚕茧的束缚，完成了逃禅归儒，由“主悟”到“主静”，再到“主敬”的艰难历程。

朱熹学术体系形成之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可资论敌攻击的漏洞与把柄。朱熹闽学的成熟与练达，是不断辩论、不断切磋、不断探讨、不断充实的结晶。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论争，便是对张栻湖湘学的清算，在长达四年的辩论中，他由致力于修养方法、认识方法的探讨，转向本体论及宇宙观的哲学层面，使得朱熹理学体系得以基本确立。而后，又有与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等人的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观音寺之会、白鹿洞之会、浙东角逐，不同学术流派间的相互探讨、交流、论争乃至批判，促成了朱熹主要著述《四书集注》《近思录》（与吕祖谦共同编辑）的完成，其理学体系也日臻完善。

令朱熹没有想到的是，在论辩与说理的风雨中成长、成熟的朱子学说，会在七百多年后遭受一场不容置喙的猛烈抨击。那暴风骤雨、电闪雷鸣的阵势，若是当年的他亲眼得见、亲身经历，恐怕不仅不能激发灵感，完善学说，反而会在人格的侮辱与学问的践踏中失去继续存活的理由、勇气与信心。

三

简略地叙述了朱熹的人生经历及学说的形成过程，现在该说说他所创立的理学内涵了。

朱子理学博大而精深、理性而思辨，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即使道明，也显得抽象而枯燥，给普通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障碍。然而，朱熹人生精华、伟大成就与显赫地位的落脚点，就在于他那兼收并蓄又卓然独创的朱子学说，因此，对其历史渊源、发展衍化、主要内涵，我不得不进行一番梳理与概述。

当孔子以增删、编订、整理经书为手段，将具有宗教性质的原始儒学改造为积极入世的世俗儒学后，又由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定于一尊。从此，儒学从诸子百家中一跃而成为一枝独秀的显学，占据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由原初的宗教儒学到孔子的世俗儒学，再到董仲舒的政治儒教，儒学发展停滞，故步自封，日益僵化。当佛教传入中国，盛行于隋唐后，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主导地位受到动摇，逐渐走向式微与衰落。理学又称道学，是儒学的继承与发展，是“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理学家们的努力，就是给传统儒学注入新的内容与活力，挽回伦常扫地的衰颓世风。如果说道教是回应佛教，并以佛教作为参照模拟系统而创立的一种本土宗教，那么理学也是在佛教的刺激下，吸收某些佛教思想而对传统儒学所进行的一种改造。

通过朱熹的求学经历，可知早在他建立庞大而严谨的朱子学体系之前，理学就已形成并广为传播。所谓理学，是在宋代产生发展，以抽象性、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学术思潮。理学萌芽于北宋时期，周敦颐融佛道于儒学，成为理学最初的创始人之一。只有当张载完成《正蒙》一书后，传统儒学这才真正称得上有力地回应了“佛教思想的挑战”。《正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罕见的专讲哲理的著述，张载以传统的经验主义方法，对存在进行了系统论的探索。后起的二程，也就是程颢、程颐兄弟曾师从周敦颐，程颢撇开佛教中的信仰主义，尽可能地将其纳入儒学轨道，使得传统儒学发生变异，具有了哲学抽象的规范化与原则化成分。弟弟程颐继续兄长的探索，认为心就是性，性就是理，理就是道，形成了较为粗疏的天理论。

二程为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学说也称洛学，当时的影响，仅仅局限于中原一带。而朱熹诞生时，理学已在福建，特别是闽北有了广阔的“市场”。这主要归功于一批过渡性人物的传播与弘扬，后人常常提及的闽学先驱主要有三人——将乐人杨时、沙县人罗从彦、延平人李侗，因他们的出生地皆属当时的福建南剑州，也就有了“南剑三先生”之称。三人中最早携理学入闽的开创性人物为杨时，据说他在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学成辞归，老师出门相送，不由得说道：“吾道南矣。”程颢说出这么一句带有预言性且常被引用的话来，说明他的确具有哲人睿智的穿透性目光。中原长期都是专制正统控制最严、浸染最深的地盘，理学一时难以立足，而福建在唐以前还属化外之地，进入宋代，福建士子虽在多次科举考试中有着出色表现，但就整体而言，文化的深度与广度与中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程颢对自己创立的学问经由弟子在福建的传播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与此同时，金兵日益紧逼，北宋积贫积弱，中原眼看就要沦为敌土，文明的重心将发生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南移，那时的福建，传统文明与新的学说融会一体，可以预见的是，将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滚滚洪流。

作为程颢的得意门生，杨时回到故乡闽北，到他八十三岁高龄辞世之时，长期收徒讲学，门生达千余之众，被后世誉为闽学鼻祖，罗从彦、朱松、刘勉之、李侗等人都是他的得意门生。朱熹正是站在这些前辈的肩膀上，以恢宏的气势、超拔的气概、包容的大度，构建了朱子学说，丰富、完善、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福建理学，即闽学。其实，与朱熹闽学多次论辩的陆九渊心学、张栻湖湘学以及吕祖谦的婺学等，都属理学流派，只是不同的分支罢了。

朱熹闽学不仅继承了二程洛学，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也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总结，集诸儒之大成，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创新，被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中称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具体而言，朱熹的闽学，以传统儒学的伦理为本位，有效地吸收佛、道文化优长，去除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不相吻合的宗教成分，将儒学道统体系化、儒家思想哲理化、儒家经学义理化、儒家学说大众化，融儒、道、佛三教于一体，构筑起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新儒家理论思想体系。

在此，我们不得不强调的是，朱熹剔除佛道中的宗教成分，并不是真正地废除宗教。他反对宗教中的形式与仪式，反对宗教的社会化，却吸收了佛教与道教中的禁欲主义与虔诚精神，将社会宗教化，建立起一种以理学为核心标准的准宗教或新宗教。

若论早期理学家的最高哲学范畴，周敦颐的是“太极”，张载的名“太虚”，程颢、程颐的称“理”，又叫“天理”。作为二程洛学的四传弟子，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则直接借用了他们的理，他将理又名为道、太极、天理；理之下，便是阴阳，也称气；由于气的不断运动变化，所以形成了人间生生不息、丰富多彩而又千差万别的现象世界。由理下推为气到万物，上推则为万物—气—理，由此构成了朱熹哲学体系的内在联系模式。他认为理是独一无二、寂然不动的，是万物的本原与法则，是先在的超感觉、超时空的绝对，是伦理道德的准则，是一个纯然绝对、远离尘世、洁净广阔的世界，理借气而存在，因万物而展开。

为使理—气—物—理的内在逻辑结构在整体上达到贯通圆融的效果，朱熹提出了“理一分殊”“理之流行”“太极动静”“道之流通”等理论与命题，其中的“理一分殊”实为朱子学说之骨架。

朱熹曾对“理一分殊”阐释道：“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现实存在的分殊现象，就是理，就是本质。万物的存在就是现象，现象本身就是理，理是一切现象的总和，正所谓“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对此，朱熹进一步解释道：“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用之不一……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具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若用现代哲学观点对“理一分殊”进行解释，那就是理是人的意识，自我意识渗透于存在之中，存在的现象是多维多层的，理也只有在这林林总总的存在现象中得以体现。

有了“理一分殊”，自自然然就引出了朱熹的方法论——“即物穷理，格物致知”。万物无不折射天理，通过对物质的剖析、理解，即可获得渊博的知识及对世界的正确认识。“格物是物物上穷其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零的说，致知是全体说。”然后，再过渡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巨人，朱熹学说博大而精深，除独特的哲学思想外，还有政治学、心性论、道德论、伦理学、经济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自然科学思想、美学观、历史观，等等。这些学说、思想、观点全部围绕理—气—物—理的哲学逻辑结构展开，比如具有理的性为“天命之性”，理与气相杂的性叫“气质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也即理与气的关系，构成了朱熹的心性论；理是没有“物欲”的“道心”，气是具有“物欲”的“人心”，由此形成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论；夏商周三代，天理流行，属王道政治，此后则“人欲横行”，谓霸道政治，王霸之辩构成了朱熹的历史观……

只要我们理解朱子学的基本特征是将伦理上升、超拔为本体的高度以重建人的哲学，理解了朱熹哲学思想中“理—气—物—理”的内在逻辑结构，“理一分殊”的核心骨架，“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于朱熹理学就可勾勒出一个较为明晰的轮廓，窥一斑而见全豹。

四

当朱熹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眼前时，他是一个伟大的巨人。

他悠游于山水之间隐居沉思，苦苦经营、构建自己的理学大厦，所达到的深度、广度，在中国古代思想上无人能出其右；其著述之多，门类之广，不仅在古代学人中首屈一指，即使后人也无法望其项背，他的著作主要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通鉴纲目》等七十多部，四百六十多卷。朱子理学为传统儒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使得儒学在与佛、道的竞争中日渐占据上风，由衰疲的低谷回复到原先的主宰地位。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朱子学的创新，他那严谨的逻辑、深刻的理论及对认识论的发展，使得中国哲学的思辨水平及思维能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朱熹经常运用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义理思维、象数思维、辩证思维、整体思维、类推思维，对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理想人格、理想社会的追求，以道义为标准的价值取向及“中为贵”“和为贵”的原则标准，积淀在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他排除宗教神学倡导人文精神，控制感情注重理性自觉，强调道德修养与道德自律，去私欲重责任，这些都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教育家的朱熹，也是成就卓著，声名远播。

他授徒讲学，足迹遍及福建、江西、安徽、湖南、浙江等地，特别是留在庐山白鹿洞书院与长沙岳麓书院的坚毅身影与自信声音，仿佛穿越了漫漫时空，影响至今。无论外出讲学，还是为官从政，也不论走出多远，时间多久，朱熹最后总得归返武夷山，只有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大本营”。陶醉在绵延起伏的青山与碧波**漾的绿水间，朱熹可以忘却一切荣辱，可以在沉思冥想中与自然融为一体，可以回归本真达到圆融无碍的天人合一，可以尽情地发挥、宣讲、传授自己的心得学说，通过无数弟子的传播，将日渐完善的朱子学说如种子般撒向中华大地……

在武夷山灵动的山水间，我见到了一个自然率性的朱熹。

武夷山誉为道南理窟，实乃名不虚传。先于朱熹的闽北理学家在此点燃了薪火，经由朱熹的发展、完善，构建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完整体系。为使学说发扬光大，朱熹广收门徒，聚众授课，他在闽北的讲学基地主要有三处，按所建顺序，分别为建阳寒泉精舍、崇安武夷精舍及建阳考亭。那些冲着真理而来的八方学子，有姓名可考者五百一十一人，著作问世者六十八人，仅武夷精舍培养的著名学者就有四十三人。正是这些门生的努力，使得朱子学说传遍福建，成为名副其实的闽学，然后又由一门地域性学说上升为具有广泛性的显学，超越于其他所有学说之上，主宰中国思想、学术地位长达七百多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