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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1937年底,小余琦和母亲回到武汉了。汉口花楼街前街,有一些余家的房产。余家虽然家大业大,但人口众多。从南京回来以后,小余琦和母亲临时住在一间要从别人窗子后面绕过去的小屋里。余琦的父亲余俊豪是余家的长门长孙,而且在外做官。所以,一个湖南商人一搬走,余家人就让母女俩搬进了刚刚腾出的一栋洋房里,住最大的一个房间,楼上楼下宽敞明亮。

余家在汉口经营陶瓷生意,在汉正街有货仓。余夫人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住,因为她离开南京时,与余俊豪约定的见面地点,就在这花楼街前街。所以,她没有回海河城老家,坚持在这里一边带小余琦,一边等待夫君的来信。

余家的陶瓷生意,余夫人自然是帮不上忙。但生意场上的人,消息往往是比较灵通的。每天,小余琦的叔叔们,以及店里的伙计,多少能给她带来一些外面的消息。果然,她们刚住下不久,她就收到了丈夫的第一封来信。

余俊豪在信中告诉她:南京一别,他一直牵挂着母女俩,无奈没有时间写信。但是,他十分想念她和女儿,担心她们的安危。希望她们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等他完成任务,在武汉重逢。

丈夫余俊豪在信中还说:因为他无法收信,所以,她也不用回信,只要安心在武汉待着就好。但只要自己有空闲时间,就会给她来信,告知自己的消息。

这封信,小余琦的母亲接连看了三遍,丈夫的牵挂,温暖着她的心。过了几天,思夫心切的她,又把信拿出来看了一遍。在这里,除了带孩子,她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对她来讲,读信就是一种感情生活。

新年的冬天,接连下了好几场雪,天气异乎寻常地寒冷。第一次和丈夫分开这么久的余夫人,感到日子特别难熬,心里总是忐忑不安。下雪的日子,小余琦只能跟着母亲龟缩在家里。

因北方战乱,涌入武汉市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有人上门打听租房。而余家的老人们主张,不要把房子借给难民。

寒冷的冬天,很多难民只有露宿街头。家里的伙计们竟然抱怨,街上的难民太多,到处都是乞讨要饭的。而从南京冒着枪林弹雨回来的余夫人,却对难民充满同情,对他们难熬的日子感同身受。善解人意的她,特别怜悯那些流离失所的人。

虽然是长房长嫂,但是否要把家里的房子租给外人,余夫人需要和家人一起商量。管家劝她说:“大嫂啊!你只管自己住得舒适一点就好了,不要把洋楼租给那些肮脏的难民了。战乱时期,安全第一啊!”

在家里,一般的事情余夫人不怎么插嘴。但是,在救苦救难、救国救民的关键时候,她挺身而出,坚持动员家人把房子低价出租或者免费借给逃难的人遮风挡雨。

冬日的早晨,余夫人正在二楼整理房间,不经意中,她从窗口看到,楼下有一位头上包着红格子方围巾的女人,正在愁眉苦脸地四处张望。只见她手上挎着一个包袱,带着一个十多岁的男孩。见到了余家的管家,那位女士打听道:“请问,您家有房子出租吗?”余夫人感觉,这个人的声音十分耳熟。她连忙冲下楼去,仔细打量来人,定神一看:这不是南京芦席营的邻居汪慧敏吗?她的丈夫余亚东,正是自己的丈夫余俊豪的同事啊。汪慧敏身后跟着的小孩,是他们的儿子余维新。余夫人激动地大喊:“慧敏啊!是你呀!”

汪慧敏一怔,回过神来,她也认出了余夫人,激动地大喊:“嫂子,你怎么在这里呀!”余夫人赶紧接过汪慧敏的包袱,请她进屋坐。一进屋,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的汪慧敏,流下了心酸的眼泪……

两位夫人曾经是南京的邻居,现在,在武汉见面了。这时候,汪慧敏的丈夫余亚东,已经为国捐躯。余夫人的丈夫余俊豪,正血战疆场,生死未卜。

在武汉,汪慧敏母子是投亲靠友,常常居无定所。这一次,因为远房亲戚家里又来了一批逃难的亲戚,房子不够住。在储蓄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她只好带着儿子硬着头皮再找新的住处。

余夫人和管家商量,将洋楼的底下一楼的东房借给无家可归的汪慧敏母子,再腾出一点地方,安排另外一家人。国难当头,大家要相互取暖,相互支撑。

很快,余夫人就将汪慧敏母子安顿下来了。余夫人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为他们洗尘。颠沛流离之时,余夫人仿佛是一道温暖的光,指引汪慧敏暂时走出困境。有缘与余夫人再次成为邻居,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相互有个照应,汪慧敏也慢慢恢复了生活的自信。

13岁的年龄,余维新本应该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在老师的教育下,在学校安心读书的。而现在,每天晚上,他都在敌机的轰炸声中,在死亡和恐惧的包围下,含着泪,怀念在战斗中牺牲的父亲。他痛恨日军罪恶的子弹和炮火,破坏了曾经美好的家园,幸福的生活。

第二天,楼下又搬来了一对带着两个孩子的夫妻。男主人是北京的报人,戴着眼镜,穿着长衫。女主人也是知识分子的模样。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子叫王阳阳,女孩子叫王艳丽。这一家人从不大声说话,确实是一家好房客。

每天早上,余夫人母女俩下楼时,楼下的北京的报人通常已经出门。他的夫人,还有也住一楼的汪慧敏都在忙着家务。见到小余琦和余夫人下楼,两位夫人热情地、几乎异口同声地打着招呼:“余夫人好!”

王阳阳看到比他大一些的余琦收拾得干干净净,乌黑的头发梳成两条小辫子,皮肤白晳健康,脸蛋微微透着淡红,穿着粉蓝色裙子,小仙女般美丽。他走上前,摸摸她的小辫子:“我要跟小姐姐玩。”

“小妹妹,你叫什么?”王阳阳的姐姐,比小余琦大几岁的王艳丽,也高兴地跑过来跟小余琦玩……

余夫人和蔼体贴地问两位夫人:“住得还习惯吗?你们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也可以去找管家。我也是从南京刚回到武汉,大家在一起是个缘分,有什么事互相照应一点。”两位背井离乡的女人,自然是感激涕零。

因为战争,没有书读。四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一起住在余琦家里。5岁的王阳阳调皮淘气,快6岁的余琦玲珑可爱。12岁的王艳丽眼睛清澈,柳眉弯弯,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像两把小刷子。这个女孩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她眉宇之间有种超越了年龄的惊人美丽。他们的大哥余维新13岁,尽管正值青春少年,但他稚嫩的脸上有着他不该有的忧郁,瘦弱的身躯,承受着他不该承受的压力。

每天,余维新和王艳丽带着小余琦和王阳阳排演剧作家田汉根据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改编的、描述两个女人以卖唱为生的独幕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参加街头路演。

从小,王艳丽的父母就让她练习歌舞,排练和演出,自然是她挑大梁。排练间隙,四个孩子还会在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在游戏里,他们分别扮演不同的人物角色。遇到“结婚”的情节,王艳丽让余维新扮演新郎的角色,还要他拿出汪慧敏的红格子方围巾,给“新娘”做盖头巾。余琦高兴地抢着扮演新娘。她挽着余维新的手,伴着“婚礼进行曲”,步入“结婚礼堂”。接着,假装到厨房给新郎做饭吃。

新娘和新郎的游戏,使小余琦对家庭和男女关系开始有了朦朦胧胧的认知。或许,从那时候开始。余琦就真的入戏了,余维新,就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了。而这些游戏,对已经开始忧国忧民的余维新来说,纯粹是陪房东的女儿玩一玩过家家而已。

余维新文气又帅气,嗓音也极富磁性,唱起歌来很有气势。他英俊的模样,动人的歌喉,撩动着王艳丽萌动的春心。她忍不住有意无意地去望他,找着话题和他说话,一旦他离开,又想找回他。也许,这就是爱情的萌发和初恋的体验吧。12岁的她,已经开始懂得爱人,很期待被人认可、被人爱。余维新和小余琦做“结婚”游戏的时候,她的内心,居然有一种酸酸的醋味。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王艳丽喜欢上余维新了。但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余维新倾慕的对象。只有两个人同时拥有相爱的感觉,才是完美的。而小女孩的矜持,让她不能主动地去向他表白。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少女的思念与日俱增。深陷其中的她,不能自拔。夜深人静时,柔和的月光,洒在她的闺**,余维新的身影,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使她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1938年隆冬,武汉三镇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

这天,余维新带着王艳丽、小余琦、王阳阳在霞飞路演《放下你的鞭子》。很多围观的群众都被这个独幕剧所感动。孩子们的母亲,三位因为战争而居住在一起的女人不禁流下了热泪。

难以得到丈夫的消息,余夫人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她只能从报上了解一下丈夫的情况,因而她开始关注卖报的儿童,关注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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