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附录二 阳明小传 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第2页）

王阳明并没有去参加武科参试，因为武科出身不算正途，地位偏低，宋朝开始文官管武官以防军人造反，以后成为定制。王阳明也只是有这方面的潜能而已。“乱世喜谈兵”也是文人的传统。王阳明二十八岁时以新中进士的身份写给皇帝的《陈言边务疏》却是相当老到、切实有用的专家意见了。难怪不仅专讲道德的儒生批评王阳明“只是霸术”，就连康有为这样的政治儒生也说王阳明“纯是霸术”。

王阳明是复杂多变的。他刚研究杀生的学问，转而又去养生，去练什么导引术、长生术；读了朱熹“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一类的话又悲凉复生，痛心自己当不了圣人，“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就想“遗世入山”了。然而又去会试，中了又去当官。当官不久，又想回老家，请病假回到阳明洞中又想出来大干一场。他东奔西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是那颗想当圣人的灵魂得不到安顿，多方探索，遍寻不得。不善变，株守一隅，早就定型了，王阳明也就成了一个辞章家或什么专门家，难以从祀孔庙成为旷世大儒了。

圣人可学而至，却须学无常师。

二、知行合一心路难

最后成功了的人，人们会发现他以前的每一步都是在走向那个光辉的顶点；最后失败了的人，以前的每一步则都是伏笔。王阳明入了诏狱，就他的仕途而言是个重要挫折，就他的思想历程而言却是不可多得的进修机会。他在那锦衣卫监狱里想了些什么呢？他的《狱中诗十四首》披露了若干蛛丝马迹：——我辈应该挺身而出，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然而却身陷囹圄，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要想全身归田间垄上亦不可能了。牢房大概是人间最要命的栖息地了：“窒如穴处，无秋无冬。”阳光再强大也照不进来，晚上还有狡黠的耗子来同床共枕。然而王阳明就是王阳明，他大喊一声：“悠悠我思，曷其极矣！”并不心如死灰，也不以头抢地；却感到这个囚室真比得过颜回的陋巷了。而且就像秦汉之间的齐鲁儒生，兵临城下依然书声琅琅、弦歌不绝，王阳明在狱中尤有二三同志，于“累累囹圄间，讲诵未能辍”，身遭桎梏时体会到“至遭良足悦”便是真体悟出孔颜乐处了。他有了“洗心见微奥”的心理感应，用他后人的话说就是“心动”了。他是在“努力从前哲”的勖勉中离开狱中同志、踏上远投龙场驿之路的。

去龙场驿的路上，他在朝不保夕的情境中依然思考着是沿着陆九渊的路走，还是跟着朱熹走的问题：“鹅湖有前约，鹿洞多遗篇。”但他已有了合而为一的倾向：“器道不可离，二之即非性。”很快就偏向陆九渊了。他劝朋友：“愿君崇德行，问学刊支离。”

初到龙场，举目无亲自不待言，他这芥豆大的官，自然也没人搭理。偶有同僚来问讯，但语言与表情均粗鲁不堪，使敏感的王阳明甚至觉得时来造访的家猪、野鹿更亲切一些。而且连起码的官舍也没有；他只得自己盖了一个不及肩高的草屋，但他已度过了千难万险，这已经让他安全而舒展了。尽管这草屋迎风飘摇，下雨漏水，他需借酒浇愁来抵挡黄昏残照的悲凉意，他还是能自家料理回肠直。他后来找到了一个古洞（“东洞”），起了个颇可慰藉的名字：阳明小洞天，在这里过起了初民的日子。岩石那天然的窦穴就成了他做饭的灶台，大而平的石块便成了他的床榻。依然爱好清洁，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还是手不释卷，灶前榻上漫无目的地堆着书。他心里想着，这正是锤炼恬淡境界的好时候。这种奉旨隐居的有巢氏式的生活，让他体会了无官一身轻的快乐，远离了尘嚣，摆脱了俗人的聒噪，即使永远告别那显赫的荣耀又何陋之有？

这实在是靠精神胜利法来转败为胜。有时居然吃不上饭，他便用孔子在陈蔡绝粮来自况。用刀耕火种的方式来刨食时，他自然想起了采薇的伯夷、叔齐。不平静时便想起了浩汉“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李白。他用“豹隐文始泽，龙蛰身乃存”的道理来缓解无力回天的悲怆。

精神胜利法不灵光时，竟泪如雨下，五内如摧。尤其是冬天来了，阳明小洞天只是洞而已，不见天日，又没有多少御寒的衣服，霜雪凝在洞口，是真正的寒窑。他的健康大受摧残，日后东征西讨时常病得东倒西歪的，都是此时留下的病根在作怪，他后来屡屡给皇帝上书请病假，请致仕退休，也都提到是这段岁月把他搞成了病夫。

但是，他那一套圣贤气派终于感化了当地人，他们渐渐敬爱他，便想办法把他从穴居生活中解放出来，给他盖了一套房子，这便是载诸史册的“龙冈书院”，还有“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听着玄妙其实只是普通房子的住宅。

尽管当时刘瑾的气焰依然嚣张，但过去的学生们都聚拢而来，给王阳明带来巨大的安慰，像失业人有了一份惬意的工作，像荒村野店中突然找到了伙伴，因为他又营造出了往昔的人文环境，他们可以构成别一世界了。恢复了那种问学讲习的生活，给了阳明深刻的愉悦，因为这是他的本性：讲习性所乐。有了这些“谈笑无俗流”的学生，他感到实现了孔子所赞同的沂而风、咏而归的曾点志向。

淡泊生道真，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样，王阳明终于豁然贯通、证悟大道了：经过长久的端居澄默、以求静一的沉思，他觉得诸种杂念都化解了，比心如明镜还要透快，他觉悟到“明镜亦尘埃”。一天深夜他在梦中忽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觉呼跃而起，把仆人学生吓了一跳，惊异地看着先生像练气功的人在发动似的抖动，身不由己地前仰后合。一阵激动过后，王阳明对他们说：“圣人之道，我性自足。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里的路子是错的，以后要由里及外了，以我心为天渊和主宰。所谓格物致知不是像朱子说的用镜子去照竹子，而是应该倒过来，以心为本体，下功夫擦亮心镜。而且所谓‘格’就是‘正’，所谓‘物’就是‘事’。”他指着窗外的花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所谓的“龙场驿大悟”，其实是一种灵感状态，信基督教的人说灵感是圣灵附体，信神仙说的以为是仙人指点，王阳明就觉得是在梦寐中有人告诉他的。这个人当然不是什么神仙，只是他本人的一种积累性的情愫在神经放松的状态中领取到了一份确认，是经过长期摸索突然产生的理智与直觉相统一的心念（他自己后来说是“良知”出来了）。当然是一种心理主义的信仰，而非实证主义的论证；是一种美感式的确信，而非学术化的推论；是一种“诗化哲学”，是诗和思凝成一道青光，照亮了“我心”，照亮了“亲在”（海德格尔语），找到了心灵的家园。

虚的能生出实的来，王阳明“大悟”之后，顿觉过去二十年错用了功夫，他现在终于找着一条新的吻合圣道的路径。三十八岁这一年，他标举出了“知行合一”的口号。也正好有了讲坛，他受聘主持贵阳书院。这也是学说给他带来的好事。贵州的提学副使席元山来问他朱、陆同异之辨，他不讲朱、陆各自的主张，而大讲了一通自己的“大悟”。席元山怀疑而去，第二天又来，王阳明给他讲了一通“知行本体”的思想，并用自己新著的《五经臆说》来佐证，就是用经书上的格言来印证自己所言不谬。席元山越听越有味，连来了四趟，豁然大悟，以为“复睹圣学”，抓紧修整贵阳书院，亲自率领着贵阳的秀才们去迎接王阳明。王阳明遂告别了处于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的龙场驿，告别了那个充斥着“蛇虺魍魉，虫毒瘴疠”、中土人来了就难以生还的地方。

他的知行合一学说操作简便，意义深远。他对学生说：知是行的主意，行实际上就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世上有一种人，糊里糊涂地任意去做，根本不反省对错得失，一派胡为，纯属冥行妄作，必须向他们灌输知而后行的道理。另有一种人，茫茫然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只是捕风捉影地瞎琢磨，必须跟他们讲行而后知才是真。这都是因病发药，其实知行是一体的，从我心求本体，才能克服支离破碎之病。

一个学生问他：“有人知道应该孝敬父亲、尊敬兄长，可是却做不到，这充分表明知和行是两件事。而且知行歧出不是自古而然的文人病吗？”王阳明说：“这只是被私欲隔断成两橛了，这正是应该克服的毛病，去掉私欲就能恢复本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真去行孝行悌，才能说他知孝知悌，他只说些孝悌的现成话，怎么能承认他知孝悌？这不是小病痛，是要命的大毛病！到处都是这种言行不一的奸巧小人，士风堕落，政事不举，根源就在于这种伪诈不实的风气。我呼吁知行合一就是为了对治这种由来已久的流行病。诚是第一义的，所谓‘格物’就是正行。”

他的一号高徒徐爱说：“我总觉得您说的与朱子的‘格物’之训不能相合。”

王阳明说：“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强附会，从外往里用功，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天下之物如何格得尽？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的意？其实天底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中庸》说‘不诚无物’，《大学》讲‘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所谓‘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

他另外一个不太有出息的学生叫孟源，有好名的毛病。王阳明不断地批评他，一天刚训完他，他的同学来向老师汇报近来的功夫，并请老师指正。那个同学刚说完，孟源便说：“这不过刚找着我旧时的家当。”王阳明说：“你病又发。”孟源色变，正想辩解，王阳明说：“这是你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这么一棵大树，雨露、阳光、地力只滋养这个大根，四旁种上再好的作物也长不起来。必须伐去此树，纤根不留，才能种植别的好东西。否则，你再耕耘培植，只是滋养得此根。我常说的格物即正心、正行也是这个道理。”

王阳明对学生们讲：“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知，也便是行了，譬如你知饥，已自饥了，你知寒，已自寒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王阳明所悟的“格物之旨”就是把朱子的从外面做功夫变成从内心里做功夫，就是把认识论变成伦理意志。这样做的魅力就在于把做人与做事简易直接地等同起来，找着了实现“内圣外王”这个儒学最高理想的通道。如果你真诚的话，每天都可以觉得自己走在成圣的路上。其基本功夫就是“狠斗私心一闪念”，一分钟都不能放松，“如去盗贼，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逐，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劝。到得无私可克，光光只是心之本体，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放手行事自然无往而不合乎圣道。

当然，王阳明有一套严密的“心物合一”“心理合一”“人我一体”的说法来论证知行可以合一，知行能够合一，知行必须合一。他的知行合一学说是极端的唯心主义与极端的实用主义的奇妙的融合，唯心得一尘不染，实用得无所不至，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是专教人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的。他常说：“我这一套是无中生有之学。”“帝王事业也只从心上来。”他刚说完“外吾心而求物理，则无物理”，马上又跟着说：“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心无体，以万物之感应是非为体。”所以，“行是知之成”。他讲“心”的时候像禅宗，有一学生问他：“己私难克，奈何？”他说：“将汝己私来，替汝克。”颇像各种灯录中都有的那个话头：“将心来，替汝安心。”他讲“行”时又像后来的颜习斋。他倡知行合一学说意在缔造“大人”，这种大人是合圣贤英雄为一体的，既能改造自己更能改造世界的汉子，既会破“心中贼”，又能破“山中贼”。

三、随地指点良知

刘瑾的好日子极短，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他倒了以后，一大批被他迫害过的官员陆续复职。王阳明自诩的“吏隐”生涯也结束了，“却喜官卑得自由”的闲散自在劲也要换一种方式了。这年三月，王阳明被派到庐陵当知县，开始了他在政事上“儒者经纶无施不可”的牛刀小试时期。他的执政方针就是“为政不事威刑，唯以开导人心为本”。他上任后先搞调查研究，面对各种诉讼案件、堆满公衙的告状的人，不做任何判断。反而谨慎地从基层选拔出里正、三老，让他们去做听讼、劝导、调解工作，很快人们的怨气化解了，监狱也清静了。他在位七个月发布了十六个告示开导人心，关键是让父老去教子弟重伦常、守纪律，破了心中贼就减少了山中贼。

有趣的是牛刀小试时期，刚半年多，他这“亲民之官”就变成高级闲曹中的散官了。正德五年年底他升为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次年正月，他四十岁调入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同年十月升为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四十一岁那年三月升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四十二岁时又在滁州“督马政，地僻官闲，旧与门人邀游琅琊、瀼泉间”。四十三岁升南京鸿胪寺卿，至四十五岁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才大展宏图，平了宁王造反大事变，成就了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旷世奇勋，也招致了铺天盖地的毁谤诽议，步入万死一生的险境，激发出他那三字真经：“致良知”。

王阳明自己说：龙场驿悟道时良知已出，后来不知何故总也不出来。他的“颜回”徐爱说：“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火圣域，粹然大中至正矣。”虽然说王学形成后亦有三变：从所谓“默坐澄心为学”发展到“专提致良知三字”，最后达到了“所操益熟，所得益化”，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但这三变之间是递进关系，不是否定关系，而且是直承前三变之第三变“龙场驿悟道”一脉下来的。王阳明的“格物之旨”“知行合一”“致良知”是成龙配套的，贺麟说“方法论、认识论与本体论在‘良知’中得到了统一”，梁启超说“阳明主张‘身心意知物是一件’”，都是在概括他这种“于一处融彻、遂一通百通”的特征，用他二号大弟子钱德洪的话说则是“致良知之学无间动静”。也就是说阳明学之道是一以贯之的——致良知！王阳明的教学方法则是“随地指示良知”。

王阳明当散官期间偶有“官闲愧俸钱”一类诗句，但差不多是得了便宜卖乖的俏皮话，因为他“性喜讲习”，兼有山水之嗜，视官场为牢笼，当官不误讲学是他的绝活儿。他跟学生说：在官场修炼心体要比在山林多费十倍的功夫，非有同志朝夕切磋才能洗涤尘浊。他也视知心学生为眼耳手足。也许因为他的心学一诉诸文字就要变味、跑调，所以他除了给学生、学友写信论学，是从不动手编写专著来立说的，更不为晋升个国子学教授而“漫从故纸费精神”。莫说汉代经师那种注疏传笺的做法，就连朱熹式的义理解经法，也被王阳明视为“学术误人”的犯罪行为，讥之为“一自支离乖学术，竟将雕刻费精神”。他在龙场悟道后，用《五经》中的意思来印证，处处吻合，曾写就《五经臆说》，但从不示人，钱德洪乘他高兴时请求看看，他笑着说：“付秦火久矣。”直到他死后，钱氏办丧事时才从废纸篓中捡出十三条。“聊将肤浅窥前圣，敢谓心传启后人。”前一句是他的自谦语，后一句则是实况。

他的心传法门，是一套心心相印的“腹艺”，是一场非常微妙的心理战，只能随地讲授，随机点拨，没有棱角分明的逻辑，只有感应，信之则为神，不信便是“闲说话”。它的入门功夫就是“默坐澄心”，滤尽杂念，擦亮心体这面宝镜。他曾用扫地来譬喻：必须天天打扫（相当于禅宗那个“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扫除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天天打扫也是个日新日日新的过程。他离开贵州后很快就“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因为众徒儿“纷纷异同，罔知所入”，不知如何下手，他后来便改为“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惚若有可即者”。但他又很快指出：“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为事物纷孥，未知为已，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尽管后来初入王门的都需先做一段“默坐澄心”的洗礼功课，但王阳明更强调：“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似收敛而实放溺也。”养静是为了收住追逐欲界、色界的心猿意马。把心拉回自己的腔子来就是所谓的为己，同时也是克己的功夫，像淘米一样洗掉私心杂念。这种心传方法跟打仗一样，贵在随机应变，正如《中庸》说的那种“时中”。同样一句话，一分钟前说可能无效，两分钟以后说还可能错了，只有对病发药，“病已则去其药”。他本人也大发感慨：“义理无定在，无穷尽。”这种心法如扶醉汉，左扶右倒，右扶左倒，如打群犬，打跑了西边的东边又来了。

每一次讲论都是一场特殊语境的遭遇战，都是一场悟性的较量，尽管王阳明说每个人都天然具有良知，但有的人的良知被习气包住了，有的人的良知被闻见道理、被意见给遮蔽了。所以见道有迟速，悟力有深浅，事实上是龙生九子，九子不一。但王阳明觉得所谓“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是不能移，只是不肯移。他总是告诫学生不要好易恶难，那样便会流入禅释邪路，识不得仁体，“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事勿以为难而疑之也。”钱德洪说：“先生立教皆经实践，故所言恳笃透快。吾党颖悟承速者，认虚见为真得，往往多无成，甚可忧也。”徐爱之所以给先生记录编辑《传习录》（这是王阳明的第一本著作，还是语录体）就是为了纠正那些“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因为“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徐氏自言：“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王阳明明确以颜渊相比的一号传人（这位王门大师兄“德与颜回同，寿与颜回同”，还是王阳明的妹夫），入道尚如此艰难，更别提那些不沾边的人了，说王学简易得恐怕不入道的居多。因为义理越简越难准确深入地掌握，它要求接受质量对等的体验，它要求接受者要有“直下承当”的宗教情怀。阳明本人深知个中三昧，曾反复感叹：

吾良知三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

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乎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理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辜负此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