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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阳明小传 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02（第1页）

附录二阳明小传——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02

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

当然真能“高明”起来，体验到“洞见全体”的透快，那快乐跟“圣灵附体”差不多，徐爱自言：“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惊愕不定，无人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功夫，明善是诚身功夫，穷理是尽性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约礼功夫，唯精是唯一功夫，诸如此类，皆落落难合。其后患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如狂如醒者数日，胸中混沌顿开。”

他在龙场教学生时还开示《教条》，“以四事相规：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后来便“随地指示良知”了，因为他相信“百姓日用即是道”，他认为：“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随地指示”也是为了不立“格式”，立定格式，就犯了执一之病。“随地指示”是单兵教练，短兵相接，亲口传授，学生请他著书以传之久远，他却认为“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予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这种教育方法要求导师必须达到辨通无碍的化境，作为“直下承当”“直造圣域”的活样板出现在任何场合，能够现场发挥，解释任何问题，辅导出学生真切的体验。“日就平易切实，则去道不远矣。”

尽管王阳明也借用教材（钱德洪说：“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大学》《中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但对于任何经书，他都要求学生“晓得”而不必“记得”，怕“记得”反而遮蔽了“自家本体”。他说：“学问最怕有意见的人。我在龙场时，与夷人和中土亡命之流讲知行之说，他们欣欣相向。及返回内地与士大夫讲说，反而格格不入。不曾读书的人，更容易与他说得。”

钱德洪的弟弟与同学游山十日忘返，钱父担心他们这样会荒废举业，钱父说：“我知道心学可以触类旁通，但‘朱学’须讲清记明呀。”王阳明说：“用心学去通朱子之说，如打蛇打七寸。朱子是借家当请客，心学是自办家当请客，客走了家当还可以长期使用。”次年，游山的心学学子都中举了，钱父笑了，说：“打蛇得七寸矣。”

欲会触类而通法须先练就主一之功。有学生问老师：“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王阳明说：“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这只叫‘逐物’，哪里叫什么主一。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若只知主一，不知主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唯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才能知心尽性。”

作为一个以成为新圣人为目标的大思想家，王阳明要超越的是横亘在他面前的朱熹这座大山。朱子学已成为支配世道人心的定理，已造成了务外遗内、博而寡要、迷失本性、找不到家等诸多问题。王阳明打蛇打七寸，力破朱子的知先行后说与心理二分之弊。他说：“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这是王学的总路线，他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但是，你若去心上寻个天理，又正是所谓“理障”。他告诉学生一个诀窍：只是致知。学生问：“如何致？”他说：“你那一点良知，是你自家的准则。你意念着处，它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它一些不得。你只不要欺它，实实落落地依着它做去，善便存，恶便去。这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

他坚信：“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他这个诀窍也是天天讲的：“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他甚至这样说：“能够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

已官至会稽郡太守的南大吉本是阳明的父母官，却拜阳明为师，这个人性格豪旷，不拘小节，受阳明熏陶后有所悟，便对阳明说：“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阳明说：“有什么过错？”大吉历数其事。阳明说：“我已说过你了。”大吉不解，问：“您说过什么？”阳明说：“我不言，你怎么就要悔过呢？”大吉说：“良知。”阳明说：“良知不是最常说的吗？”

王阳明的一个下级常听王长官讲学，对长官说：“此学甚好，可惜我忙于繁难的文书工作，还得审理案件，不得为学。”阳明说：“我何尝叫你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你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你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唯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论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王阳明的“良知”差不多相当于人们常说的“良心发现”，所谓的“致良知”就是“让良心发现”。良心之所以难发现是因为人们被欲望、偏见、恶习给遮蔽住了。良心、良知是肯定有的，因为人性本善，恶乃后起。他给朋友写信说：“所谓良知，即孟子所谓‘是非之心，知也’。”良知人人具有，就看你真诚不真诚，看你正派不正派，孔夫子说过：“我欲仁斯仁至矣。”王阳明有个六十八岁始入门的学生（董萝石）从外面回来对先生说：“今日见一异事。”问：“什么异事？”他说：“见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而且王阳明坚信百姓日用就是道，若离开事事物物去讲什么玄妙的道，便是知行相隔，正是士大夫通病。他说：“‘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学者不能著体履，而又牵制缠绕于言语之间，愈失而愈远矣。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孟子说“人人皆可成尧舜”，王阳明说：就看愿意成不愿意成！就像佛教讲“发心”一样，阳明大谈“立志”：立圣人之志，成圣人；立贤人之志，成贤人；立愚人之志，成愚人。上智与下愚不是不能改变，而是不肯改变。这是让他大伤其心的：“谁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谁？”他常这样训第一流的学生：“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

像佛陀随缘设法一样，王阳明随地指示良知。他非常机敏、幽默、潇洒。他让王畿他们用扇，学生说“不敢”，他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作道学的模样。”学生请教他怎样致良知，他说：“此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只把尘尾提起。一日，其徒将尘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尘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尾。舍了这个，有何可提得？”刚说完，又有一个学生进来请问功夫切要。王阳明转过身来问别人：“我尘尾安在？”在座的人都“跃然”。

钱德洪与王畿（字汝中）讨论先生的纲领性口号：“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王汝中说：“此恐不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的，意也就应该是无善无恶的意。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钱德洪说：“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晚上二人去请教，王阳明说：“你们俩的说法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他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接利根人的办法；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次一等者立法的。你们俩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了。若各持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他沉默了片刻，然后郑重地说：“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去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

王阳明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学生。他走到哪里都有一批人跟着他，旁听的更是不计其数。阳明学越讲越精，听者越附越盛。在贵阳是草创阶段，影响不著。在南京时已多将起来。滁州成为“讲学首地，四方弟子，从游日众”。王阳明“日与门人遨游琅琊、襄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于是从游之众自滁始”。“盖先生点化同志，多得之登山水间也。”门生最多的时候是王阳明平了宁王之叛后辞爵丁忧回老家余姚时，“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圯、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且。南镇、禹穴、阳明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学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在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

讲学，是历代大儒“志于道”“弘道”的主要形式，这种传教精神真可以与日月同辉。自孔夫子开始，“传教士”成了儒的别称。孔夫子在颠沛流离中讲学，孟子拿着诸侯的钱讲自己的学，汉代的循吏们在行政工作中弘扬儒道，隋末的王通在荒村野店为唐初培养了一批宰相，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均有可歌可泣的讲学壮举。明末清初的那帮大儒尤为艰苦卓绝，其传教精神真可用感天动地来形容。孙奇逢领乡民抗清，形势如以卵抗石，依然组织义学，教授子弟。清末的章太炎在监视中讲学能把监视的特务都听哭了。

王阳明讲学、办学都有他特有的难处。身体不好、军旅匆忙都不是难点所在，难在他要超越程朱理学，这在当时几乎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狂妄悖逆之举，“天下之人，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入耳。”与内行们进行学理辩论，他觉得是正常的，但受到官方的压制，他能不觉得难吗？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在实践中成长、在压制中壮大的。就说“良知”，它萌生于王阳明在龙场驿孤苦凄绝的漫漫长夜中，“致良知”口号诞生于他平了宁王之乱后飞语构陷、毁谤百出的境遇中。钱德洪在《传习录（中）》的按语中说：“（先生）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唯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浇浇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已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在这封信中，王氏直白无隐、义愤填膺地数落了良知之学所针对的世道人心：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蕃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乎？仆诚懒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

阳明以悲壮的“承当精神”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骨血也。”

四、成败毁誉致良知

单就内在理路而言，心学的确与禅宗同趋，王阳明挣开手眼，别求新路，将孟子的性善论与禅宗本心清净论合而为一，将孟子的求其放心论（探求人性中克制力的理论）与禅宗的即心即佛论、除欲归本论融为一体，“致良知”也与禅宗的“直指本心”一样简易真切，活泼有用；但王阳明再三叮嘱学生莫趋禅悦之浅薄境界，他自感良知之学是极高明远大、能够改天换地的。个中微妙的区别在于良知之学不仅要找回心本体，还要发挥心之用，不仅要做个能改造自己的圣贤，更要做个能改造世界的英雄，是以修炼内圣功夫去完成外王事业为全体大用的。近百年来，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文化史家都异口同声地承认知行合一很有益于世道！

王阳明本人就是从“二氏（仙、释）之学”中挣脱出来的，反戈一击很有说服力。他极会当主人翁：“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道教）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他又极善“拿来”、为我所用地“拿来”：“虽小道必有可观。如虚无、权谋、术数、技能之学，若能于本体上得所悟入，俱可通入精妙。”这种不同于西方“方以智”的中国特色的“圆而神”法门，虽古已有之，但到王阳明而自觉化，出神入化，无所不至。只要立有大志，便能“万物皆备于我”：“善者固吾师，不善者亦吾师。且如见人多言，吾便自省亦多言否？见人好高，吾自省亦好高否？此便是相观而善，处处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