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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日本帝国（第2页）

首先，除非所有编年史一致同意在这一点上撒谎，否则我们就得承认，总部设于印度的果阿（印度西南的前葡萄牙殖民地[1510—1961]，在马拉巴尔海岸）及中国广州附近的澳门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受到了隆重的礼遇，他们被给予每一次机会阐释自己的信仰比在日本人中间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好在哪里。他们传播福音，聚集了不少信徒。属于另一个教会的其他传教士来自附近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群岛，他们也受到了欢迎，但当幕府将军发现（所有土著王族总是不能早些发现这一切）这些圣徒总是伴随着装备火枪、携带奇怪的火筒的不怎么圣洁的人一起入境时，他们就开始感觉不自在了，而且那些火筒所发射的沉重铅炮可同时射中三名普通日本士兵。

只是在最近50年中，我们才开始理解日本人对那时所发生的极其惨痛的事件的观点。这些事件给日本人带来了残忍冷血的名声，但这种残忍与我们从其他渠道所获知的关于他们的信息略有不同。幕府做出针对传教士的闭关锁国决定并非是对西方人突生恶感的结果。其原因是恐惧，恐惧整个国家被宗教冲突搞得四分五裂，恐惧其丰富资源被这些船长掠走，这些船长是一些将传播和平与祝福的使者带至日本海岸的商人，正是这些商人，临走时要带走大批返程货物，却未曾付过钱。

旧日本

耶稣会会士的影响在距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最近的九州岛最为强大。起初神父们谦恭地谈及“和平王子”。一旦他们获得了岛上的土地，他们就立刻开始毁坏日本寺庙，粉碎日本神像，在枪口的威胁下迫使数千名农民和贵族接受十字架。

然后日本的强者看到了这一切，他意识到了将会有什么不可避免的结果发生。“这些海盗，”他于是宣布，“来到这里宣传美德，但在他们美德的掩盖下不过是要颠覆我们的帝国。”

1587年7月25日，即第一位日本大使向教皇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王表达敬意后的第五年，所有基督教牧师被日本驱逐出境。商人像从前一样被允许进入日本，但要在政府监督之下。葡萄牙的耶稣会离境了。这里立即被西班牙的圣芳济修会会士及来自附近菲律宾的道明会修士（由圣道明于1216年建立的托钵修会的成员）占据。他们伪装成特使来到江户。他们的把戏被戳穿了。然而，他们受到礼遇，但被告知不准传教。他们违背规定，在江户建了一所教堂，开始为各个地区的人洗礼。然后他们又在大阪建了一所教堂。接下来他们在长崎私占了一所原属耶稣会的教堂。此后他们转向对其敌手即耶稣会会士的公然对抗，指控他们向日本人传播福音的方式过于温和了。简短地说，在专业宗教狂热者的意识中，耶稣会会士在判断上的每一项错误都是一种犯罪。当他们最终被政府驱逐出境后，他们返回的速度与他们被驱逐的速度一样快。在数年无用的警告后，至今已对这些不受欢迎的传教士们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耐心与隐忍的日本人得出了结论，即除了采取暴力措施，别无他法。

为了不再看到在400年前已给自己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内战再度发生，他们向所有的外国人主动关上了国门；无视此法令的传教士都要被处死。

在阴暗的一个半世纪中，日本在世界上保持自我孤立的状态。几乎是这样，但并不完全是。一扇小窗仍旧开着，大量日本的黄金通过这扇小窗流入西方，至少有少量西方科学也通过小窗进入了这个奇怪的国家的内地。在从日本获取商业利益上，荷属东印度公司曾为葡萄牙的敌手。但荷兰人是纯粹而单纯的商人，对其他民族的精神世界不感兴趣。英国人同样如此。这两个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本应都是赢家。但英国这一次干得太糟了，结果输掉。在最后一批葡萄牙外交官被日本处决——这是一次不可宽恕的官方谋杀——之后，荷兰人先前的许多特权也被剥夺。但只要他们在日本的投资每年能获得几乎80%的收益，那就继续进行贸易活动。他们被迫定居于德斯玛这座小岛上，它是一块方形岩石，300码长，80码宽，位于长崎港中，这块地太小还不足以供荷兰人遛狗之用。这些狗陪着荷兰人，以免他们孤单。他们不允许将妻子带来，也不允许涉足内陆。

新日本

他们必须得忍耐（这可不是他们的民族性），因为对日本官方数百条规定中任意一条哪怕是最轻微的违反，也会立即遭致报复。一天东印度公司决定修建一座新仓库。依照篆刻日期的习惯，日期要刷写于仓库正面，并以A。D。或AnnoDomini为通常前缀。该缩写直接参照了基督徒观念中的上帝，但日本人看待基督徒就像我们看待来自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煽动者一样，于是大名下令不仅要除掉这些侵犯性的字母，而且要拆掉整个建筑，推倒后也要砸得粉碎，并警告荷兰人别忘了驱逐葡萄牙人的可怕布告，那张布告以如下文字结束：

“只要太阳温暖着世界，就不允许基督徒登陆日本，晓谕全世界：就算是菲利普国王本人甚至基督教的上帝违背了该法令，也要付出掉脑袋的代价。”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似乎将该教训铭记于心，因为荷兰人将德斯玛岛控制了217年。在这217年中，日本的金银处于稳定的消耗状态中，因为荷兰人都是现金交易者，无论日本从海外定购了什么，都得交货付款。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欧洲偶尔会得到一点来自太平洋的隐士们的消息。这些故事表明帝国的现状很难让他们满足。日本很快成了反面教材，没有国家敢于如此自给自足。最后日本年青一代也开始渐渐难以驾驭了。他们听说了关于西欧美妙的科学的模糊传说。他们通过德斯玛岛引进科学与医学的著作。他们说着奇怪的荷兰语，知道了世界多数地区正以惊人的速度进步，然而只剩日本仍停滞不前。

然后荷兰国王于1847年将满满一箱科学著作作为礼品送给江户的朝廷，其中包括一张世界地图，它警告着日本人不要继续愚蠢地孤立下去了。这一次其与中国、欧洲及美洲的商业联系突飞猛进。从旧金山至广州的轮船有时会在日本沿海搁浅，水手们没有领事或外交的保护，惊恐万分。在1849年，一个美国好战的船长威胁道，若不将18名美国海员立刻释放，就炮轰长崎。荷兰国王也以枪口警告其日本同事，若继续此政策，只会导致灾难。这些来自海牙的信件都说明了现在整个世界已经是什么样子了。日本迟早都得向西方商贸敞开国门，如果拒绝和平开放，就得被迫在武力下进行。

俄罗斯正一点点向阿拉斯加海岸推进，它也在慢慢计划着增强对西太平洋的控制力。唯一一个在行动中不会被怀疑有领土野心的国家就是美国。在1853年，海军少将佩里（1794—1858，美国海军军官，1854年他打开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外交和商贸关系）率领四艘战舰和560名战士进入日本一片海湾。首次拜访引发了日本从未有过的惊慌。天皇郑重地向上天乞援，而佩里刚走（他仅仅停留十天，并将总统的一封信交给天皇），天皇就要求荷兰人装备一艘军舰，炮台配备了守军，也添了不少旧式葡萄牙步枪，一切准备就绪，以防备这些蒸汽驱动的怪物第二次东来拜访。

全国民众分为两派。多数人支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孤立，但其他人赞同对外开放。幕府将军属于后者，他因此丧失了很多权力，并被谴责为“洋人的朋友”，但最终是天皇从佩里著名的拜访中获益最大。

幕府阶层作为绝对化的封建政治体制的无可争议的领导层，早就过了它的有效期了，其中这些大名与武士仍坚持剑不离身，仿佛他们是生活在1653年而非1853年似的，他们实际上仍在忙于镇压国内战争这桩光荣的任务。到了应该进行全面改革的时候了。

这次事件纯属偶然发生，凑巧那时国家的名义领袖天皇也是个具有非凡才能与高等智商的年轻人。他劝说幕府将军隐退，并再度掌握了统治大权。他听从了别人的劝说，即进一步的孤立意味着自杀，现在他像排外事件发生前一样热情欢迎所有的外国人。明治时代，或者说他所开创的启蒙时代，将日本从16世纪的封建国家转变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国。

如果要问这样一种情感上的巨大变迁，对人来说是否就是件美好的事情，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工厂、大型军队、强大海军、煤矿或铁路建设也许会为我们的幸福服务，也许不会，我不知道。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它在极大程度上将永远取决于讨论中的每个人。10年前的俄罗斯人诅咒自己的灵魂，热爱圣像。如今他们将圣像焚毁于厨房的火炉中，灵魂犯下罪孽的同时也伴随了对精疲力竭的引擎排气管的极度满足。

我个人相信这样的发展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发展本身无所谓好坏，因为它们是必然的，且部分发展是我们希望免于饥饿或经济恐慌而进行的。机器作为这场变革的双亲，同时也毁坏了大量美好的事物，这一点没人反对。葛饰北斋和喜多川歌麿的浮世绘中的日本远比日本标准煤油和东京煤气工厂来得有趣。但葛饰北斋和喜多川歌麿浮世山水中的世界已经不见了，东京的家庭主妇喜欢用煤气而非缓缓燃烧的木炭做饭，这就是答案。

富士山是一座古老的白发火山，它自从1707年后就一言不发了，早先小孩要将花朵供奉于此山旁的神社中。寺庙公园中的圣鹿被粗鲁的旅游团随处乱扔的锡罐伤了脚。

然而富士山懂得——某一天，这一切都将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