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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中国东亚大半岛（第2页）

中国南部最重要的城市是广州，广州是中国主要的进口港，同样上海是面对欧洲的主要出口港。珠江口一带（广州不过距海几英里远）有两处外国领地。左岸是澳门，澳门是葡萄牙在中国留下的唯一领地，它现在不过是东方的蒙特卡罗（摩纳哥公国的一个城镇，以其赌场和豪华酒店而闻名），还有中国香港，它是英国于鸦片战争期间占领的，直到今天（作者写作时香港尚未回归，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中国）。

中国南方两座远离海岸的岛屿中，海南岛仍为中国所有，但中国台湾曾为古老的荷兰的殖民地，在1894年至1895年中日战争以后，又被日本占据了。

很多中国人一直是，且很可能将永远是农民，他们靠自己的产品为生，如果年景不好，就得饿死。但48座港口已对外开放，主要的出口产品是丝绸、茶叶和棉花。令人奇怪的是，没有鸦片出口。中国皇帝一直努力保护国民不要染上吸食鸦片这一恶习，渐渐旧有的鸦片田就改种棉花了。

中国人对铁路这一观念进行了比其他国家都要持久的抵抗，因为他们尊敬对双亲与先人的奠祭，他们害怕引擎与铁轨的撞击声会打扰逝去先贤的平静睡眠。1875年在上海与其港口吴淞之间铺设的一丁点铁路就招致了暴风雨般的抗议，以致工程立刻停止了。即便今天，中国的铁路还要在所有墓地间绕大圈子。然而实际使用的铁路现已超过了1万英里，济南附近跨越黄河的大桥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桥。

中国的对外贸易几乎有60%掌握在英国及其殖民地手中，这很可能解释了为何英国被迫停止了过去他对天朝居民无耻的政策。这些勤劳的天朝居民对英国货的抵制将意味着每天数百万美元的损失。与一位凑巧代表了全世界15民众的利益的顾客保持友好关系才是上策。

当中国人最早的祖先从古老混沌中现身时，他们已经生活在黄河两岸的黄土地上，那里位于现代中国中部的西北地带。肥沃的黄土地在一支农业民族眼中一定曾为无价之宝。而且它也解决了住房问题，因为黄土高原允许人们在便利的山体上为自己挖一个舒适的小房间，他们用不着为通风良好的墙体或屋顶漏雨而烦心。

根据对这片世界熟知的旅行者的可靠陈述来看，有一些已知的人口密集之处，但还有一些在第一道曙光宣告新的一天来临之前，连一丝人迹都看不到的地方。日出之后，就像从洞中钻出来享受阳光的那些兔子一样，这些男人、女人和孩子为口粮所进行的无尽的奔波要一直持续到日落时分，然后他们再度消失，钻进土地深处。

中国人在占据了数座山脉后，开始向东扩散。湍急的黄河将山里的数百万吨黄土携至平原，从而使平原变得肥沃，直到适于数百万人定居为止。

中国的大运河

中国人循着河流的脚步，在公元前20世纪（要早于罗马建立1500年）就到达了长江流域，于是帝国的中心从黄河流域迁至中国中部的大平原。

在耶稣诞生前四五个世纪，伟大的道德教师从中国人当中崛起，有孔子、墨子及老子，他们的名字从未译为拉丁语。当这三个先知现身历史舞台上时，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清楚。显然，大自然是被崇拜的，因为那些依赖大自然而生活的民族总是要崇拜大自然的力量，而孔子、老子与墨子都不是与基督、佛陀同一意义上的宗教创始人。

他们不过教授一种道德律条，这种道德律条认为，人若得到良好的教导、愿意听从老者与君子制定的规则，又有能力自我极大改进，就值得赞赏。从我们自己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三个人当然被认为是在宣扬一种极为普世而断然的实用主义教条。他们中没人过多宣扬谦卑与温顺或以德报怨。他们清楚普通人不具备如此高贵的品质与升华行为动机的能力，而且他们似乎怀疑过这样一种行动准则是否真的对多数社会共同体的终极价值有益。因此他们支持如此说法，如地狱将以公正精神做出裁判，所以一个人应该付清欠款并保持对可敬祖先的灵位的尊敬，等等。

这三位中国哲学家传播其道德学说的范围非常有限，但至少人人都沾染上一丝气息。我不是在说相比我们的道德体系而言，这个体系是好是坏，但它确实有着某种优势。它使得一个由讲着不同方言（一个北方中国人理解其南方同胞的话语很难，就如同瑞典人与意大利人进行交谈一样）、生活在迥异环境下的四亿人构成的一个民族，至少有一个共同之处——一种面对生命沉浮的坚定的中国式态度，一种实用的生存哲学，它使卑微的苦力安于如此辛苦的劳作，而这种辛劳会折磨死一个欧洲或美国平民或逼得他们自杀。

而且这些思想简单得足以令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为了证明我说的话，我向你讲述中国历史四千年来中国人的同化奇迹。这些同化是完全不合常理的，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13世纪时，元朝建立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即从波罗的海延伸至太平洋的蒙古帝国。但所有蒙古统治者都和忽必烈一样，他们从蒙古人变成了中国人。元朝之后是明朝（1368—1644），明朝被一个满族王子所取代，这个王子来自东北，且建立了清王朝。但尽管中国人被迫留辫子且要刮净除辫子外头部其余地方，满族人很快变得比汉族人自己更汉化。

通过仅仅保卫自己的港口不受所有来自西方的外国拜访者的侵袭，中国文化略获喘息之机。但这个喘息之机使其更彻底地凝固了，其坚硬度是我们听闻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赶上的。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比革命前的旧俄还要严格。文学发展冻结了，即便他们无与伦比的艺术，其形式亦老旧有如古代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镶嵌图案工艺。科学不再进步。如果某人碰巧发明了一个新物件，这个物件会立刻被视作愚蠢与不良的东西而遭丢弃，就像我们自己中世纪的军队努力废止使用氯仿（一种清澈、无色、比重大、有香味的**，氯仿曾一度被广泛用于人类及兽医外科手术，现已普遍被低麻醉性且较易控制的药剂取代）一样。因为他们是如此彻底地与外部世界隔绝，他们从未有机会看看其他国家在做什么，所以中国人很容易认为自己的方式是最好的，自己的军队是最强大的，自己的艺术是人类曾经创造的最优雅的艺术，还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领先，以致将其他任何国家与自己相比都是荒谬的。其他许多国家曾试着以温和的方式推行排外政策，但总是以一场灾难告终。

自从16世纪上半叶早期开始，中国人允许少数来自葡萄牙、英国及荷兰的“洋鬼子”定居于两三个太平洋沿岸的港口，以谋求在对欧贸易中获得利润。但这些不幸的外国人的社会地位令人极为不满。他们就像一个可敬的混血医生——他被迫与弗吉尼亚第一批定居者的后裔的代表团同乘一条船——一样被对待。

当英国于1816年派遣贵族阿姆斯特（杰弗里[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期间活跃于北美的英国将军，1759年攻占了泰孔德罗加要塞和克朗角，1760年攻占了蒙特利尔]的侄子，他于1817年在圣赫勒拿岛拜访了拿破仑）请求天子减轻英国商人在广州所受之苦时，他被告知觐见（朝见[君主]。觐，jìn）陛下与否取决于他是否愿意在王位前磕头。磕头意指“在神圣的宝座前将头在地面上磕三次”，一位荷兰船长值得这样做，因为一旦他在接待室外磕头，他知道他会带回故乡足够其安度余生的茶叶与香料。但英王的代表所处地位就不同了，阿姆斯特草率地拒绝了，结果他连北京城的大门都未允许进入。

与此同时，欧洲受益于詹姆斯·瓦特的发明而日益富裕起来，他们使用蒸汽机以勘探我们这个小行星，他们大声叫嚷要征服一个新世界。中国自然是名单上的头一个。敌对行动爆发的直接原因不全是白种人过于膨胀的骄傲感，更非那个马赖神父事件——他在1807年作为第一个欧洲传教士到达了广州，他告诉中国人基督教实际上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以及为何他们得允许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其时统治中国的那些博学而思想狭隘的清政府官员严格遵从孔子的教诲，他们拒绝使百姓放纵于无度输入中国的鸦片。但英属东印度公司还是从针对长江和黄河流域的百姓的鸦片贸易中赚了数百万英镑。他们坚持向中国输出鸦片，于是中国政府禁止他们登陆。于是这就导致了1840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惊呆了，他们完全比不上他们所蔑视的洋人，在数世纪主动地与世隔绝期间，他们远远落在了别人后面，甚至还能否赶得上都是疑问。

这种担心并非多虑。自从鸦片战争的悲惨日子开始，中国已彻底处于西方人的怜悯之下了。无论不远之处谁在打仗似乎都要依旧继续耕收的中国人，有时也警醒到一个事实，即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国家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第一次表达不满的起义爆发于约80年前。那时中国人将自己国土的不幸归罪于“外族”即清政府头上，他们在反抗战争中崛起，解放自己。

当清政府正忙于与英法交战时，中国南方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他们停止刮脸，剪掉辫子，但帝国军队——先由一个名叫华德的美国工程师领导，然后改由英国人查理·乔治·戈登统率，戈登是虔诚的基督徒，学识渊博的神秘主义者——对于这些可怜的误入歧途的起义者来说极为强大。结果就是起义者推举出来取代满族人的“皇帝”与其所有妻子嫔妃一同在南京的皇宫中自焚。数十万民众被处死。戈登返回英国，他在操练军队之余，献身于慈善与奉主的事业，并为其传奇的死亡做准备——这会在非洲一章中讲述。

然后是1875年清政府与德国间轻微的意见不合，德国派遣了一个骑兵中队到中国沿岸剿匪。1884年至1885年间中法展开一场战争，这使中国丢掉了交趾支那与东京湾，1894年又与日本打了一仗，日本其时已彻底欧化，这场战争的结果即为台湾岛的割让。

然后是欧洲各国对军事据点的疯狂抢占。俄罗斯人占据了亚瑟港，英国人占据了威海卫，德国人占据了胶州湾，法国人占据了湄公河畔的香黄。美国至今一向在外交政策上情绪复杂（经常唉声叹气，做多愁善感状），它暧昧地谈及“门户开放”政策，而欧洲各国却将其所窃据点建设得固若金汤，无论美国大叔在大洋另一边是否观望，都会保持门户紧闭。

中国人尽管天性上吃苦耐劳，步伐沉重，但终于开始意识到他们被左右欺骗。他们再度将一切羞辱与苦难归责于清政府，1900年爆发了不幸的义和团运动。他们以暗杀德国公使作为起义的开始（他们合理的解释是德国公使先揍了一个中国人），然后围攻了北京的使馆区。结果一支由俄罗斯人、日本人、英国人、奥地利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及美国人组成的军队前来解除使馆区的围困，在耽搁多时后终于将各使节及其家属解救出来，他们劫掠了北京城作为报复，这座富饶的城市从未经历过如此掠夺。帝王的居住地紫禁城被攻入。无论该城对于中国人来说多么神圣，还是被抢了个干干净净。统率2万人的德军总司令接到来自德皇的命令，要“紧随匈奴人的脚步前进”，这个不幸的谕示在12年后把厄运落在了德国人自己身上，相比于德国皇帝威廉目前的疯狂伐木而言，这是威廉沉溺于那场“运动”时所下达的最为糟糕的指令。

在被要求向其一直以来都极具侵略性的欧洲邻人们偿付巨额款，并被以所能想到的各种方式侮辱了一番后，中国人再一次于1911年兴起反抗运动，这次他们成功了，清政府被推翻，中国成为了共和国。

然而这一次中国人吸取了教训，即西方国家的首要兴趣不在于孔子文字作品的各个章节，他们对煤炭开采、铁矿开采以及石油开采的特许权更为关心。因此这些无价的原材料必须被加以严格的保护，否则，为了绝对安全起见，还不如让它们沉在海底。总之，中国开始承认通过短期的“西化”以学习日本范例的必要性。外国的老师从世界各地被聘请来，但大体上还是邻近的那个来往便利之国——日本的老师居多。

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了将世界上16的地区建设成工业国的雄伟计划，他们依据圣人马克思的真理进行治理；俄罗斯作为中国极近的邻居，可以向这些长久以来遭受苦难的中国人说些奇怪的悄悄话，这些中国苦力生下来就开始了汗水淋淋的劳作，而不论谁统治他们，不论土地正在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日本人开发。

自从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相互冲突的思想、计划与感情所汇成的合唱开始降临在中国头上，在大战中，中国在经历一场争吵后被迫加入了协约国，像往常一样，这场争吵一无所获，却损失了很多。

我并非先知。我不知道在下一个十年或十五年中会发生什么事。很可能情况不会改变多少，因为中国追赶先进队伍的起步时间太晚了。但若她果真赶上了，请仁慈的上帝怜悯我们吧——因为那时我们要付清的将是多大的一笔债务啊！多大的一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