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鸟的名字02
关于父亲的下落,李向志是从日本的战史资料上查到的。那一年,他的保姆研究生毕业,去日本留学,想到李向志曾给她讲过他父亲的事,就多了个心眼,去图书馆查找。很容易就查到了,复印下来,并译成中文,寄给了李向志。李向志对每一个保姆都有情有义,保姆也都这样待他。
父亲的这种死法,算不算抗日英雄?这问题一直撕扯着他。
在成都宁夏街,有座浮雕,纪念国民党川军抗日死难者,李向志经常深更半夜踱到浮雕面前去,蹲在底座上,仰望那一张张神态各异的面孔。之所以这时候去,是他没脸。这群人是明明白白的死难者(没说是英雄,只说是死难者),他父亲却很难说。尽管难说,他依然怀着期待,期待那数十张面孔里面,有一张属于他的父亲。其实,他父亲虽是四川人,却并不是川军。
很长时间过后,他才怀着忐忑的心情,把他父亲的下落和他的苦闷告诉我。
我觉得这是件大事,便给他出主意,让他去找有关部门,把他父亲所属部队的番号查清楚,再看看是怎样给他父亲下的结论。
结果他没去找。我问过几次,他都支支吾吾。
当时就我应该看出那个胆小如鼠的李向志。
他是不敢去找。他害怕。提到“部门”这样的词,他就怕。他只是在百度上输入“李新店”,偷偷地查。叫李新店的人,共有二百一十四个,他把每个人的简历调出来看,没有一个是他父亲。
“我爸分明是打日本的,”有一次他这样向我嘀咕,“国内为啥没有他的消息呢?我们年年都在8月15号这天谴责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其实谴责根本没用,靖国神社在日本,人家想参拜就参拜,你也拿他没办法。我们该做的,是把抗日将士的名字一个不漏地列出来,供在某个地方,每年也在8月15号这天去参拜,这才会给日本人震慑……为啥查不到我爸的消息呢?查不到的肯定还多,他们死在抗日战场上,怎么连一个名字也没留下呢?”
我回答不了他的疑惑,此后他也就没再提起了。
关于父亲的下落,他连母亲也没告诉。
他做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给当年的电焊工、现在的大画家罗眼镜去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愧疚。因为罗眼镜在墙报上画了那幅插图,害得他把收音机藏起来,听掉了台湾电台的那档节目,让他伤透了心,也让他对罗眼镜怀怨。他对罗眼镜说:“你还记得吗,自从你画了那幅插图,我就再没给你打过热水了,你没和我一般见识,照样教我认字……”
罗眼镜没有回他。不知道是没收到李向志的信,还是罗眼镜忙不过来。
车又被拦下了几辆,但同时,三辆小车开走了,还有两辆中巴和两辆大车也开走了。
鹧鸪山口**起来。
那群人愤愤不平,但他们确实违规,不像我跟李向志是陪杀场。
因此那群人又把我们围住,说些貌是同情、实则煽动的话:
“只有你们这辆小车被拦下来,太冤了。”
“要是不耽误,你们早就到米亚罗了。”
有人还摸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说:“到米亚罗?等吧!等到明天上午再说!”
这里距米亚罗很近,即使子夜放行,也不必等到明天上午呀?但事实上就得明天上午。他们说,出了山口,路更烂,先前的路基,全部毁掉,坑洼石块自不必说,糟糕的是,路两侧再不是山体,也不是河流,而是深不见底的谷地,白天也要十二分小心,谁敢晚上行动?除非是不要命了!
我越发的焦躁不安。到米亚罗也要明天上午,回到成都,必然是明天下午的事了。
同时,我又担心那个不要命的李向志会在夜里放行后跳出来;那种场合,他是一定会跳出来的。他很可能不仅开到米亚罗,还要一鼓作气开回成都。从米亚罗下去,就进入汶川地界,地震不久我跟他到过汶川的漩口,去年八月,我带着儿子到过汶川县城,对那段路熟悉,公路缠在山腰,感觉那公路轻如绸带,风一吹就会飘起来,把车辆和行人抛下山崖,百余米深的崖底,是波涛汹涌的岷江;“后地震”时期的峭壁上,照旧有飞石(当地人叫“地震石”),白天还可以见机行事,把飞石躲过,晚上怎么躲?我们已经在海子山险过一次了,老天爷开恩,才捡了条命,总不能奢望老天爷再次开恩。
那群人怂恿我跟李向志去找警察。他们的意图是,只要我们说通了,就相当于挤开了一道门缝,他们再加把力,自己也就能从那道门缝溜出去。我也想去找警察,但光我去没用,驾照又不是我的。
“走,过去看看。”我对李向志说。
李向志很犹疑,我便推着他走。
快到岗亭的时候,他甩开我的手,身板放正了,自己走。
警察坐在靠窗的桌前,用钢笔在报纸上写什么。
我给警察打招呼,警察嗯了一声,没抬头。
我说:“麻烦你把驾照给我们吧,我们有急事,谢谢你啦!”
警察依然没抬头。
我说:“对小车不是没有限制吗?”
警察这才把头抬起:“谁说没有?”
“我们在红原问清楚了才上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