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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鸟的名字02（第2页）

“那是红原，这是理县！”

这条路由红原和理县共管，两地各自唱戏，叫听戏的买谁的票？我正要这样问，没想到李向志把我拦开，一步抢到警察面前，给他递名片。警察板着脸，拿着名片看。名片上印着密密麻麻的字，我都不知道写些什么。我从没见过他的名片。警察看完了，说：“你还卖乐器？”李向志连忙说：“卖呀，钢琴、手风琴、小提琴，都卖。”警察说：“我女儿是学箫的。”李向志说箫我也卖，你要是带女儿到成都买箫，找我就是！接着，他开始给警察大谈音乐，说箫在唐代称尺八，后来才叫箫，也叫洞箫，又说：“学箫是最难的，百日胡琴千日箫，口琴笛子站着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学口琴笛子最容易，站着教就能教会，弦乐要难一些，需要一百天，学箫就更难了，要一千天……”他滔滔不绝甚至过度亢奋地说下去，但警察对他的话明显不感兴趣，始终板着面孔，就连他说“你女儿敢学箫，证明她很有音乐天赋”一类肉麻的奉承话，警察回声“谢谢”的时候，也是板着面孔的。

李向志懂再多的知识，有再多的话头，在这个警察面前，丝毫不起作用。

当警察终于不耐烦地站起身，走出岗亭的时候，那个胆小如鼠的李向志便现了原形。

他轻轻推我，细声说：“走，出去。”

我说慌什么，坐一会儿。

岗亭里，有一张办公桌，一排木沙发，一架笼着蚊帐的单人床。我把李向志推到了沙发上。

他半坐半蹲，说：“人家都出去了！”

我见他脸色灰暗，眼含惊恐，只好顺从了他。

中午的阳光格外强烈，朝车身走去时，感觉阳光能揭了我们的皮。那边等候的人，眼巴巴地望过来，希望能提早从我们脸上判断是否游说成功。李向志明显不想跟那群人碰面。他阅人无数，别人藏得再深的心思，也能识别出来。走到中途，他不走了，抠住我的肩膀，煞有介事地训导我：“你说话要讲究策略，刚才要不是我及时插进来，你就跟警察说崩了。不说崩还有希望，说崩了就没希望了。”

话虽如此，他的眼神却是躲闪的；在警察面前的那番表演，让他难堪。

幸好他没去把小提琴拿过来拉给警察听。

为了安慰他，我说：“就是，全靠你。”

他高兴起来，说：“嘿，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接着掏出手机打电话。他在电话上简要叙述了我们的遭遇，然后说：

“过一会儿，你收到我的短信，就打电话给我，说我妈病危。”

将机盖合上后，他得意地望着我笑。

“给谁打的？”

他说给保姆。

这个保姆，看来还是去年的那个，因为我们在红原的时候，色儿青还给她去过电话，色儿青依然叫她姐姐，问姐姐今年为什么不到草原来玩。

我们原地不动，等待警察回到岗亭。那群人见我们迟迟不过去，知道没什么希望，顿时泄了气，散散淡淡地坐在炽烈的太阳底下，听河的吼声，看笔直而起的、除了树还是树的山景。

警察不知到哪里去了，过了好长时间才出现，嘴皮放光。看来他刚吃过午饭。

他嘴皮上的亮光不仅被我的眼睛看到了，也被我的胃看到了，胃便嘟嘟囔囔地抱怨，说它早就饿了，为什么不给它吃的。我也想给，可在这荒郊野外，去哪里找吃的呢？警察和收费员，很可能是在收费亭里做饭，也可能是有专人把饭给他们送来，怎么能跟人家比？何况现在还有更要紧的事办。

见警察进了岗亭，李向志迅速给保姆发了短信。一个字也没写，是一条空短信。

然后，我们走向岗亭。刚到门口，电话来了。

李向志装模作样地“哦哦”几声，重浊地抽了几声气，很急迫地说：“你给警察讲一下吧。”一步跨前去，把手机递给警察。

警察不知道什么事，接了。

“……你先送医院，”警察说，“……那有什么办法？……我不需要给谁请示，上级早就说了，这是硬性规定，拒绝任何请示……”警察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也不知保姆说了什么。看来，在李向志面前不大说话的保姆，其实是很能缠人的。警察被缠得没办法，只好说：“我会考虑的。”

之后把手机盖一合，还给了李向志。

李向志满面悲戚的样子，窜着头，跟我一起坐在沙发上，等着警察的“考虑”。

警察又坐到办公桌前，旋开笔帽，在报纸上写写画画。

半个钟头过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警察终于把笔放下，站起身。

我们都以为他要放我们走了，可是，他又出门去了。这一个钟头时间，都没听见从山里出来的车声，他出门，只是因为坐疲了。他跨过水泥堤埂，进了收费亭，跟那收费的女子聊天。

李向志又要起身，我一把拽住他：“就在这里等！他又没叫我们出去。再说里面又没什么东西，他收来的驾照也是扔在收费亭的。”

他眼睛不看我，说：“警察是不是怀疑了？”

我说不像，听上去你那保姆很会演戏，而且我一开始就跟警察说过我们有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