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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乐生回到他的故土莎士顿镇当小学教师引起了居民的兴趣，并唤醒了他们的记忆，虽然他们对他的兴趣广泛、博学多识不像他在外地受到的那般尊重，却也保留着对他真诚的关注。当时，他回来不久，就把一个漂亮的妻子带回家———对他来说棘手的漂亮，假如他不当心，他们说———他们很高兴有她定居在他们中间。

苏从家里出走最初一段时间，她的不在并没有引起什么评说。她在学校里做小先生的位置空缺几天以后就由另一个年轻女人填补了，那替换也未经注意就通过了，苏的服务原本也只是临时性的。可是，一个月过去了，费乐生偶尔向一个熟人承认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如今住在哪里，好奇心由此开始引起了。后来，陡然下了一个结论，人们大胆地断定苏是跟他玩假的，并且离开他逃走了。小学教师对工作越来越消沉和无精打采也赞同了这个说法。

虽然费乐生尽可能长久地绝口不谈，除了对他的朋友吉凌哈姆，但是当苏的行为被误解散布时，他的诚实和正直不允许他保持缄默了。一个星期一的上午学校董事会的主席来找他，谈完了学校事务以后把费乐生拉到孩子们听不到的旁边。

“对不起，我要问一下，费乐生，因为人人都在议论，说到你家里的事———说你的夫人离开不是去探亲访友，而是跟情人私奔了，这是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我真为你难过。”

“你不用为我难过。”费乐生说，“这里面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那她是去看朋友吗？”

“不是。”

“那是出了什么事啦？”

“她是在通常认为做丈夫的应该难过的情况下出走的。但是我却予以了同意。”

主席看来好像不理解这话。

“我说的完全是真话。”费乐生烦躁地继续说，“她要求跟她的情人离开，我让了她。我为什么不让？一个成年人，那是她自己的良心问题———用不着我来说。我不是她的监狱看守。我不能再多解释了。我不愿意被人盘问。”

孩子们看到两个人的表情露出了十分严肃的样子，回家告诉他们的父母说费乐生太太出了新鲜事。再者费乐生的小女仆，是一个刚毕业的女生，对人说费乐生先生帮他的妻子打点行李，她需要多少钱还给她钱，而且写了封友好的信给她的小伙子，要他好好待她。董事会主席以为事情过去了，跟别的董事说了，然后要他跟他们私下里会见。会见持续了很长时间，结束后费乐生回到家里，面容像往常一样苍白而憔悴。吉凌哈姆坐在他的家里等他。

“唉，正如你所说的，”费乐生说，疲惫不堪地一下子坐到椅子上，“他们要求我递交辞呈，因为我给了受折磨的妻子自由的丑恶可耻行为———或者照他们的说法，宽恕了她的通奸。但是我不辞职。”

“我想要是我，我就辞。”

“我不辞。这不关他们的事。它完全不影响我从事公众事务的资格。要是他们愿意那开除我好了。”

“要是你闹大了登了报纸，你就永远得不到别的学校任用了。你知道，他们要把你的行为看作青少年的示范———因此极大地影响这个镇的道德。而且，按照普通看法，你的见解是无法辩护的。这话你得让我说。”

对于这好心的忠告，不管怎样，费乐生不听。

“我不在乎。”他说，“我不走，除非我被开除。而且也因为这个原因，一辞职我就是承认我为她做的是错了。可是，我一天天越来越确信在上天和整个自然界看来，在正直的人们看来，我是做对了。”

吉凌哈姆料想他刚愎任性的朋友不可能把自己的主张这样坚持下去，不过他没有再说什么，于是在适当的时候———实际上，只是一刻钟里———正式的解雇信就到了，原来校董们等费乐生一走就写好了。费乐生答复道他不接受解雇，但是召集了公众会议，他参加了，尽管他看上去那么虚弱有病的样子以至朋友恳求他待在家里。他站起来提出他反驳董事会决定的理由，强硬地向他们申说，就像跟他的朋友说过的，争论过的，此外还说，这事情只是家庭论说与他们无关。他们驳回了他的申说，坚决认为教师的个人怪癖完全是在他们的掌控范围之内，因为它影响到了他教的那些学生的道德。费乐生回答道他看不出一件自然正常的善举怎么会损害道德。

全镇有相当地位的居民和殷实人家的人都反对费乐生。但是，令他有几分惊讶的是，十几位来自底层的斗士站起来为他辩护。

前面说过莎士顿本是一群群稀奇有趣的行商停留的地方，他们在夏秋时节经常出入于维塞克斯举行的众多市集和交易会。虽然费乐生从未跟这些人士中任何一位说过话，现在他们却豪侠地孤注一掷为他辩护。这些人包括两个劣质品商人，一个打靶棚老板和两个装铅弹的女士，一对拳术师傅，一个开汽车转椅的，两个流动扎笤帚的，二人自称寡妇，一个摆姜汁饼摊的，一个摇船所有者，一个“试你力气”的人。

这群慷慨大方的支持者方阵和另外几个家庭经历不是一帆风顺而持独立判断力的人走上来，跟费乐生热烈握手，然后他们对大会发布的裁决极其强有力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结果是全面的扭打混战，其间一块黑板劈开了，学校窗户的三块玻璃打碎了，一瓶墨水泼遍了一位镇议员的衬衫前胸，一位教堂管理人遭到巴勒斯坦地图罩顶的待遇，以至于他的头直穿过撒马利亚，一些人乌了眼睛，一些人鼻子流血，其中一个，令所有人害怕，是年高德劭的教区长，归因于一个不受法律束缚的扫烟囱者的热情，他站在费乐生派别一边。费乐生看到血从教区长脸上流下来，对这不幸的堕落的情况几乎是呻吟般哀叹着，后悔人家要他辞职的时候他却不辞，回到家里就病了，第二天早晨就下不了床了。

这滑稽的而又令人抑郁伤感的事件是他一场重病的开端。他怀着中年男人悲哀的心境孤零零地躺在**，终于领悟了他的生活，智性的和家庭的，正趋向失败和暗淡。吉凌哈姆几个晚上来看他，有一个晚上偶然提到了苏的名字。

“她一点儿也不关心我！”费乐生说，“她怎么会关心我呢？”

“她不知道你病了。”

“那对我们两个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