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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也更名（第1页）

草木也更名

——文字狱背后的王朝之讳

正如人名，药名往往都是有来历的。也许是缘于味道，如“苦参”“细辛”“甘草”，滋味复杂的干脆就呼之为“五味子”；也许是因为形状，如“凤尾草”“狗脊”“佛手”；也许是因为独特的生长习性，如“夏枯草”便是得名于此药到了夏末便穗枯草萎；来于功效的更是比比皆是，如以“千里光”誉其明目之力，以“威灵仙”赞其药性灵验；还有很多是根据颜色取的名，红的便叫“红花”“茜草”，黄的就叫“黄连”“蒲黄”，白的自然是“白果”“白芷”，此外还有“青黛”“紫苏”等，五色分明一目了然。

如果是个外行，能从“元参”这个药名猜出这“参”究竟是什么颜色吗？

黑色。元者，玄也。

元者，玄也？如果起李时珍于地下，他一定不能接受这种解释——他甚至搞不明白“元参”是什么东西。

他当然知道有种常用的药叫作“玄参”，但他不知道这两者其实是同一物。玄者，黑也，所以他在《本草纲目》里又称其为“黑参”。玄参之名，从《神农本草经》起，叫了一两千年，好端端的怎么改成了“元参”呢？

不仅玄参，所有带“玄”字的药，玄胡索、玄明粉、玄水石，药名中的“玄”字统统都得换成“元”字！

别说这些草木石头，就连九霄云上的神祇也得改名。好在“玄武大帝”改得快，早在北宋年间就成了“真武”，叫了几百年也耳顺了，这次影响不大。

“玄武”变“真武”，那是为了避赵家所谓的祖先赵玄朗的讳——

这么说，如今又有“玄”人降世了？

玄者，妙也。

玄人治世。

当今皇帝，名曰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

谁说满人不开化，他们是很向往汉人文明、遵守汉人制度的——避讳，回避君父尊亲的名字，正是汉家沿袭几千年的规矩，据说开端还能上溯到连孔圣人都向往的周公黄金时代。秦始皇名嬴政，所以议政之月的“政月”成了“正月”“端月”，端端正正的；刘秀登了基，秀才从此叫茂才；皇后之名也得有同样待遇，刘邦的老婆吕雉，到了臣民嘴里便成了姓吕的野鸡。这讳谁都不能含糊了，有时甚至得做出大牺牲，“正月十五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为了避州官田登的同音讳，宁愿被烧得倾家**产也不准放灯。

既然得了汉家天下，便得继承汉家的好传统，这讳清朝接着避。他们避讳的决心很大，甚至连彩头都可以不要：据说因顺治帝名福临，乾隆曾诏告天下，过年过节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

连紫禁城的“玄武门”都改成“神武门”了，改几个药名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何况这原本就有传统。比如“恒山”，“薯蓣”：抱歉，你们的名字，或者同音字，分别被汉文帝刘恒、唐代宗李豫、宋英宗赵曙征用了，委屈一下，以后就叫“常山”“山药”吧。

一朝自有一朝的讳。翻开药书，不，是每人都翻开自己的书，认真核对一遍，把所有犯忌讳的字眼都改了，或者要么空着要么少写一笔，否则该撕就撕该烧就烧，实在舍不得就重刻一版。

安全第一。

但在玄人治下，刻书却是一件极危险的事。

有人注意到了这点，为了警世，他决心做一件积阴功的好事，同时赚点银子。河南人刘峨，刊刻了一部《圣讳实录》，准备专门销售给应考的童生，一一指出什么字应当避讳、如何避讳。但他的书肯定卖不好，因为他自己对避讳也是个外行：为求解释清楚，他居然该“玄”就“玄”，把列位皇帝之名“各依本字正体写刻”！避讳的教材难道便不用避讳了吗？外行就得付出代价，刘峨为此赔上了性命。尸首未冷，江西举人王锡侯又一头撞到了刀下。他嫌《康熙字典》收字太多难以贯穿，便自撰《字贯》，欲用字义把零散的字串成一组便于查检；但在凡例中又忘了避康熙乾隆之讳，结果被定了“大逆不道”，抄斩！株连自家满门数十口自是本分，还害得议罪太轻的江西巡抚也判了个斩监候。

讳历朝都得避，但从来没有哪一朝避得如此血腥，文网之细，即使是出名猜疑的朱元璋也得自叹不如。从康熙到乾隆，前后一百二十年间，粗略算算，因文字犯忌而兴起的大狱至少有一百多起，仅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五年之间便有近四十起。每起文字狱，动辄牵涉几十数百人，案主大多以凌迟、斩首、戮尸收场，家属从犯常常也陪着送命，被判个充军流放已经是莫大的恩典。

清朝皇帝都是文字专家，学问很大，能从“维民所止”这句来自《诗经》的词中看出有人巴望着雍正爷被砍脑壳。像刘峨王锡侯这样大摇大摆犯讳，真正是自寻死路，如此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简直就是被驴踢了脑壳。但也有很多人却是莫名其妙被绑上了法场。

既是文人，便得著几本书，作几句诗，不料往往正是那些得意的文字，做了自己的催命符，即使他已经小心翼翼避开了圣讳。

清帝忌讳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尊名，相比其他王朝，他们多了另一重碰不得的心病：前明之讳，或者说是满汉之讳、民族之讳。

“将明之材”（张晋彦），语意诡谲，料来不是什么好词，斩！

你私修史书，刨根问底，详细记述我大清发迹前那些窝囊事，斩！

弘光、隆武、永历，絮絮叨叨，你著书不用我大清年号，斩！

“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曾不照人”（吕留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徐述夔），你等作诗讽刺我大清，斩！——早就死了？死了也不能放过这些个老小子，传旨下去，刨出来狠剁一回，挫骨扬灰！

修私史凭吊前明、诗文句句带刺，吕留良之辈确实该死，但有很多人却是一路喊冤走向了黄泉路。

“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一把心肠论浊清”，若说这些诗句皮里阳秋骂大清，怎么说也有些牵强。但乾隆帝有御批：“‘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斩！

想哄骗圣天子？白日做梦！他老人家祖传测字神术，别说你明明白白写了“清”“明”，就连“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这般看似耿耿忠心之句他都能看出其中的反意：日月二字合而为明，居心险恶！

“胡”“戎”“虏”“夷狄”“匈奴”，这些字眼自是在严禁之列，我大清顺带着还要为当年金、元诸前辈出气，所以就连古人的名作也得重新一篇篇过秤。于是，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变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陈亮的“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如今该说“一个半个挽雕弓”。

无论今人古人，一切诗词曲赋，必须以我大清《四库全书》为准。所有“抵触本朝”的“狂悖”书籍，一律销毁，幸存的往往也免不了被阉上一回——“违碍字句”全都得改易删除干净了。

清查收缴的规模与力度都是史上空前的，很快，大清帝国内，每个文字都经过了反复的擦洗打磨，圆了所有棱角，发着熠熠金光，雍容而祥和。仅乾隆一朝，销毁的禁书“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

念及此事，鲁迅先生直到晚年仍是满腔愤懑：“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病后杂谈之余》）

避讳之本意，很好理解，只是时刻提醒各人别忘了各人的身份，所谓君臣父子也。清朝延续此制，也是使天下人牢牢记得我爱新觉罗才是尔等的真命天子，尽管严厉得多，走的倒也是几千年帝王的老路。但文字狱体现的清廷在满汉问题上的极度敏感，却暴露了一种来自骨子里的畏惧，完全没有历代大王朝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