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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无人参（第2页）

“你家风水很不错嘛。”那位在地方官陪伴下不请自来的客人突然开了口，冷冰冰的京腔中居然还带了些娇媚，听了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恭恭敬敬站在面前伺候的主人生生打了个寒噤，额头立时渗出了豆大的汗珠。他勉强赔笑道：“公公过奖了，草民几代胡乱住着罢了。”

气派奇大的客人似乎没有理会主人的话，顾自低头垂眼，用青花碗盖轻轻地刮着浮在水面的茶叶。等他惬意地呷了一口，慢慢放下茶碗后，忽然尖声笑了：“何必过谦呢？你呀，身在福中不知福，天天睡在金子堆上哪！”

主人闻言，如遭雷击，扑通跪倒，重重地叩首，连声哭求公公开恩。

侍立在一旁的县官面色铁青，但还是弯着腰垂着手，连口大气也不敢出。

这个场景，自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二十来年间，全国各地不知上演过多少次。结局不外两种，一是主人掏出大笔银钱，直到塞得客人满意，打发起身；另一种则是拆了房子赶出全家老少——客人要在你家找金子了，他不是说过，你家风水不错，一家子天天睡在金子堆上吗？

谁也不敢阻拦，因为客人——公公——代表的是皇上，他是替皇上开矿来的。

不用勘测，不用采样，更不用专家，太监都是半仙之体，一眼扫去便能明白哪处地下藏着什么“土精”：金矿、银矿、朱砂矿，至于矿上面是民宅还是田地，甚至是人家祖坟，那就懒得看了。但太监的探矿规律，却不免令人怀疑是不是根据地面上的物业来推算矿苗的——对无主荒地，他们总是了无兴趣的。万一采了个空也不打紧，掐指一算，定是附近居民盗矿，赔！一定要吐回矿产。若还赔不够呢？再换一家。

矿使太监还有同伴，一同从紫禁城出来公干的税监。有时人手不够，他们还得一身兼二职。公公们也很辛苦，天下各通衢大邑穷乡僻壤都得驻扎到了，工作更是细致到家，别说店铺税、盐税、茶税、木税、鱼税，就是一只鸡一把草，也得收足钱。同时他们还得向皇上献忠心，见了好东西可千万不能不孝敬宫里。于是金珠、瓷器、香料、绸缎、名马、貂皮，所有的“土精”都在采办货单之内，绝少漏网之鱼。《宁国府志》曾记载了明时当地的一张贡物清单，内容包括：黄蜡、蜂蜜、乌梅、肥猪、肥鹅、鹿、鹿皮、地产药材、箭枝、扫帚、历日纸等。（转引自黄仁宇著《明代的漕运》）

“土精”岂是易得之物？开矿的艰辛危险且不提，仅以最普通的木料来说，要采一株合用的，也得付出巨大的代价。四川曾有一句民谚“入山一千，出山五百”，为砍伐运送一棵大木，起码得搭上五百条人命。

太监本就容易因生理缺陷而心理变态，酷刑杀戮，什么手段都使得出，何况他们中有的是经过东厂培训的专业人才。这一大帮人原本就喜动不喜静，唯恐天下太平的，如今圣命在身，更是百无禁忌，所到之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少不了有不堪忍受愤而反抗的，但各地刚起了点火星，万事不管的神宗皇帝就如同被踩了尾巴，雷霆震怒了：“被刁民修理了个把太监不算什么，朕痛心的，是那些人置国家法律尊严于何地？”如果大臣没狠狠惩治乱民，他就绝食抗议。

朕即是法！谁敢说三道四？后人对神宗的评价是“只知财利之多寡，不问黎民之生死”“好货成癖”，在历朝历代皇帝中以贪婪闻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中之精，本是王业，一国之君如此热衷于敛财，不免使人推测是不是继承了他那农民出身的老娘贪利务得的毛病。

搜刮之酷烈其实神宗也不是不知，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也有良心发现之时。万历三十年（1602年）二月，神宗得了场重病，自以为大限已到，总算看开了点金银的虚幻，连夜召来首辅沈一贯，命他回去拟旨，停了矿税。沈一贯大喜，立时拟成，就等天明下发。不料次日天不亮内阁门前便来了一大群太监，气急败坏地索还圣旨——原来神宗气数未尽，睡了一觉身体舒服了，想到昨夜的冒失之举懊悔不已，连忙亡羊补牢来了。有人进谏说圣旨不是儿戏，不能出尔反尔耍赖，他恼羞成怒，竟然亲自操起把刀想要宰了那个赣头。

直到又过了十几年，神宗觉得再刮下去可能真会刮破天下，起了畏惧之心，矿、税这几项将大明王朝搅得“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激起数百起民变的弊政才慢慢收了尾，留下了满目疮痍。

据说停止矿税的诏书发布时，朝野臣民多有痛哭失声的。

号啕的同时，上党百姓一定暗自庆幸，幸亏及早铲除了人参，否则这场劫难中，定要被狠狠地多剥一层皮。

神宗搜刮了这么多好东西，想来家底自是十分厚实。

但从皇上手里要点钱使使还是很不容易——即便是军饷。

神宗归位成神七年后，他的孙子朱由检坐上了龙椅，是为崇祯帝。面对大明王朝的危难棋局，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很有志气，很想拨乱反正扭转乾坤，做一个名垂青史的中兴之主。此时东北的后金经过几十年经营，羽翼已丰，成了明朝最危险的对手，崇祯登基之后，日夜思得良将解除辽境之忧。在廷臣的争相举荐下，崇祯选中了曾大败金主努尔哈赤的袁崇焕，在平台亲切召见了他，君臣坦诚商量平辽方略。面对少主如此求治殷切，袁崇焕热血沸腾，一时激动不已，竟然拍着胸脯保证“五年复辽”。

崇祯喜出望外，慷慨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

召对休息之时，有人提醒袁崇焕“五年复辽”的海口是不是太轻率了，冷静下来的崇焕也出了一身冷汗。但他还是有信心，只是在崇祯小憩之后再出之时，对这位新皇帝提出了要求：“此五年之中，须得事事应手，首先钱粮不可短缺。”

对于沉浸在“中兴”幻想之中兴奋不已的崇祯来说，此时便是袁崇焕递上刀子要求从龙体上割块肉也不会有丝毫犹豫。他一挥手，爱卿不必担心，朕一概依你！再给你一把尚方剑，出征去吧！朕等你凯旋！

但袁崇焕到了前线，真个上奏请饷时，崇祯却皱起了眉头。看到奏疏中报告因欠饷而边兵哗变，他说出了这样的话：“带兵的若真能待部众如家人父子，那么士兵自然不敢叛变，更不忍叛变，如何有此鼓噪之事？动辄鼓噪，各地效尤如何得了？这缺饷之事，还当讲求长策。”——研究研究再说。

两手空空的袁崇焕心急如焚，奏疏一道接着一道，说是户部实在筹不了钱了，还是请皇上发出内帑来救急吧——户部之穷国库之空，天下皆知，就是逼死那些官员也熬不出几两油，没办法，只好动用皇上的私房钱了，当年矿税收入不是都被先帝装入腰包了吗？崇祯不耐烦，但五年计划刚刚开始，最终还是只好愤愤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从此，崇祯对袁崇焕有了怀疑：这广东人会不会恃边逼饷中饱私囊呢？

都说不经圣裁擅杀毛文龙是袁崇焕日后被杀的祸根，其实更早的伏笔此时便已经埋下。

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看来崇祯也是个糊涂蛋。

明亡之后，不少人为这位上了吊的天子如此没见识而痛心不已。如《甲申核真略》云：“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两，金若干万。”《甲申纪事》云：“贼载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作者行文至此，不禁感慨：如此荒唐举措，“可为后世有国者之戒”！

然而关于崇祯究竟是不是个愚蠢的守财奴，也就是崇祯内帑之争，也是个口水横飞的话题。更多人偏向于相信，崇祯的手头确实紧得要命，实在无法宽裕地为袁崇焕开出军饷。

同为时人笔记，关于崇祯朝的经济状况，有很多截然相反的记录。据《恸余杂记》所记，有个户部官员曾经说过，他向崇祯请求发内帑军饷，崇祯“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崇祯流泪想必不是为了省钱而作的秀。在另一些记载中，崇祯更加可怜，几乎到了砸锅卖铁的地步，变卖宫中金银器具以充军饷，甚至打起了进贡入宫的人参的主意。《三垣笔记》载：“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据买主说这批人参都是上品：“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

可怜崇祯无福消受这样的好东西，他简直连肉都舍不得多吃，常常只用几样蔬菜下饭，往往只是啜几口清粥小菜就当一餐了。穿得也寒酸，有次在接见大臣时露出了内衣袖子，袖口竟已破烂，感动得大臣泪流满面。

说崇祯褊狭、猜疑、急躁、刚愎都不算太冤枉他，但说他吝啬守财恐怕他死也不服。其实当时便有很多人为他辩解，说李自成从崇祯内库里找到几千万两银子之说纯属诬陷，那笔巨款大部分应该是考掠京城官员所得——如此来路的银钱毕竟不太光明，干脆放出风去推到崇祯头上，顺带着把他的名声搞得更臭，一举两得。如《后鉴录》云：“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国榷》也说：“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