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向鉴真请教这个问题:佛法的启悟与医药之类现实的救济之间,哪一项才是根本,他将如何回答?
那是个天朗气清的黎明,趺坐了四十八天的释迦牟尼终于从菩提树下站起身来。在晨风拂面而过的一刹那间,这位刚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前王子已经遍观十方无量世界,洞见三世因果。看着满天霞云谲诡变幻,他爽然叹息:“原来如此!”顿时大地震动,诸天神人齐声礼赞,地狱饿鬼畜生三道苦厄一时停息,天鼓齐鸣发出妙音,香花如雨纷坠三界。
释迦牟尼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拯救这苦难人间的无上妙法。但那究竟是什么神通呢?佛典浩如烟海,宗派各有心得,有一本不过二百六十个字的简短经书,却是所有释子都烂熟于心的,那就是《心经》。据说此经包含了佛陀的最高智慧,也是大乘佛教精义所在。此经全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多”是梵语,“般若”,勉强译为“智慧”,“波罗蜜多”,意为“到彼岸”,合则为“凭智慧到彼岸”的意思。先哲对此句的一般解释是:“把生死苦难比作此岸,把涅槃比作彼岸,只有凭借着大智慧才能脱离生死,证得涅槃。”
从此经可看出,佛教的终极目标是带领世人挣脱今生,走向彼岸的极乐净土。
用当年教科书上的话说,佛家作为唯心主义哲学,根本观点就是把真实的客观世界视作虚幻,宣扬一切皆空。连我这身体也是空的,那么任何苦难自然也是空的,如此一念,便是脱离苦海轮回的因缘。因此,佛家的至高伟力在于一把拉你过河,而不是使你在此岸安居乐业。
这种观点于禅宗最为明显,他们是空得最潇洒最彻底的一派,视万物为雾电泡影,甚至连西方乐土也照样是梦幻——鉴真如此不厌其烦地在这不可挽救的虚空中劳心劳力,真如炊沙镂冰,有多大必要呢?
佛陀救济世人脱离老、病、死一刻不息的无间苦海的手段,可不是靠那些同为虚幻的草木之药啊。
佛陀悟道之后,曾感叹:“异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
是啊,红尘俗世芸芸众生,又有几人能一闻妙法就豁然彻悟到达彼岸——佛陀的渡船,在恒河沙数的愚夫愚妇眼中,实在太玄妙高深不可思议了,又能载上几位历经万劫修得慧根的幸运儿呢?
据说有一种残忍的美食:将甲鱼饿上几天,放在铁板上,下面架起火烤;甲鱼又热又渴,便会大口大口喝调好味的酱汤,如此不消多久,滋味入里,内外俱熟,便可上席。如果有开悟者目睹这一切,一定恨不能当头棒喝:你为何不跳下铁板?自然这甲鱼是被拴住的逃不走,但你看世人不也都在这火坑之中吗?只顾埋头止一时之渴,有几人想过解开束缚一步虎跳跃出火坑呢?
大多数满面尘埃的苦海众生总是看不太远的,他们最盼望的,就是能把勒在脖子上的绳索松上一松,饥馑、贫苦、刀兵、厄运、疾病,这些才是他们最迫切被减免的刑罚。就像一个被重担压得直不起腰的行者,他的目光只能落在膝盖前方的泥泞地上,踉跄奔走时根本没有余力抬起头来远眺前方。
尽管佛教也宣称,今生的苦难皆是前世的孽业,今生的修行也就有来世的福报,但对于这些受难者,彼岸固然是巨大的**,来生也是美好的寄托,但更需要的还是此岸今生的抚慰。
这就是佛陀所说的“妄想执著”吧。但正是这种“妄想执著”把佛教从万里之外的雪山那边迎到了华夏中土。
佛教的传入,源于汉明帝一梦。一夜明帝梦见一个巨大的金人,全身放光。醒来后询问群臣,有人回答那应该是西方的神人,叫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通百物而大济苍生”(《后汉纪》)。于是明帝遣使西去求法,于大月氏国遇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白马驮经迎归洛阳,是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显然,明帝和他的臣民,都将佛视为传说中蓬莱岛上安期生一类的仙人。到了桓帝时,还将佛陀与黄老并行祭祠,把佛教看作道术的一种,祭拜的目的是为了求福祥、延寿命,甚至成仙飞升。
如此心态下,那些来自远方的高僧自然被视作活神仙。而早期佛教徒为了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宣传教义,也往往要显示一些方术,如《高僧传》载安世高通晓“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直到南北朝,一般人还称佛教徒为“道人”——有道术的人。这道术,自然是施行于现世的“天文书算、医方咒术”一流。
诸多方术中,有确切疗效的医学最能吸引教徒。病痛中的人是最软弱无助的,最容易接受慈悲的救助,每一个宗教都懂得这个道理。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一个高明医生的号召力简直等于一位驻世活佛,他的妙手回春足以把那些犹豫狐疑的凡夫俗子引到佛陀那艘渡船边上来。
对于弘教的佛徒,把苍生引到自己身边不过只是传教的开始;但对苍生而言,皈依某个宗教,最大的目的还是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救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摸不着渡船、看不到彼岸。
此岸中更有聪明人,他们需要佛教提供的不仅仅只是医术神方,还希望佛教能为他们的城堡添砖加瓦、彩绘粉饰。
唐太宗李世民并不能算是一位佛教徒,但他一样扶植佛教。他的理解是:佛教教义“慈悲为主”可以“膏润群生”,讲因果报应可以教人“积善”,对治国定然有利。凡有利于治国的,他都支持,所以他儒道释三教并用。
武则天对佛教的信仰却要狂热多了,居然造了个九百尺高的大佛。这位虔诚信徒的心里也有个小九九:她授意僧人宣扬自己是弥勒佛转生,自然该取代过了气的李家坐天下。
日本模仿大唐进行大化革新,也迫切地需要一位镇得住全岛的高僧。由于佛教僧侣享有不负担赋税的特权,日本国民纷纷通过“自度”或是“私度”的方式出家以规避课役。政府虽然多次申禁“私度”,但那时日本受戒制度不健全,也只好默认事实了。且不说没有完善的戒律会导致僧侣行为放纵腐化堕落,无限制的自由出家更是政府财政的一大流失,于是日本政府派人越洋来到大唐苦苦寻访传戒大师。最后,他们在扬州大明寺找到了十四岁就出家的、在唐朝享有“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盛誉的鉴真大师。
李世民、武则天、日本天皇,就算能登上佛陀的渡船,他们能舍得离开这片经营多年的国土,进入永恒而冰冷的涅槃吗?
当然可以说这些帝王家大业大牵挂多,可谁没有父母妻儿几间草房?有多少人能挥挥长袖,抛家弃子,在亲人绝望的哭泣中扬长而去呢?就是当年佛陀出家,也只能半夜逃离。
太多人眼里,只有脚下的此岸。
鉴真没有令日本失望。感激至极的天皇,毕恭毕敬地授予了这位盲目老僧“传灯大法师”的称号,并请他担任佛教界领袖——“大僧都”,给予最高礼遇。鉴真所建的唐招提寺也就成了日本第一级别的大总寺。
其实鉴真之前,日本已经聘请过两位高僧,一位来自中国,另一位来自印度,然而都不能使日本朝野满意。尽管可以简单归结为这两位的威望都不能与鉴真相比,但应该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于佛学之外的一些技术,如医药之类,远没有鉴真高深。
也就是说,他们的法力无法在此岸给予足够的救济。
如果他们能看到鉴真十年间在日本的作为,衷心钦佩之余,也许还会感到些惭愧。因为既然有这么多人无法超脱此岸,那么真正的佛子便应该一肩担起两岸。
既然你放不下重担,那么便该为你托上一把力,让你直直腰;既然你跳不出火坑,那么便该为你挡挡火,浇些水,让你喘口气。
就算你的苦痛呻吟只因为你自己前生造孽,但只要入了我眼,便该为你金针度厄!
无论是智者还是愚人、无论是帝王还是草民、更无论是华人还是倭夷,都该在这悲悯的佛心中得到所需要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