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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天下（第3页）

牙齿咬得格格响，凡我汉人，谁能忘得了血流成河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我顾炎武更忘不了被砍去一条右臂的老母亲与死难的两个弟弟！

但我们绝不是为了一家一国而反抗，而是为了我们整个大汉民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再太平的天下，也是沦陷的天下！

“人人可出，我顾炎武不可出！”

是的，我们已经很清楚大局已定，但我们铁了心继续做遗民，做一只撼山到死的前朝蝼蚁！

傅山慢慢斟上了酒，两碗重重一撞，二人又是一饮而尽。

其他遗民呢？

“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

说这句话的是另一个著名的遗民，曾起兵抗清，“濒于十死”的黄宗羲。

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的那次博学鸿词试，同傅山一样，黄宗羲也受到了举荐，当然他也是力辞不就的。次年，朝廷又像当年征聘顾炎武那样请他的弟子修史，黄宗羲没有反对。又次年，有人直接举荐他参与修史，他虽然仍旧托病力辞，但派去了自己的儿子代替，并在给清朝官员的书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他难道忘了自己从前口口声声骂清朝统治者吗？

晚年的黄宗羲，在书信碑铭中，称清朝为“国朝”、清军为“王师”。

尽管他如此言行有些是敷衍，正如他所说“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但从遗民的立场来看，黄宗羲终究是晚节有亏。

晚节有亏的遗民数量很多，戴名世曾云：“明之亡也，诸生自引退，誓不出者多矣，久之，变其初志十七八。”当初很多人只是一时激愤做了遗民，其实过不得苦日子，是经不起多少时间考验的。袁枚《子不语》载，明亡之时，有个遗老想殉难，又怕刀绳水火的痛苦，便恣情于女色，终日荒**，想就此爽死，不料好几年也死不了，只是断了筋脉，头弯腰驼匍匐而行，被人呼为“人虾”。

清廷脚跟初稳就大开科举，对有名的遗民更是优待，只要马马虎虎报个到，三笔两笔随便考一下，便有好官帽伺候。一时间，不少以“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为榜样的“隐士”纷纷下山，时人有诗讽曰：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首阳山，为当年伯夷叔齐隐居处）

相比这成群结队的“伯夷叔齐”，黄宗羲还是坦坦****的，他始终没有投向清朝，不过是说了一些好话罢了，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实话——难道康熙的文治武功真的不值得称道吗？

遗民不易做。其中甘苦，黄宗羲深有体会：“年运而往，突冗不平之气，已为饥火所销铄。”“落落寰宇，守其异时之面目者，复有几人？”

遗民最可怕的敌人不是饥火，也不是异族，而是岁月的消磨，尤其是太平岁月的消磨。

单纯作为遗民，他不如早死。

史学大家陈垣先生曾经感叹：“遗民易为，遗民而高寿则难为。”

黄宗羲是清初遗民中甚为高寿的，享年八十六岁。

但黄宗羲毕竟是个豪杰，他晚年的变化绝不仅仅只是由于时间的消磨。更确切说，时间不仅能渐渐磨灭“突冗不平之气”，更是逼着他思考自绝于盛世的行为是否真的合理。

从思想家的角度来看，黄宗羲最终对清朝的承认，倒可理解为他正视现实，不一味闭眼逃避，从而虚耗了自己的才能，正所谓既不仕新朝又不废“当世之务”，才是“得中”之举（黄宗羲《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以修史为例，出山只是因为“国可亡，史不可亡”，并不是替你清廷干活。

如果以完全不合作的标准，深究下去，其实很多苦节的遗民也达不到要求，与应征修史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你不是游幕为生吗？你为之出谋划策的幕主是谁？无论大小，还不都是大清的官员？如此岂不是等于间接的出仕？

你以开馆授童糊口吗？你教的是什么？还不是应清廷科举的制艺？你这不是为大清培养未来的官员吗？——你不教八股举业？好，那你就等着饿死吧，有几家会花闲钱供儿孙学你那些换不了功名的酸玩意？

别提别人的儿孙了，先想想自己的吧。遗民不畏死，更不畏穷，你自己是定能做到的，不开馆不游幕你也可以耕织苦守，可你就不担心几代下来，你家文脉就此断绝在泥田山路上吗？没有回报的苦学，能坚持多久呢？你们不是也已注意到这个危险而尴尬的苗头了吗：“（子弟们）今日不幸处此世界，事业文章都无用处”，“全副精神，忽尔委顿”，“恐其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陈确集》）。

你说你出家为僧道，无牵无挂，那岂不是等同于你所负的责任将随着你的化去而烟消云散，若人人都学你，还能等到复仇之日吗？

不说那么远，只看着眼前。你能受苦，但看着娇儿嫩女年复一年地随你做遗民，衣不覆体瘦骨嶙峋，忍气吞声面有菜色，你自是对得起先朝了，可你对得起他们吗？儿孙何辜，要生生世世随你受苦？

罢了罢了，这遗民还是我自己做了吧！长叹一声，滚下两行英雄泪。

终于，有遗民说出了他们中很多人的心声：“吾辈不能永锢子弟以世袭遗民也（徐狷石）”，遗民不世袭，让他们自己选择道路去吧。

何况后人自有后人的主见，你便是想禁锢也禁锢不了多久，落得想开些。连出名硬气的吕留良，在遗训中也只能吩咐一句：“子孙虽贵显，不许于家中演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