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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冤（第2页）

以法医的角度，宋慈对传统药物学也多有阐发，尤其是对毒性药物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不仅记载了对砒霜、野葛等各种药物中毒的检验技术，也叙述了如何解救药物中毒，各种方法皆简明而有效。《洗冤集录》一书因此在本草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尽管宋慈于法医学、药物学上取得了如此成就，但在理学家眼中，仍然处于支离零碎的阶段，功夫还浅得很。

理学家一生孜孜汲汲追求的，便是通过格物求得天地间的至理，然后回转来以此理来应对世间千变万化的事物。依理断狱只是小菜一碟。

理学家坚信，只要掌握了真理，以不变应万变，再复杂的案件也能在瞬息间迎刃而解。他们认为，这应该便是当年子路受孔子称赞的“片言折狱”功夫。

不必跋涉荒山野岭，不必两手血肉模糊，只需高坐大堂，鹰隼般的眸子往堂下一扫后，闭目片刻，猛然睁开，一道电光直射某人，戟指怒喝：“你有罪！”

多少干脆，多少痛快！

自然，大家都知道，子路的“片言折狱”很可能并不是如此折法，但谁也不怀疑，只要真正揣摩出世间至理，早晚有一日能达到如此境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天下万事，晶莹透彻，随意看去洞若观火，简直是开了佛家玄妙的天眼通。

这理，自然是儒家的纲常伦理。于彻悟了的理学家而言，升堂坐定，一看两造身份，以“经术义理裁之”，谁理正谁理亏便大致有了判断。

朱熹也曾担任提刑，他断狱有段名言：“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根据伦理关系，是非已是一目了然，若违背了尊卑长幼“天理”，理再足也不支持，如果无理更要重罚。

根据儒家道德断狱并不是朱熹的发明，而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西汉，司法制度便有一个重要的特色：根据圣人的“微言大义”来判决案件，也就是所谓的“《春秋》决狱”。董仲舒便是个中高手，凭《春秋》“论心定罪”，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春秋》大义是笼统而庞杂的概念，远不如律令那般明确，如此“论心定罪”的断法，有很大的随意性，法官个人对于儒经的理解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间人的作用远远凌驾于法律之上，正是所谓的“人治”。

其实南宋应该算是整个古代社会中最讲究法治的朝代。时人陈亮有段精辟的话，历来得到史家的共鸣：“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的确，赵宋自开国之后便重视法制，史上第一次把法典刊印了颁行天下，用叶适的话说是：“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尤其是神宗变法科举改革后，设新科明法，考试律令、断案，并下令进士及第后必须经法律考核方能任用；且宋律重证据，这也是《洗冤集录》问世的大环境。相比后世元律强分民族等级、明朝滥用廷杖厂卫等非法之刑、清朝大兴文字狱，南宋“任法”当之无愧。

然而就是这个“任法”的朝代，在理学宗师看来，断案的最高标准仍然还是纲常伦理：是否合“理”。

说得更直接些，其时的理学家向往的，仍是从前以儒经断案的“人治”。

这种心态，宋慈的老师真德秀，有明确的言论：“廷尉（司法官员）天下之平，命官设属宜常参用儒者……庶几汉廷断狱之意。”

“汉廷断狱”，岂不正是“《春秋》决狱”！

假如这“理”，也就是“《春秋》大义”，与宋慈的检验报告冲突——比如被害方在尊卑上下的天条上站反了身——那么宋慈手中的验状尸格即便不由重若泰山变成轻如鸿毛，也得黯然退居二线备用。

但话又说回来，朱熹、真德秀他们并不是真正忽视客观物证，而只是强调，于确凿的证据之外，还应该有着更高层次的原则。

他们推崇的“汉廷断狱之意”，中心着眼点并不是“断”，而是“意”。

西汉有个归入“循吏传”的著名太守韩延寿，是以儒家礼教治民的模范。起初人们总是被他烦琐的礼节所苦，但后来确实收到了效果，社会平静，百姓便都安于他的管理。每次有人欺骗了他，他总是自责：“难道不是我对不起他们吗，否则怎么会到如此地步呢？”欺骗他的人听说后，都非常羞愧，有人还居然为此自杀。又一次有两兄弟为田地的事打起官司，韩延寿接案后非常伤心，说：“我侥幸做了这个小官，本来应当给全郡人做出表率，但看来我未能宣明教化，以至于让骨肉兄弟打起了官司，责任全在我啊。”于是当天他便称病不再理事，闭门思过，慌得全郡百姓不知如何是好，兄弟二人也深感后悔，双双剃了头光着上身来向韩延寿请罪，表示愿意调解，到死也不再相争。

儒者看来，“片言折狱”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最高境界当属这种化解诉讼于无形，消弭罪案于未发的手段——

这正是孔圣人的“必也使无讼乎”。

夫子的意思是：“审理诉讼，我与别人一样，能做到将案情断得曲直分明；但我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必须使这类事件根本不发生。”

先贤对此的理解为：“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正本清源，不外是提高自身修养，以身作则，尽可能地感化民众，正所谓只要自身正了，不用法令也能教化大行，否则“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便是儒家“人治”的精髓，也即是理学家们“豁然贯通”后的最大心得。

不仅仅是理学家，几乎所有才子文豪士大夫都能领会这个道理，所以纠缠于条条框框零碎末节的刑名法律从来便受到轻视甚至歧视：“习刑名者，世皆指以为俗吏”；应举新科明法的人，总是寥寥无几；苏轼明言，“读书万卷不读律”；司马光也认为脱离儒家教化根本而“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

他们连律条都不放在眼里，何况是为律条服务的《洗冤集录》？

从更深层次看，宋慈的法医检验与汉儒教化断狱，其实源头便已叉了开来。以教化为主要手段，必是基于对人类本性善良的自信；而宋慈纤毫毕见的检验，却是设身处地猜想凶犯所有可能的手段，正是将性恶论发挥至极端后的设防。

这个差异，推而广之，正是“法治”与“人治”的根本精神区别。

也许连宋慈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点，但源头不合，必然走不出令理学家满意的轨道。

你宋提刑自己看看，数十年埋头尸骨律令，格物所得，离豁然贯通至少还有两道大关：“片言折狱”，“必也使无讼”，连一半路都没走到呢。

如果把格物比作伐木，宋慈这一生，只不过都在摘些叶子、折些小枝，被这些枝叶藤蔓迷了眼，连主干在哪里都没摸到，劳而无功啊。

史馆昏暗的灯下，史家兼道学先生，轻轻搁下磨钝了的狼毫，看着烛烟中恍恍惚惚的宋慈身影，遗憾地叹了口气，要说些什么，但嗫嚅片刻，不知如何开口，只好不无同情地伸出手去，想拍拍宋慈的肩膀——

但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连忙缩回手，暗暗背在身后使劲在衣服上擦了又擦。

很快，那几页宋慈生平事迹的详传，在火中慢慢化作了灰烬，一阵风吹过，蝴蝶般舞入了茫茫夜色。

消散在了《宋史》“不甚措意”的“余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