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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烂之烂（第2页）

其实这不光是周紫芝一个人的无耻，也不光是文人群体的无耻，而是一个时代的无耻。

在周紫芝为秦桧生日献投的五十九首诗中，第一首《时宰生日乐府》即绍兴十二年所作，对当时那种文丐奔竞马屁喧天的场景，该诗的序言中有相当精彩的描写：

凡缙绅大夫之在有位者，莫不相与作为歌诗，以纪盛德而归成功。篇什之富，烂然如云，至于汗牛充栋，不可纪极。所以祈赞寿龄，无所不至。猗欤盛哉，昔未有也。

如果把其中的“歌诗”和“寿龄”这两个关键词加以屏蔽，那种摩肩接踵拥挤杂沓的场景，让人想到的首先是叫卖声甚嚣尘上的农贸市场，而连续几个否定性的句式——不可纪极、无所不至、昔未有也——则渲染了那种空前活跃的交易盛况。这么多人都在“卖”，怎么能单说周紫芝无耻呢？

我怀疑这中间“烂然如云”的“烂”是刻印中的错误，原先应该是“灿”。因为这个“烂”单独存在时，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没有丝毫美感，只有傍在另一个有光彩的字后面，才能一下子辉煌起来，例如灿烂和绚烂。周紫芝是为了形容颂圣诗文之繁富，而且带着讨好的意思，他用的应该是那个有光彩的“灿”字。

大量的谄谀诗文铺天盖地而来，连官家和秦桧也应接不暇。作为以人格交换利禄的商品，这些诗文也难逃商品流通的法则。如果说刚开始时是以稀为贵，萝卜快了不洗泥；那么后来则是愈多愈烂，也就愈加贬值。要博得主子的青睐就不能光靠厚颜无耻了，还要玩出品位和创意来，“龙文虎脊皆君驭”，“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是需要才华的。秦桧本人是政和年间的进士，文章和书法都不错，审美趣味亦有丘壑，对诗文的高下还是识货的，那就看你能不能让他老人家眼睛一亮或怦然心动了。

熊彦诗本来是赵鼎的人，赵鼎遭秦桧排挤落荒以后，他一直闲废。但此君恋栈不已，趁秦桧进封太师之际上启致贺，而且出手便不凡，其中有一联这样写：

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

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吹捧秦桧在靖康之难时上书金人“乞存赵氏”的那一节，不仅张扬了秦桧历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笔政治资本，而且行文中有风云之色，剑气之光，极富于气势和动感。用这样豪迈的意象塑造了一个“威武不能屈”的伟丈夫形象，估计秦桧本人看了也会击节赞叹的。这一联此后被不少人反复引用，成为吹捧秦桧的经典名句，作者熊彦诗亦“拍马”而出，被委以州府之任。

但这种铺陈历史大场面的作品很容易流于空乏，于是便有人另辟蹊径，从日常生活中的小镜头入手，于平易真切中见情致。例如：

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烧银烛照娥眉。格天阁上三更雨，犹颂车攻复古诗。

这首诗大抵是绍兴十五年殿试放榜后某位“选人”献投的，“车攻”是《诗经·小雅》中的篇名，写周宣王在东都与诸侯会猎的情景，“复古”为官家起居休息的复古殿，“车攻”和“复古”都代指官家。而“格天阁”则是秦桧的书房。这首诗的特点是为人物设置了一个色调反差很大的背景：当那些新及第的举子们在娱乐场所搂着歌妓通宵狂欢时，我们的宰相大人却在书房里认真学习皇上的著作，夜阑寂寂，春雨潇潇，那格天阁灯光下的身影是多么令人景仰。

有意思的是，在这前后不远，有人也献投了立意相似的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

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犹看寒士文。

同样是深更半夜，同样是以娱乐场所作为一个反衬的意象，也同样是孤灯下的身影，但这次宰相大人看的是寒士的文章。如果说深夜学习皇上著作乃是一尊神圣的政治雕像，那么看寒士的文章则更加富于人情味。据说秦桧对这两句相当赏识。他赏识什么呢？史料中说：“盖取其亲切耳。”恭维人要恭维得“亲切”并不容易，宰相大人半夜为寒士批阅文章的身影折射出一种温煦亲和的人性光芒，或者说是一种“富贵不能**”的人格魅力，这是其他那些充斥了假大空的官话套话的马屁诗文所不具备的。这说明谄亦有道，这种“道”就是低劣的情操与高明的意匠恰到好处的结合，能把马屁拍出这样的境界也算是挖空心思了。

在用“文丐”“马屁”之类不大恭敬的污词来概括绍兴年间的文坛生态时，我笔下总有点踌躇，因为在那场颂圣文化运动中随波逐流的，不光有趋利小人，也有正人君子；不光有官场混客，也有爱国志士；不光有无名鼠辈，也有学界泰斗。有些名字，以往我们看到时会有一种热烈而温存的情愫，甚至油然而生敬意。但他们不幸也出现在那支以诗文行乞的队伍里，让后人在遥望他们那恓恓惶惶的身影时，真恨不得背过身去；或者希望自己是看错了。现在为了行文的需要，我不得不在此列出他们的名字：张元干、张孝祥、范成大、朱熹、张嵲、刘子翚、胡寅……这中间，张元干、张孝祥、范成大都是颇有名望的爱国词人。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道德文章冠于一时。而在他的背后，张嵲是他的启蒙老师，刘子翚对他有教养之恩。胡寅则早期即以直言敢谏闻名于世。这些名字本来都有着金属般明亮的质感，不应该与那些胁肩谄笑的身影掺和在一起的。但既然掺和了，我们的任务就不是作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仔细梳理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心路历程。

宋本张元干《芦川集》以两阕《贺新郎》为压卷之作，前阕所寄为历遭汪伯彦、秦桧等权相排斥的抗金领袖李纲，后阕送别因上疏请斩秦桧而被贬的胡铨。这两阕词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以至溪边稚童亦能歌他的“目尽青天”。而同在《芦川集》中，又有两阕《瑶台第一春》，均为寿词，虽没有说明寿主的姓名，也难以确定写作的年代，但从词的内容看，寿主非秦桧莫属，因为词中的不少指向具有唯一性。例如“倚格天俊阁”，与“格天同德”者谁？当然是“一德格天之阁”的主人秦桧；例如“千官师表，万事平章”谁当得起？当然只有宰相。而“石城形胜，秦淮风景”正切合秦桧的诞生地建康；“腊余春色早”也合乎秦桧十二月二十五这一贺诞时令。除去这些精巧的身份比附而外，通篇便是“象笏堆床”“威凤来翔”之类浅俗的奉承话。这种描眉画眼的小家举止，格调当然不高，但又确实出自那位写过“梦绕神州路”的词人之手。从两阕《贺新郎》到两阕《瑶台第一春》，我们不能说当初那个富于正义感的爱国词人就不“正义”不“爱国”了，但他肯定经受了理想幻灭和灵魂挣扎的痛苦历程。从“绍兴和议”到秦桧去世的十几年是宋代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其间相权专政，文网高悬，文禁与语禁双管齐下，一时朝野噤声，万马齐喑，文人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的挤压，唯有仰承鼻息歌功颂德一途。在高压政治的**威下，知识阶层屈从于权力的收买，出现了一种攀比性堕落，这时候，知识和良心也许可以这样谈判：我不“卖”，别人也照样“卖”，天下滔滔，并不会因为我一个人的坚守而干净一点；天下衮衮，也不会因为我一个人的掺和而浑浊一点。而对于我自己来说，却可能收获实实在在的油盐柴米和“幸福指数”。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因为你们很多人都是满身朱紫的既得利益者，你们尚且不珍惜名节，我为什么要珍惜呢？这种攀比性堕落，在民间大约可以称之为蛤蟆坑效应，在一个水坑里，只要有一只蛤蟆开声了，其他的蛤蟆便竞赛着鼓噪起来，那种不甘寂寞和声嘶力竭，是夏日雨后最喧嚣的闹剧。

在政治高压和利禄收买下，文人士大夫的风骨土崩瓦解，溃不成军。经过短暂的失语之后，他们很快就在歌功颂德中营建了新的话语系统。这是文人群体无法回避的适应性变异。某种观念被一再重复，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即便是谎言也变成了真理。例如“没有宋金和议就没有中兴盛世”，这种经典语法既支撑了官家和秦桧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也是所有颂圣诗文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关于“和议”和“盛世”的颂歌甚嚣尘上，就像一个妓院的头牌似的，大红大紫地出尽了风头。但仔细想想，这种经典语法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不错，眼下的光景比“靖康之难”时的东京确实好多了，不再尸横遍野，不再水深火热，老百姓也有几口饭吃了。但是你凭什么把这些都归功于宋金和议？或者，你凭什么说不向金国称臣纳贡不杀岳飞不搞文字狱就不能实现“中兴盛世”？这种排除其他选择的单向推理，就有如掩耳盗铃加王婆卖瓜。在这场游戏中，文人群体的变异几乎无一幸免。名臣张浚在审视“绍兴和议”期间文人士大夫的表现时，曾不无悲哀地感叹道：“秦太师专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成就”了胡铨呢？他本人的修养和节操无疑是最重要的，但有没有某种特殊情境的反作用力呢？恐怕也不能排除。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他当初不是因为那一封杀气腾腾的奏章和秦桧——甚至和官家——撕破了脸皮，并且闹出了那么一场轩然大波；如果此后不是因为秦桧一直对他恨之入骨且穷追猛打，胡铨能不能那样死硬到底，还真不好说。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原先的梁子结得太深，把退路彻底堵死了，他后来即使想跟风转圜也转不过来了，只能壮烈到底。这样设想很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在那个文人士大夫集体沦陷的大背景下，这种被迫害“成就”的时代英雄应该是有可能的。

除去以上所说的攀比性堕落和适应性变异，还有一种情况可以称之为策略性妥协。中国文人的悲哀，就在于你本身不是什么“东西”，那么什么才算是“东西”呢？既不是品德，也不是才华，而是官衔。也就是说，你只有进入了官场，有了一官半职，才是个有独立价值的“东西”。进入官场的唯一途径是科举，而“科场尚谀佞，试题问中兴歌颂”。当局只要把住了这一关，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不愿“谀佞”，不肯附和“中兴歌颂”，那就靠边站。这样的制度设计相当阴狠，一个读书人十数年或数十年寒窗为了什么？若不能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纵使你有盖世才华，满腹经纶，也只能一辈子沉沦下僚，遭遇世人的白眼。像朱熹、张孝祥那样的人，从他们后来的作为来看，其人生期许和个人品德都是不用怀疑的，但正因为抱负宏远，就更加迫切地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说什么致君尧舜兼济天下，没有舞台如何施展？可舞台安在？这时候，他们在科举策论中的谄媚邀宠可以视为一种策略性妥协——为了胸中的那份人生理想和家国情怀，此时亦不得不作违心之论。朱熹于绍兴十八年中第，以他的文化修养只登三甲第九十名，可见违心话说得并不过分。因为名次较低，该考生的策论已散佚。这是他的幸运，不然的话，后人要是在《朱文公文集》或《朱子语类》中读到那样一篇不着调的东西，可真是佛头着粪了。但张孝祥就没有他幸运了，张是绍兴二十四年的状元，状元公的策论礼部要存档的，既然保存下来了，我们就不妨挑一段看看：

今朝廷之上，盖有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忠义凛凛，易危为安者，固已论道经邦，燮和天下矣。臣辈委质事君，愿视此为标准。

这样觍着脸皮的奉承话就不用我再翻译了，因为马屁翻译了还是马屁，绝不会翻出芝兰之气来。只是其中有几句话怎么听怎么耳熟，没错，那是套用了熊彦诗最为秦桧赏识的一联骈文。作为南宋文坛上的一代名家，即使从文章本身而论，这种东拼西凑加虚文伪饰的东西也是拿不出手的，因此，在后世流传的《于湖居士文集》中，这篇策论被悄悄抽掉了。

一个时代的气象，从文风上亦大致可以见出端倪。这是意义与价值崩溃、道德与伦理破产的时代，也是文风败坏的时代。在洪亮而辉煌的颂歌中，到处是混乱的逻辑和空洞的情感。对于当局来讲，这是公开鼓励人们去干那些很马屁的事；对于文人来说，利用诗文献媚讨好实际上是一种软性贿赂，他们都学会了在阻力最小的方向上释放能量。知识分子奉行着比孟子所斥责的“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更低一筹的奴才之道。他们挤眉弄眼地麇集在封建集权主义的旗帜下，以获取社会认同与现实利益。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表情和腔调可以获得青睐，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发表或得奖。文丐奔竞，小人得志，够贱才是硬道理。前文所说的周紫芝序文中那个“烂然如云”的“烂”字，我曾以为是刻印中的错误，其实错误的是我自己。在古代汉语中，“烂”字确实有明亮的意思。现在看来，即使在现代汉语的语境里，那个“烂”字也是用得极好的，在歌功颂德之下，当时的文坛尽管繁花似锦五光十色，其实在绚烂或灿烂的背后，恰恰只有一个“烂”字——一堆堪称文字垃圾的烂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