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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宋词（第2页）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悼亡词意境凄美，情感浓烈而真切。苏轼对亡妻的思念，字字泣血，读来**气回肠，心中哀伤与艳羡交替。这是一位多情的文人，一个不忘至亲爱人的血性男儿。苏轼的词，在抒发个人意气的同时，带领我们走过他蜿蜒曲折的人生轨迹，跟随着他的悲喜哀愁领略时代潮流的汹涌变迁。

作为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苏轼在散文、诗歌、词章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艺术风格为后人争相效仿，而其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宠辱不惊、淡泊从容的人生态度，俯仰寰宇、包容天地的广阔胸襟，更是为后来的文人树立了典范，在历代影响深远。其后，11世纪中叶的北宋词坛，出现了两大创作群体，群星璀璨，光耀千古。其一便是以苏轼为核心，由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李之仪、赵令畤、陈师道、毛滂等人组成的苏门词人以及晏几道、贺铸等相关词人群。其二则是以周邦彦为主帅，曾供职于大晟乐府的曹组、万俟咏、田为、徐伸、江汉等人构成的大晟词人群。前者注重抒情言志，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囿于音律规范，可读性强；后者则重视词的协律可歌，抒情节制，力避豪迈，追求词艺。两大群体开创了词章发展的两条道路，奠定了南宋词章发展的方向。

苏门词人群中，黄庭坚的词作追求雅俗并重，致力于自我刚直倔强个性和乐观人生态度的表达，内容更贴近日常生活；秦观追随苏轼脚步，一生亦饱受宦海波谲云诡之苦，空有报国之志而难以施展，脆弱的心性下精神饱受打击，早早离世。然而，他的词作在宋朝词坛上仍旧独树一帜。敏感纤细的性格，使得他虽为男子，却真正写出了男女情爱至纯无暇的境界，予人至高的情感享受。“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秦观《鹊桥仙》）在他笔下，爱情变得无限美好，令人向往。而其“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的慨叹，升华了爱情的高度，引导人们见识更加豁达、从容，意蕴悠长的爱情。

柳永、苏轼等人的努力，使慢词大行其道。然而，同时代的晏几道却反其道而行之，仍旧遵循父亲晏殊的“花间”传统，以小令书写**气回肠的男女情爱，对象明确，情感真挚。“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晏几道《临江仙》）在他的词作中，爱情成为一种纯精神性的追求，更成为一张特色鲜明的名片。

大晟词人群的代表人物周邦彦，一生支持变法新党，故而也在新旧党争的交替中浮浮沉沉。他的词作长于铺叙，顺叙、倒叙、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回环往复，交错叠印。他在怀古咏史中抒发人生起落无常的感慨，宣泄漂泊人生的倦怠与无奈，情景交融，交错往复，跳脱无踪迹。且善于用典，能将前任诗句融入词中而浑然天成，有如己出。如《西河·金陵怀古》中“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皆由化用唐朝刘禹锡《石头城》、《乌衣巷》等诗歌而来，似曾相识，却又自成一体，意蕴更丰。此外，他所创作的词调不仅数量众多，且用字高雅，较之柳永等人更符合南宋文人的趣味，因而在南宋受到广泛尊崇与效法。

两宋之际，在靖康之变的冲击下，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叶梦得、李纲以及陈与义等一批“南渡词人”登上词坛。由于时代剧变，他们的创作也往往被鲜明地割裂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生活安逸，所作多为闺中情爱，且好吟风弄月，创作光芒往往为周邦彦、贺铸等人所掩盖。靖康之变后，山河破碎，国家危亡，民族耻辱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之心与社会自觉，开始追随苏轼等人的词风，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具体到现实，他们的目光从闺房、书斋中走出，走进芸芸众生，有意识地关注普通民众在战火纷飞中的苦难，心中的家国责任感进一步唤醒。然而，对天下兴亡抱有强烈抱负心的他们，在现实面前却往往深受挫折，进而为其词作增添了难以消除的沉郁苦闷之气。在北宋词的基础上，南渡词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强化了其时代感与现实感。

这一时期，女词人李清照以其清雅婉约之姿，在宋朝词坛上书写了难以磨灭的佳话。她的一生深受时代洪流的影响，早期的幸福甜蜜随着金军南下而烟消云散，后期的颠沛流离亦拜金人所赐。故而她的词作中，既有“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的美好爱情与离愁别绪；又有南逃丧夫后“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李清照《声声慢》）的孤独凄凉、悲痛哀婉。女子情态下，还藏着一颗坚毅勇敢的心，以至在品评古人时发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夏日绝句》）的豪迈心声。李清照的词用字虽简却精妙清亮，风韵天然，语言清新素雅，巧夺天工。这使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创造力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性作家之一。

与李清照同时经历了南渡之苦的朱敦儒，继承并发展了苏轼自我抒情的词风，有鲜明的自传性特点。他的青少年时代，“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朱敦儒《临江仙》）。放浪形骸的生活下，是一颗追求独立自由的心。朝廷征召时，他断然拒绝，并写下了“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西都作》）的词章以明志。

靖康之变，洛阳城破。朱敦儒仓皇逃亡东南，辗转岭南避难。南奔途中，灾难不断，他的词风亦由飘逸洒脱变得凄苦忧愤。“放雁向南飞，风雨群初失。饥渴辛勤两翅垂，独下寒汀立。”（朱敦儒《卜算子》）被战火所迫，远离家乡之人，好似风雨中迷失的南飞之雁，前途未卜，生死难依。国破家亡，“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朱敦儒《相见欢》）。其间的忧愤与伤感，溢于言表。

面对国家与民族的灾难，南渡词人们逐渐放弃曾经或闲适或放浪的生活，开始积极关心国家命运，甚至投身仕途，投笔从戎，以期报效国家。在他们的词作中，不仅有对战火肆虐的真实描写，有对普通民众苦难的切实陈述，也有誓死抗击金人的一腔热血，以及对统治者不作为、一心苟和的愤慨。如曾协助李纲指挥汴梁保卫战的张元干，目睹了汴梁城下哀鸿遍野的惨烈景象，体会过山河破碎的悲伤后，愤而写下“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张元干《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的词句，更发出了“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张元干《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的呼声。然而，面对最高统治者不顾大局、一心南逃的现实，词人满腔无奈，只道“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张元干《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又如早年“睡起流莺语”（叶梦得《贺新郎》）的叶梦得，在熊熊战火中，亦唱起了“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叶梦得《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他们焦急于国家的灾难，渴望大展身手，保家卫国。其中的豪情壮志，令人胸中激越。而站在国家剧变第一线，率领大军以血肉之躯抵抗金兵南侵的李纲、岳飞等人，也将其奋不顾身、誓死保卫疆土、收复河山的精神彰显于词作中，成为这个时代抗金救国的最强呼声。

靖康之变中主持东京保卫战的李纲，在其《苏武令》中表达了坚定的救国救民信念：“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强烈的节奏感，恰似词人勃勃跳动的心脏，是扫平寇贼，迎回徽、钦二帝的一颗赤子之心。纵使被罢职，李纲仍旧以慷慨激昂之势盛赞历史上征战沙场的圣君勇将，期待“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虏情詟，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李纲《喜迁莺·真宗幸澶渊》）的实现。

当李纲等人请命呐喊时，血战沙场的岳飞则在戎马倥偬中留下了响彻天际的雄壮呼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车长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身为军人，保卫山河本是天职所在。然靖康一役，敌寇入侵，汴梁梦碎，君王被掳，生灵涂炭。这一切，于军人而言，是莫大的耻辱。激**于胸中的愤怒，“还我河山”的迫切愿望，酝酿出了词人胸中直上九霄的朗朗气魄，令人气血翻涌。

历经绍兴和议，宋金对峙局面逐渐形成。安定下来的局面，为词的创作重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12世纪下半叶，南宋词坛上再次出现大家辈出、名作纷呈的局面。以辛弃疾、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和姜夔等为代表的“中兴”词人将词的创作推向高峰。

“中兴”词人，首推辛弃疾。作为战后出生于金人统治区的汉人，辛弃疾对金人的残暴统治，对收复故土的强烈渴望与李纲、岳飞等人一脉相承。他一生希求征战沙场，驱逐金人，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然而，这种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却与偏安东南的南宋朝廷背道而驰。历史的错位注定了辛弃疾的悲剧命运，加之南宋对南归的“归正人”的猜忌与歧视，使得他壮志难酬，只得在地方小吏上辗转迁徙，抑郁而终。

现实的不如意，促使辛弃疾将胸中剑化为手中笔，用词来表现自我的精神世界。与虎啸生风、豪气纵横的英雄气概相得益彰，辛弃疾的词“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辛弃疾《临江仙》），情怀胸中激烈，意象雄奇飞动，境界雄伟壮阔，语言雄健刚劲，使得辛弃疾词成为宋词史上的一座丰碑。

宋朝词坛中，苏轼和辛弃疾都曾凭吊过赤壁。然而，苏轼在感叹赤壁的雄壮开阔，赞美赤壁之战中周瑜的运筹帷幄之后，仍不免发出“人生如梦”（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感慨，流露出典型的文人心态，不免有英雄气短之感。然而，辛弃疾凭吊赤壁，却是“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辛弃疾《霜天晓角·赤壁》）。面对赤壁的“惊涛拍岸”，辛弃疾表现出了直上云霄的昂扬斗志，是天地唯我一人的雄阔意境。这种英雄本色，贯穿于他的词作中。纵使英雄失意，落魄江湖，仍不忘壮志报国。平生所愿，唯有“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碑古亭怀古》），“横空直把，曹吞刘攫”（辛弃疾《贺新郎·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席上用前韵》）。

从少年时代的横戈马上，到中年的壮志难酬，再到暮年的隐居田园，错误的时代令英雄的人生每况愈下。尽管辛弃疾在大多数时候都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甚至留下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优美乡村画卷。然而，一系列不如意终究将他身上的英雄气概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辛弃疾《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的落寞与悲哀。这是一个被时代亏欠，被怯懦、自私的庸人集体拖垮的人。身处时代洪流中，我们总在不知不觉间便充当了恶的帮凶，抑或被滚滚潮水淹没，成为无可名状的悲情传说。辛弃疾的词，值得我们反复品味，铭刻心头。

与辛弃疾同时的姜夔，终身布衣，游历过淮楚、荆湘、合肥、湖州和杭州等地，以其清高耿介的个性安贫自守，为传统婉约词输入了清冷雅俊的气质。他所描写的爱情，较之于北宋有了不同的色彩。“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姜夔《踏莎行·自沔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他不仅着重表现离别后的相思之苦，还以冷色调将情爱高雅化，使其拥有了超尘脱俗的韵味。

与此同时，他的咏史怀古词亦别有一番沉静悠远之风。他在白描之外，加入侧面描写，勾勒广袤渺远的意境，令人生出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如其《声声慢》：“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这一番描写，犹如以字为画。一步一景，清晰可见、可闻、可感。又“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以古人喻于己，更深一步地传达出对山河破碎的忧伤。后一句“二十四桥明月夜，波心**，冷月无声”，以一桥、一月、一清流，勾勒出一幅静中有动的画面，清俊空灵，韵味无穷。

姜夔之后，南宋词坛仍旧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词人。但其创作思路与艺术风格，大抵已不超出自北宋以来开辟的道路。待到南宋灭亡，词坛亦是一片哀声。唯有坚持抗元的文天祥，以视死如归的气魄唱出了13世纪最后的高歌：“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人生翕炊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文天祥《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这是两宋词坛最后的辉煌。此后，随着一个大时代的终结，词终究走向没落，再难崛起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