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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艺术史学与教育（第4页）

“压下自己的作品暂不出版

直到漫长的岁月流逝九年”。

我打算再等些时候，以便让创作的**冷静下来，按照一个不带偏见的读者的意见加以修改。[175]

古今中外，大凡著名的学者都有这样的要求。

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共12卷。第1卷论及教育问题；第2卷论述雄辩术的基本原理以及雄辩术的实质等问题；第3～7卷讨论演说词的创作，其中包括演说词的修改；第8～11卷讨论雄辩能力，其中包括雄辩词的记忆和发表演讲；最后一卷讨论雄辩家的品格、雄辩时的指导原则与辩才等。昆体良反对枯燥无味的雄辩术教科书。因为它们“拼命追求细节，损伤了文体的所有精华，使之残缺不全，耗尽了想象力的源泉，仅仅留下一堆瘦骨”。他希望他能避免重蹈大多数前人的覆辙，除探讨论题以外，还能揭示与雄辩家教育有关的一切事情。昆体良在书中认真分析了前辈演说家的特点，把众多雄辩术研究者比作游客远航。启航时，浩浩****，千帆齐发，蔚为壮观；前进一阵，风帆渐少；驶入海天相连的大海后，见到的只有一位准备落帆收桨、结束航程的游客，这就是西塞罗。而昆体良还要继续前行，比伟大的先行者走得更远。[176]

昆体良在正文的开头就批判了“只有极少数人生来具有接受教育的能力，而多数人由于悟性鲁钝，对他们的教育是徒然浪费劳力与时间”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大多数人既能敏锐地思考，又能灵敏地学习，因为此种灵敏是与生俱来的。正如鸟生而能飞，马生而能跑，野兽生而凶残，惟独人生而具有敏慧而聪颖的理解力……绝大多数儿童都表现出他们是大有培养前途的，如果在以后的岁月中这种希望成了泡影，那就说明，缺少的不是天赋能力，而是培养。”[179]

昆体良高度关注幼儿教育。他认为：家长应选好保姆，重视保姆的道德水准与语言能力；儿童可以先学希腊语，再学拉丁语；应尽早让儿童接受学校教育。这是因为初步识字仅仅依靠记忆，而记忆虽然不仅仅在儿童时期存在。但这一时期的记忆力最强、记忆最牢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昆体良认为学校生活对于学生的成长很有帮助。在家庭教育下，孩子容易养成自闭、羞怯的习性，或离群索居，或夜郎自大。而在学校里，学生能见识大量的新鲜事物，可以结交很好的朋友，有彼此观摩的机会。在家里，他只能学到教给自身的东西；在学校，教给别人的东西他也能学到。在学校里，每天都能听到许多受到赞扬的事情，纠正许多应该纠正的事。一对一的教学不可能培养出演说家，因为无论就教师还是学生而言，都没有一种训练演说家所需要的气氛。昆体良希望教师按照学生的表现分出等级，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竞争。胜者给予荣誉，败者给予鼓励。学会竞争是学校教育的重要成果，从刺激中完善自己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

对于已经学会一般性阅读和写字的孩子，下一步就得进入文法学校学习。文法学校是学习的基础，也是有用甚于炫耀的学问。在这里所学的是青年所必需、老年所喜爱的知识。阅读是文法学校必备的课程，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是文法学校的主要教科书。因为英雄史诗书写的崇高精神可以激发学生的思想，英雄史诗庄严伟大的主题可以鼓舞学生，在学生的头脑中培育最高尚的情感。文法学校还包括音乐、几何学等方面的教学。

修辞学校则是演说家培养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学生必须学习与演说术有关的各种课程，而不是学习单一的课程。其中包括音乐、几何、天文和诗歌等。昆体良认为：如果雄辩术教师教育学生阅读历史，以及再读一点雄辩词的话，这对学生帮助极大。在选择阅读历史著作时，昆体良主张选择最优秀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又优先选用文体最明白、用词清楚易懂的作品。因此，我宁愿学生读李维的作品而不读塞勒斯特（CaiusSallustiusChrispus）的作品，尽管后者是更伟大的历史学家，因为要有较高水平才能读懂他的著作。”“在我看来，西塞罗的作品是初学者所乐于学习并且也是十分易于理解的，他的作品不仅是有益的典范，而且也能被学生所喜爱。在西塞罗以后，根据李维的建议，我推荐与西塞罗更相近似的其他作家。”[180]当然，阅读优秀作品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模仿，而是为了更好地超越。昆体良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作用。他希望他的学生不是通过闭门争辩、而是通过实际经历和实践表现出自己是诚实有用的公民。[181]

在对待学生时，教师无论在态度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教师要以慈父的态度对待学生，他应当想到，父亲把孩子托付给他，他就是处于代行父亲职责的地位。他既不应自己有恶习，也不应容忍学生有恶习。他应当严峻而不冷酷，和蔼而不纵容，否则，冷酷会引起厌恶，纵容会招致轻视。他要经常讲解什么是荣誉与善良，因为愈是经常告诫，就愈少需用惩罚。他不应当发脾气，但又不应当对应该纠正的错误视而不见。他的教学应当简明扼要，他应忍劳耐苦，对学生的要求应坚持，但又不要过分苛求。他应当善于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向不发问的学生提问。对学生朗读的表扬既不可吝啬，也不可浪费，因为吝啬使学生产生对课业的厌恶，浪费则产生自满。在纠正学生的过失时，既不能讽刺挖苦，也不应辱骂。有些教师在责备学生的过失时好像是在嫌恶学生，这就会挫伤学生勤奋学习的积极性。”[183]教师应该合理使用教育方法，终身追求知识，追求道德上的完美，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昆体良认为：自以为知而其实不知的教师，是最可耻的人。昆体良的这些思想即使到现在仍有重要的价值。

体罚是古代教育的常态形式，也是古代通用的教育方法。昆体良强烈谴责这种行为。他认为这是令人厌恶、卑鄙的行为，有损于学生的人格尊严。昆体良反对体罚的理由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第一，体罚是一种残忍行为，只适用于奴隶，而不适用于凌辱自由民；

第二，过多地依赖体罚来矫正儿童的过失，他就会对体罚习以为常，从而使体罚失去意义；

第三，只要在课业上严格要求、严加督促，体罚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第四，幼年时使用体罚，待他到青年时期，这种管理手段就会失去作用；

第五，体罚造成儿童心情压抑、不敢见人，影响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184]

在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里有许多富有哲理的箴言，即使到现在还能给人以众多的启发。例如：

让人明白是雄辩术的主要特征；

精力过盛容易纠正，麻木不仁则是不治之症；

充当诉讼辩护士的人必须具备**不能动、权势不能倾、威武不能屈的美德；

雄辩家是善良而又精于雄辩的人；

雄辩的才华来自智慧最深层的根源之中；

感情真诚是雄辩有力的前提。[185]

昆体良的这些有价值的见解在酷爱雄辩的青年学生当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昆体良是古代希腊罗马教育经验的集大成者，他的《演说术原理》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演说术教育理论的著作。这里既有古代西方教学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也有他自己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整套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稍晚于昆体良，是罗马著名的传记作家和道德学家。其主要的著作有《希腊罗马名人传》和《道德论集》。《论儿童教育》是其在教育领域留下的重要作品，是我们研究普鲁塔克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

普鲁塔克认为：要完成德性的培养须达到3个条件的协调一致，这就是天性、理智和练习。天性如果不通过教导加以完善，就会成为不实之华；教导如果无天性之帮助，就会残缺不全；练习如果没有前两者之助，就不能完全达到目的。普鲁塔克主张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提出若要孩子德性高，需良言善行灌输早。普鲁塔克关注孩子成长的客观因素：物色良好的小伙伴、好的教仆和优质的教师。他反对部分家长不愿把钱用在教育孩子上，以廉价购买无知。

普鲁塔克希望家长们把培养儿子的学问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教育儿子学习健康、有益的东西，不迎合庸俗的视听。同时，家长们也要关注儿子的道德修养和体育锻炼。和昆体良一样，普鲁塔克也反对用体罚的方式来强迫儿童学习。“我并不认为这种侮辱性的惩罚更适用于奴隶而不适用于天真的儿童。即使是奴隶，用惩罚的方法对待他们，也会因鞭笞之苦，或鞭笞之辱使他们在工作时变得迟钝与沮丧。但对于自由民儿童，表扬和训斥应该比任何不体面的处理方法更有效。表扬足以扬善，训斥足以克拙。我们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审慎使用相应的方法。”[186]为了更好地为儿童树立榜样，父母应该以身作则，加强学习。

普鲁塔克的《论儿童教育》用忠告的形式写成，与昆体良无论在写作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不一样主要体现在：昆体良主张双语教育，而普鲁塔克只侧重于希腊语；昆体良主张演说家高于哲学家，而普鲁塔克则强调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但无论哪一种观点，它们都是罗马教育思想的高度总结，是古代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