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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诗歌的成熟（第1页）

二、中国古代诗歌的成熟

入唐以后，我国封建社会文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到来了。唐代诗歌创作空前繁荣，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古体、近体争奇斗艳，各种风格流派异彩纷呈，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星驰云涌。《全唐诗》收录诗人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实际还不止此数。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诗歌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他们在诗歌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大胆探索，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一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王维兼擅绘画，其诗深合画理，收在《辋川集》中的五言绝句，如《鹿柴》《辛夷坞》等，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虽抒发的多属闲情逸致，但意境幽美，艺术性很高，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浑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边塞诗的佳篇。接着，李白与杜甫先后崛起于诗坛，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今古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多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反映个人理想与当时社会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他的抒情名篇，如《将进酒》《行路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杜甫诗歌集中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号称“诗史”，以《三吏》《三别》最负盛名。他即使是写景述怀，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是其特点。李白和杜甫分别以其各自独特的风格面貌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而泽被百代。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致力于用诗歌直接反映现实的诗人是元结和顾况，他们继承了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传统，多作新题乐府诗，不啻是新乐府运动的前驱。唐宪宗元和年间，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元、白提出了明确的诗歌创作纲领，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写成了《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白居易）和《新题乐府》12首（元稹）。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朝廷一系列错误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弊端进行讽谕批评，主题明确，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其中《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白居易的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新乐府运动的中坚人物，还包括张籍、王建等人。

这一时期，和元、白诗风殊趣的，有以韩愈、孟郊为首崇尚险怪的一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开后来宋诗多以议论为诗的风气，在唐诗中别开生面。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等。在中晚唐之交出现的李贺，以其浪漫主义的诗歌风格独树一帜。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也随之趋于卑弱，大多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杜牧长于写七绝诗，内容多伤春伤别和咏史怀古，风格俊爽高绝，少数写景小诗如《山行》等自然清丽；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但部分作品则有晦涩难解的特点。

词是在唐代随燕乐而兴起的新诗体。它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倚声填词才渐成风气，相传李白作《菩萨蛮》《忆秦娥》，张志和、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韦庄都是较早的曲子词作者。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形象真切，语言朴素自然又珠圆玉润，《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均是小令中的精品。

宋代在政治和军事上十分软弱无力，外有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长期威胁，内部又党争不断，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相对繁荣，文学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词发展到宋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据《全宋词》所载，作品有二万余首，词人一千四百余位。唐诗、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

北宋初期，朝廷提倡享乐，君臣晏安，词在上层士大夫文人如晏殊等人手里，成为析酲解愠、娱宾遣兴的工具，染上了承平时代雍容闲雅的富贵气息。虽然已由唐而入宋，但词风尚未摆脱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其个人遭遇的不幸，词风有异于晏殊，较多低回感伤的色彩。范仲淹镇守边塞，生活经历不同，他的词中开始出现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之作，给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对宋词发展功不可没的还有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六一居士”。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官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并且退休前担任太子的老师，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欧阳修在政治上是温和派，能够选贤任能、提拔人才，有伯乐之称。王安石、苏轼父子以及司马光都在他选中的“千里马”之列；文学上主张“文以载道”，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其散文成就甚高，居“唐宋八大家”中宋人之首，在词的创作方面主张温柔宽厚，意境深婉。

宋词的发展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虽然他不是大人物，但却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虽然他一辈子没有得到那些“大人物”的承认，却以“白衣卿相”自居，在民间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号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这个人就是北宋著名的词家柳永。

柳永（987？—1053年？）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人。由于年轻时混迹于市井歌伎之中，被举荐做官时在宋仁宗那里碰壁，仁宗批了“且去填词”，从此柳永开始游戏人间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在苏、杭、汴京等地过着流浪生活。晚年改名柳永，考取了进士，做了几任小官，潦倒而终。

在柳永手里，宋词进行了第一次革新。柳永是落拓文人，主要从都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男女离别相思和个人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见长。他一改宋初以小令为主要创作形式的局面，大量创制并写作了篇幅较长、结构复杂、音调更为繁复动听的慢词，多用铺叙白描之法，层次分明，语言通俗，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平民色彩，在当时市民中传唱极盛。《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雨霖铃》（“寒蝉凄切”）等词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传诵于后世。

在被称为词坛正宗的婉约派中前期以李清照、秦观为代表。

李清照早年著有《词论》，认为词要谐音律，有情致并且在创作中身体力行。她的创作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李清照身在北宋，生活安定，与丈夫夫妻相得，因此这时候的作品多描写她在少女、少妇时期的生活，富于生活情趣，对自己的内心生活多有反映：时而委婉含蓄地表达闺中的寂寞和离情别绪，如“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等语都是抒写闺情、闺意的名句；词中也常流露出开朗愉快的心境，比如“兴尽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作品中还有直接表现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的：“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这些词作或格调清快或温婉动人，在宋词的“飞红万点愁如海”中可谓生机勃勃了。

后期创作由于北宋灭亡，靖康之难，李清照连续遭到国破家亡夫死家贫的巨创，长期流落江南，因此多从感慨身世飘零出发，表达南渡初期许多背井离乡、骨肉分散者的共同心声，比如《声声慢》（寻寻觅觅）。

秦观词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对于自己的不平或所关怀者的遭遇往往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抱怨态度，语气上接近被遗弃而无处诉说的女子声口，颇为柔婉：“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绿荷多少夕阳中，知为阿谁凝恨背西风”，温婉的情致中带有多少的惆怅和哀怨！

与婉约派相对的是豪放派。苏轼首开豪放词之先河，至辛弃疾又将其发扬光大，使这种“文人之词”自成一家。

苏轼作为词的革新家，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词风，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怀古、记游、说理等为诗人、散文家惯用的题材都尝试用词去表达，使词逐步摆脱了作为乐曲歌词即“歌词之词”存在的状态，独立发展为新的诗歌体裁，成为“文人之词”，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文学的百花园中。如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和《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前词通过对出猎场面的描写，抒写了被这一过程激发出的为国杀敌建功立业的壮志：“酒酣胸胆尚开张”的意气风发，“鬓微霜，又何妨”的不服老的情态，“会挽雕弓如满月”的卓绝武功，“西北望，射天狼”的高标远举，都是散文笔法的再现；后词借道中遇雨、雨后复晴的自然天象变化，抒发自己人生旅途的感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达了作者达观的人生态度。

“东坡之词旷”（《人间词话》）王国维先生一字定评。“旷”是寻求超越，是获得解脱，“旷”的结果就是“达”，“达”是通达、畅达和练达，它们共同构成了由矛盾产生到经历痛苦和砥砺而走向消解的过程，东坡词的豪放正是通过旷达表现出来的，看其代表作《水调歌头》就很形象地展现了这个过程。另一篇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则以雄壮的笔调描写了赤壁古战场的雄奇景色，以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周瑜少年英杰的形象，给人以壮丽豪迈之感，从中表露的豪迈奔放的感情、坦诚直率的胸怀正是苏词浪漫主义的基调。他以其豪迈的襟怀面对政治上所遭受的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并将其胸襟怀抱借词的形式加以展现，词中善用比兴手法，比如《定风波》《卜算子·定惠院寓居作》等都或借自然景象或借助眼前景物来寄托情感。在语言上，苏轼也大胆创新，一改前人“镂金错彩”的词风，多方面吸收陶潜、李杜等人的诗句入词，也用口语入词，给人清新朴素的感觉。苏轼的努力不但扭转了词风，使文人之词登上词坛，自己也以开风气之先者的身份成为豪放派的宗主。

辛弃疾（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曾经在南宋初期做过北方的抗金将领，为抗金上书写出《美芹十论》。南归后由于他身负北方百姓收复失地的重托不与投降派妥协，因而在统治集团当中处于孤立的境地，无法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在政治上也屡受打击，曾经出任浙东安抚使、镇江知府等官职，回到他“梦里吹角连营”的抗敌前线，但很快又遭罢免，最后在“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的慨叹中“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词人在无限的不平和激愤中抱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