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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789年7月（第1页）

第四章1789年7月

一个在1788年至1789年冬天访问法国的人没有预见到正在酝酿中的巨大事变，或者甚至没有看到老百姓对当时各种问题的态度有任何特殊变化，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当然，特权等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已经对国王采取了坚决有力的行动；但是，这是历史传统的一部分，路易十五时代就曾这样做过，虽然不如现在这样有成效。再有，经济危机确已日益严重，低级消费者对于小麦、面粉和面包的价格上涨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但是，这难道不能像1740年、1768年和1775年那样地结束吗？虽然1789年1月的严寒使已经让人感到恐慌的工人失业现象更加严重（一般认为这种失业现象是由韦尔然同英国签订的“自由”通商条约造成的[1]），但是，这场严寒并没有使当时的局面发生根本的变化。一般流行在学术界的关于“革命”问题的谈论已经继续了许多年。诚然，政府最近已经答应在5月召开三级会议——这自然是最近以来没有先例的一件事情，但是第三等级会顺从地接受发动召开会议的贵族和僧侣为其规定的卑下地位吗？事实上，完全改变法国时局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不是召开三级会议的决定，而是这一决定带来的后果。这些后果是会议的发起人所预料不到的。

第三等级一经决定接受贵族和僧侣的挑战，像阿瑟·杨格这种有见识的旅行家或者像马勒·杜班这样机敏的本国观察家，就能够看出来这种区别——第三等级接受挑战的方式是，不仅要求在三级会议中有加倍的代表人数（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对方的让步），而且要求以每个代表为单位来进行表决的权利，也就是每个代表作为一个单一的审议团体的一部分来表决；这样，在这个团体中，第三等级如果能把即使是很少一部分贵族和僧侣争取过来，就能够获得胜利。正是为了促进这种要求的实现并且从资产阶级以外的人那里获得支持，修道院长西哀士才写出他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才有关于“第三等级”“国民”和“人权”等的言论。这些思想一旦像1789年春天那样在一般人民中传开，已经为经济困难和一贯的不满所孕育成熟的群众不安就具有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目标。的确，单是想到三级会议即将召开和《陈情表》中所提到的人民疾苦可以诉之于会议这件事，就引起了历史学家所说的“巨大希望”。

一件惊人的大事（勒菲富尔写道）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无限美好而又模模糊糊的希望——一个全民新生的希望，一个大家都将享有更多幸福的新时代的希望[2]。

一个经常被人引用的例子当然是阿瑟·杨格所提到的那件事，他有一次在香槟省遇到一个老农妇，她告诉他说：

据说，有些大人物在动手替穷人做些事情，但是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将怎么做，不过，愿上帝让我们生活得好点吧，因为人头税和租税已经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啦[3]。

当时的另一面情况是：人们坚信特权等级将想尽一切办法粉碎这些希望——因此，就同时产生了根深蒂固的“贵族阴谋”的观念。哈代说明了这个观念和“饥荒协定”的旧观念是怎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告诉我们，当面包在2月涨价到14苏半时，人们开始说：

亲王们公开垄断了所有的粮食，以便能够更容易达到推翻内克尔的目的，因为他们非常希望把内克尔赶下台[4]。

同年夏天在凡尔赛发生的事件加深了这种恐惧，刺激了已经在首都发展起来的暴动情绪[5]。三级会议由于第三等级（它很快就把自己组织成为国民议会）和大多数贵族及主教们提出了互相敌对的要求而陷入僵局。为了加速解决问题和恐吓巴黎，外国军队正在巴黎外围集中：6月3日，哈代已经看到了德国和匈牙利军队的到达，他们被召进首都的借口是防止圣安东郊区重新爆**乱[6]。宫廷派围绕着玛丽·安东涅特和国王的兄弟亚多瓦伯爵结成一党，他们的意图越来越明显：6月22日夜间，国王被说服把内克尔免职，并且陈兵耀武恫吓国民议会。这场阴谋失败了：数以千计的人涌进王宫的庭院要求保留内克尔的职务；孔提亲王指挥下的士兵拒绝服从开枪的命令；被米拉波一席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鼓舞起来的代表们拒绝解散。国王被迫屈服。

到这时为止，在巴黎发展起来的革命情绪一直没有得到切实的领导。专门职业者和商人阶级一直准备静观事态发展，并且目睹郊区和市场区的愤怒情绪而无动于衷，但是，随着从凡尔赛传来最新的消息，他们开始对各种事情发出指示，如果没有这些指示，七月革命就很难发生。从这时起，奥尔良公爵（他在凡尔赛已经站到第三等级一边）周围的小册子作家和记者开始在罗亚尔宫建立起一个常设的本部；每天晚上有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这里，听取哈代称之为“极端革命派”的各种口号和指示——可能还领有经费[7]。与此同时，407名巴黎第三等级选举人（他们原来的任务是选派巴黎第三等级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代表）开始按时在首都的中心——市政厅集会。这两个团体在七月事件中起了各不相同然而却是互相补充的作用。不过，在早期，给予群众运动以积极指示的只有罗亚尔宫。当市政厅满足于起草各种建立资产阶级武装或民兵的纸上计划时，罗亚尔宫就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通过公开鼓动和慷慨地花钱来争取法兰西警卫军，使他们不再为宫廷效忠。6月30日，从罗亚尔宫派出的群众强迫当局把11名警卫军从亚培监狱释放了出来，他们是因为于6月22日夜间在凡尔赛拒绝向人民开枪而下狱的[8]。有人在巴黎卫戍部队中散发支持第三等级立场的小册子：7月8日，一个报贩由于向驻扎在马尔斯教场上的军官和士兵兜售这种资料而被捕[9]。7月10日，从伤兵医院军营中冲出来的80名炮兵在罗亚尔宫和香榭丽舍区受到公开的招待。

宫廷派对于这些事态发展的反应是企图冒险做最后一试：7月11日，内克尔被放逐，代替他的是布累杜伊男爵。这证明是燃起巴黎叛乱的火花。消息在12日中午传到首都，下午，巴黎人群集在罗亚尔宫，在那里，演说家们（其中有年轻的卡米累·德姆连）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一支支游行者队伍迅速组成；人们扛着当时的英雄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塑像在大街上游行；剧场被迫停演来表示悲愤；在路易十五广场上，示威者和奉命驱散图伊勒里宫花园中人群的朗贝斯克亲王指挥的骑兵发生了冲突。巴黎卫戍司令贝桑伐尔带兵撤退到马尔斯教场，首都落入了人民的手中。

当警钟敲响以后（不久，就成为巴黎人所常听到的熟悉声音），一队队的起事者加入两天前就已经开始烧毁关卡的那些人中；这些关卡一贯敲诈勒索，深为小店主、酒商和低级消费者所痛恨，并且早已是时常发生骚乱和试图走私的场所[10]。从9个月后对这些袭击者提出的控诉看来（在审判过程中，听取了80多个证人的证词），我们知道在四天的暴动中，54座关卡中有不下40座被烧毁[11]。破坏是有计划的：文件、登记册和关税收据被焚毁，铁栅栏被推倒，办公室和家具被烧掉，收税官员（如果他们没有逃掉的话）被赶跑。事出意外，许多人连他们的个人财物都没有来得及拿走，因而受到巨大损失。特隆关卡的一名官员后来声称，他的财产损失价值25213里弗，其中包括8100里弗现款；另一个人的损失达到27470里弗10苏[12]。可是，抢劫并不在暴动组织者的计划之列，在圣马丁关卡上，一个抢劫的人受到一个一同暴动的人谴责：“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以放火，因为上面有命令，但是我们不要抢，命令上禁止我们这样做。”从这种和甚至更为明显的证据看来，罗亚尔宫方面显然与焚烧关卡事件有关：两座据说是属于奥尔良公爵的关卡被纵火者特意保存了下来，这件事无疑是能说明问题的。看来，“极端革命派”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使消费物资自由进入首都（虽然这是必然的结果），而在于消灭总包税人的垄断并控制武器和人的出入。但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常常独立行动）对于一种使酒类、木材、鸡蛋和牲畜的成本大为增加的制度有他们自己的账要清算。这些人是小商贩、酒商、桶匠、建筑工人、码头工人等体力劳动者和公共工程计划雇用的工人。文件告诉我们，他们在这场事变中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无疑也影响了它的结果。

当天晚上，武装的平民、法兰西警卫军和当地的穷人，攻进了城北边缘上的圣拉扎尔男修道院，搜寻武器，释放囚犯，并且把52车粮食和面粉搬到中央粮食市场[13]。搜寻粮食是进攻这个修道院的主要目的。一个失业的马车夫带着从修道院找到的700枚金币逃到布艮第的夏劳勒，后来人们在那里找到了他，这个人曾谈到他如何“被那些像样的人带到修道院去……为了把那里的粮食运到市场上去。”[14]另一个马车夫在受警察讯问时，也谈到两次运过粮食，每次都得到40苏的报酬[15]。虽然这方面的行动是受罗亚尔宫的指挥，但修道院也同样遭到了当地失业者和“贱民”——文献上谈到的是搬运工人和其他体力劳动者，很少有作坊帮工——的彻底洗劫，金钱、食物、银器和埋藏的珍宝被抢掠一空。一切想得到的真正值钱或者被认为是值钱的东西都被偷走：一个屠夫的儿子（后来因为偷窃被判罪）承认他拿走了一个干枯的公羊头；另一个狂热分子甚至捎走了一具骷髅，经过五段楼梯拉到自己的房间里！这种行为给警察和新组成的民兵一个现成的借口，使他们逮捕了许多嫌疑犯，主要是失业工人和流浪汉，其中许多人后来都以参加这次事件的罪名受到控告[16]。

但是7月12日夜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武器：各修道院都受到了搜查，首都各区的枪炮匠、造甲匠和马具匠的作坊都遭到了抢劫。一些要求赔偿的声明一直保存到现在。例如，圣列厄教区格勒讷塔大街的枪炮作坊老板马瑟勒·亚洛报告说，他的作坊在清晨2时遭到了一群人的抢劫，带头的是让·罗培大街上的造甲匠帮工；他们拿走了价值24000里弗的毛瑟枪、手枪和刀剑。圣米契尔桥的马具匠报告说，他有价值390里弗的皮带和吊带被抢走。巴杜贝克街（圣让安格累夫教区）的枪炮和刀剑作坊老板布鲁恩呈递了一份要求赔偿4348里弗的申请书，说他的铺子被抢劫不下30次，一共被抢去150把剑40打刀片，58把猎用匕首，10对手枪和8支毛瑟枪。圣塞佛林教区的另一个刀匠诉苦说，他的铺子在7月12日和13日遭到了好几次抢劫，有大量刀、剑和没有安刀柄的刀片被许多人拿走，这些人不肯付钱，理由是“将用这些东西来保卫首都”，他的损失达6684里弗。巴黎枪炮匠最后向国民议会呈递的报告说明全部损失达151118里弗。据我们所知，这些人始终没有得到赔偿：他们是革命中倒了小霉的牺牲者[17]。

七月革命第一夜事变的目击者让-尼古拉·丕平的叙述也值得我们注意。这个油烛制造工人是被法院传审的圣拉扎尔事件的证人，他后来谈到他如何被卷入向前推进着的市民和法兰西警卫军的人群中，他们潮水般地通宵在街上通过，高呼刚刚学来的爱国口号，敲起警钟，搜寻粮食和武器。从他的叙述中，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出：当时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是罗亚尔宫，愤怒、惶惑而又扬扬得意的市民向那里而不是向市政厅寻求领导和指示[18]。

然而，在13日早晨，选举人采取了控制局势的坚决措施。他们组成一个常设委员会，作为临时市政府，并且决定不让全体人民都不分青红皂白地武装起来。他们为关卡被焚和圣拉扎尔修道院被抢劫事件而感到惊恐。对他们说来，一帮帮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这些人在这些事件中起了一定作用）对于公民的安全和财产的威胁，并不亚于在凡尔赛酝酿阴谋的特权阶级[19]。因此，他们迅速地通过了建立一支正规民军或者是资产阶级武装力量的计划，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保卫首都不受外来的军事威胁，也防止首都陷于内部“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毋庸多说，国王在第二天被说服表示同意，完全是因为后一种理由[20]。户主被召集到60个选区里开会：每一区要出200人（后来增到800人）。巴那夫写道：这一天登记并武装了13000名公民[21]。两天以后，他高兴地宣称：

“巴黎的大部分军队都是善良的资产阶级，这就使城市的公众治安有了保障，而且也是反对暴政的强大力量。”[22]

事实上，因为各区各自规定本区的入伍条件，所以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有财产和居住资格——甚至要有雇主证明品行端正的证书——的限制，这就实际上把一大部分工资劳动者排斥在外；失业者和流浪汉当然更不包括在内了[23]。所有流浪汉、漂泊者和其他“非正规军”都要立即解除武装。据一位英国观察家里格比博士记载，这一天晚上，这项措施已经大体上完成，“那时（他写道），正规武装公民几乎已经完全占领了各街道。”[24]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说明选举人建立权威的迅速程度。但是，只要叛乱还在继续，解除武装的手续是否像里格比博士所说的已经完成，却大可怀疑。甚至在解除武装完成以后，新市政当局还认为不能不号召巴黎工人和工匠交出武器以领取每人9里弗的报酬[25]；在7月22日到8月3日期间，单是圣洛赫区就用这种办法收买了250支毛瑟枪和12支手枪[26]。此外，群众还在继续包围市政厅，要求领取武器和弹药。巴黎市长和临时市政机关领袖雅各·德·弗勒塞尔一心想限制武器弹药的分配，因此作了含糊其词的许诺，打发许多人到军火库和卡尔特修道院去白跑一趟；这种“背叛”使他在第二天送掉了性命。与此同时，选举人委派他们中的一个代表，修道院长勒菲富尔，守卫他们收集起来藏在市政厅地下室中的大量军火。这位修道院长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务，但是他迫于包围着市政厅喧闹的半武装群众的声势，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把他保管的火药迅速地和不分青红皂白地交出。他仔细记下了一笔账，我们看到他在7月13日发放了8桶火药，14日发放了46桶——其中有3桶“用以攻打巴士底”，15日又发放了42桶。在这项记录的结尾有几行致歉的附言：

“由于这一次发放得过于仓促，所以没有能填写领据。上述的96桶共重96000斤。”[27]

对于武器和弹药的搜索一直在继续着：14日早晨，河对岸的伤兵院遭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抢劫。按照目睹这种事情的撒克逊大使萨尔摩的说法，有七八千市民参加了抢劫[28]；哈代写道，在混乱中，许多人都被挤伤了[29]。院长松布罗叶侯爵部下的士兵不再支持他，于是他被迫打开大门。他后来报告说：有3万支以上的毛瑟枪被抢走了，其中至少有12000支落入了“危险分子的手中”[30]。同时，人们开始高呼：“到巴士底去！”

保王派历史学家嘲笑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冲向巴士底监狱去释放犯人的情况，因为当时堡内只囚禁有7个犯人，他们不是疯子就是品行恶劣的坏人[31]。这种批评并没有击中要害，因为攻打巴士底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释放囚犯，而是为了寻找弹药，因为人们知道不久以前曾经从军火库送去一批军火。无疑地，这里面也有其他动机，人们相信这座堡垒里有很多兵士；堡上的大炮当天早晨曾经对准圣安东街，它们可能对密集的房屋造成很大损害。在夜间，谣传有3万名保王党军队开进了圣安东郊区，并已开始屠杀那里的市民。此外，虽然巴士底监狱已经不再是主要囚禁政治犯的地方，但是作为君主专制的象征，它遭到人们普遍的痛恨：巴黎各区的《陈情表》就证明了这一事实[32]。不过，看来当时并没有真打算用暴力把它攻陷[33]，在巴黎选举人常设委员会方面更没有这种企图——这个委员会当时正在手忙脚乱、拿不定主意地从市政厅来指挥一切行动。他们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和司令官德洛纳谈判，要求他把保存的军火交出来，并且把大炮从城堡上撤掉。这项计划的失败和巴士底只是在遭到正面进攻的威胁之后才陷落，完全是由他们所不能控制的环境造成的。

许多围攻巴士底事件的目击者，或者看来像是目击者所写的记载都保存了下来，这里边所记的许多事实常常是真假参半，而最可信的资料或许就是选举人本身留下的文件[34]。从这些资料中，我们看到派去和德洛纳谈判的第一批代表在上午10时到达巴士底。他们受到了亲切的欢迎，并且被邀请进午餐，所以有好长时间没有露面。等在外面的密集的群众担心代表们中了诡计，于是高呼要塞投降，否则就进行攻打。为了消除怀疑，邻近的文化区又派出第二批代表催促司令官投降。这批代表的领导人图里奥·德·拉·罗塞勒给常设委员会带回了这样的话：司令官拒绝投降，但已经撤除了大炮，并且答应除非有人进攻决不开火。直到这时，从圣安东大街涌来的群众才进入了通向巴士底主要吊桥和大门的两个院子的外院。和通常一样，外面的院子并没有人守卫，有一道墙和一座吊桥把它和里面的办公院隔开。不知为什么德洛纳只把这座吊桥吊了起来而没有派人把守。图里奥走了半小时以后，有两个人从邻近的一座建筑物上翻上了那道墙，放下吊桥，德洛纳以为马上就要受到正面进攻，便下令开火。在接着发生的混战中，包围者牺牲了98人，有73人负伤[35]；防守者只有一人中弹。在混战过程中，派往巴士底的另外两批代表遭到射击，没能够进入要塞。

这时，可尊敬的选举人没有办法了。他们的和平谈判政策已经证明完全失败，如果不是由于各队武装市民愤怒地坚持，他们肯定会放弃自己的努力。这些武装的市民拥挤在市政厅的办公室里、外面的格累夫广场上以及所有通往巴士底的路上，号召为流下的血和可疑的背叛复仇。这时候，排列在市政厅外面的两分队法兰西警卫军响应前士官皮埃尔·奥古斯丁·胡林的号召，带着当天早上从伤兵院运来的5门大炮，跟着他开往巴士底。他们和要塞前的几百名武装平民联合在一起，冒着炮火冲进了内院，对准正门架起了大炮。这一招起了决定性作用。司令官提出愿意投降，但是守军必须被赦免；可是愤怒的群众根本不肯讲什么条件，继续进行围攻。这时，德洛纳似乎着了慌，威胁着要炸毁要塞，但是守卫的士兵劝阻了他，结果，他在绝望中下令放下大吊桥。巴士底就这样陷落了。

愤怒和胜利的群众冲进巴士底要塞敞开的大门以后，并没有更彻底和无区别地进行报复，这也许是令人惊奇的。他们已经神经紧张地度过了好几天，一直担心着突如其来的袭击和灾难；他们认为某些领袖把他们出卖了；他们有150名以上的伙伴已经牺牲或负伤。在110名守军中，只有六七人被杀死。德洛纳尽管已经领到去市政厅的安全通行证，却在路上被打死了。他的头被人用屠刀割了下来。杀死他的人狄诺，是康帕龙街上的一个厨师，尽管他声明德洛纳先踢了他，后来却夸耀自己的勇敢，说他这样做是一桩爱国的行为，应该获得一枚勋章[36]。德·弗勒塞尔由于不愿意分发武器，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当他随着谴责他的人走出市政厅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37]。

这些群众复仇的行动——一星期以后又杀死了富龙和贝梯埃——当然要被有些人挑出来，用它们来诋毁巴士底的进攻者，把他们说成是流浪汉、刑事犯或者是花钱在圣安东区小酒馆中雇来的一群乌合之众。这是一种难以消灭的传说；然而，不仅仅没有支持这种传说的证据，而且所有现存的资料都是对这种传说的直接驳斥；我们当然也不应该只满足于把他们笼统地称为“圣安东郊区工人”“人民”或者“整个巴黎”。事实上，我们很少有这样做的理由，因为直接参与进攻要塞的不过才几百人，而且，至少在他们这种情形下，保存下来的证据足以使我们比较能看清楚他们的面貌。

后来被人们称为“巴士底攻克者”的那些人，数目大约在800人到900人之间。他们就是经过仔细查证以后，才被正式承认为曾经直接参与进攻要塞的那些人。他们的名字被仔细编载在册子上，并且分成三份名单保存到今天。每份名单都在1790年各个不同时间经过制宪议会的承认[38]。这些名单中有一份——由“攻克者”的秘书斯塔尼拉-马伊雅制订和保存的那一份——包括662名活下来的人，其中将近600名是平民[39]。虽然它并不完全[40]，却是仅有的一份可以满足我们要求的名单，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份名单上才能找到有关的那些人的住址和职业，乃至于所属的军事单位的记载。当然，只有根据这种证据，才能认清巴士底攻克者的社会地位或职业身份，而不必靠着猜测或者不确切的推论。

这里面很少有富人，正如饶勒斯所说：

人们并没有把那些放利为生者，那些资本家列入战斗者名单，尽管所进行的革命一部分也是为了他们。[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