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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安全观背景下中国国家安全的维护（第2页）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要靠自己的发展。经济实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政府的满意度就会大大增强。同时，经济实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也会大大增强，对中国政权的稳定提供了基础。

（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5]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维护我国的政治安全。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6]这种科学性体现在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体现在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体现在它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管国际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7]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由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四）保持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8]没有稳定就谈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稳定，就谈不上社会的和谐，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国家的政治安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国内政局不稳，还能在世界舞台上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国家利益。

（五）惩治腐败。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我们党的党风廉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我们要认真运用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有益做法，把工作做到实处，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

四、科技安全

科技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中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是国家安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国家科技安全是指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科学技术的存在和发展不受侵害与威胁的状态。”[9]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历程。农业经济时代，科技水平还很低，其作用也仅限于一国或一个地区，还谈不上科技安全；工业经济时代到来，科技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实现了经济领域内资本的快速增值，同时，科技也被运用到军事领域，从而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这就是国家安全中的传统安全因素，但还没有成为国家安全中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是科技安全兴起的时代动因，因为科技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科技已渗透到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成为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因此，各国都把发展科技作为提升国家实力和强化国家安全的途径和手段。由于我国科技水平较低，融入国际社会以后，科技安全的处境不容乐观。首先，西方国家利用科技优势，推行“技术霸权主义”，以技术“转让”和技术讹诈为手段，获取经济实惠和政治资本，以技术垄断为手腕，限制我国发展。其次，科技也使人类陷入了高科技战争的潜在危险，给我国来之不易的现代化建设和平稳定的环境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其次，信息安全的挑战不容忽视。我国信息技术相对落后，要防止网上黑客、网上病毒、网上战争、网上恐怖对我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最后，科技人才的流失。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出国深造的高科技人才，出国不归；二是跨国公司以高薪吸引我国高科技人才。人才流失往往不仅仅是人才本身，同时对我国的科技安全也是隐患。我国正面临着科技安全的人才安全困境。面对以上种种情况，我们要有一种清醒的定位。在国际上，倡导科技人道主义和科技伦理道德，“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本身”。[10]在维护和拓展科技安全方面，我们要树立科技安全的正确理念；我们要认清我国科技安全的国际国内形势，制定出正确的科技安全战略；我们要鼓励自主创新，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我们要实施积极的人才政策和人才战略，为我国的科技安全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五、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指的是“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污染和破坏的良好状态。”[11]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中新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稀缺性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以及生产生活废物向大自然的过度排放，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人类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因此，生态安全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健康，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一直以来美好的愿望。“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人本主义。”[12]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各国对生态安全给予高度重视，但问题依然严重，主要表现在：大气污染和气候异常、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严重、深林面积锐减、生物物种的灭绝、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侵略等等。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生态安全观。以人为本不是单个国家的人，而是全人类；以人为本不单单是今天的人，而是明天的人，后天的人。首先，在生态安全上，我们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对生态安全的认识与生态安全的客观规律相结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其次，在生态安全上，我们要摒弃传统的工业发展观，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传统的工业发展观片面追求GDP增长，把GDP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传统的工业发展观建立在自然资源不会枯竭，“资源无价、产品高价”的错误思想上。最后，在生态安全上，我们要加强国际合作。生态安全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合作程度。我们要以双边环境外交为重点，以区域环境外交为平台，积极参与全球多边环境外交，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维护了我国的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利益。

六、社会安全

社会安全的概念和理论是由欧洲巴瑞·步赞等学者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来的，主要是由冷战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推动的。社会安全是一个年轻的概念，从20世纪90年代欧洲学者提出到现在才短短20年的时间。我国政府从2003年“非典”开始关注社会安全问题。社会安全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是由于世纪之交传统安全威胁逐渐退居次席，也由于社会转型，其他形式的冲突时有发生。原来认为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就可以保障社会安全的观念已不合时宜。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统一，它们之间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主张，表明党和政府对社会安全的重视已提上了议事日程。社会安全是指：“整个社会系统能够保持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把妨碍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因素及其作用控制在最小范围内。”[13]社会安全是相对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而说的，如果政治安全的主体是统治阶级，经济安全的主体是市场主体，那么社会安全的主体就是社会成员（不包括个体因个人因素而导致的个人安全威胁）。目前，妨碍我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因素主要有：贫富差距已超出国际公认的0。4（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警戒线；起步较晚而又比较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经济转型带来的失业和就业压力；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领域内的信用危机等等。为保障我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社会安全的重要性；我们要尽快建立社会安全的管理体系和管理策略；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社会安全意识；我们也要在社会安全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利益。

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内涵的领域逐步扩大。安全威胁的每一个领域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对安全领域的每一项挑战都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确保国家的安全利益。同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14]

[1]马维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新国家安全观》，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6）。

[2]让渡：国家主权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给传统的国家主权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依存和合作更加紧密，而且世界经济还面临着许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各主权国家为了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就需要让渡一部分主权。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自愿的、独立决策的前提下，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无疑是合理的、可行的。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国家主权不会造成损害和削弱。国家主权的让渡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中的一种趋势。主权让渡并不意味着主权的丧失，而是各国对主权的分享。对主权让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和拓展国家的经济利益。

[3]《邓小平文选》，第3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邓小平文选》，第3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刘跃进：《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10]江泽民：《论科学技术》，21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1]刘跃进：《国家安全学》，17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郑杭生：《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2）。

[14]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