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银行与金融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巴比伦时期的金融业也十分发达,私人借贷和机构借贷都大大地促进了古巴比伦社会商业的发展。“在巴比伦甚至还出现了银行。”[103]当然,巴比伦的银行肯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银行,而是富家巨室经营的钱庄。“大的钱庄,多半为世业,其所经营的项目,除借贷之外,尚有房地产及商业投资。钱庄对于存户,略收少许手续费即开出银票,银票可作交易支付之用。”[104]古巴比伦时期的商人塔木卡可以说是最大的私人银行家,他们的一项重要生意就是从事银钱借贷,以及大麦、油和羊毛等物品的借贷,这在《汉谟拉比法典》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另一类私人银行家是纳第图女祭司,她们与商人塔木卡一样不仅从事经商活动,还开展银钱等的借贷业务。与商人塔木卡不同的是,她们所开展的这种“金融”业务不是体现在《汉谟拉比法典》中,而是在私人商业契约中得到了反映。另外,王室和神庙作为机构也从事面向私人的商业借贷活动。根据《汉谟拉比法典》,银钱借贷的利率为20%,谷物的借贷利率为33%。
尽管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铸币,但金属货币尤其是银币体系的建立,以及“银行”等金融体系至少是信用和支付系统的建立,对古巴比伦社会的商品货币经济,尤其是长途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美索不达米亚商品经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王室官方组织之外,商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灵活巧妙地掌握着各种付款现金,能够识辨记名期票、汇票,以及票据交换付款,——这证明资本主义的货币工具一旦条件具备便会自动生成”[105]。
四、手工业和工业
正如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布罗代尔所说:“城市总是先具有商业的职能,然后才有工业的职能。工业在商业的带动和要求下发展起来,城市的经济至此才达到一定程度的成熟。”[106]但严格说来,古代的所谓“工业”或“制造业”主要还是以手工业为主,最多是工场手工业,而远非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现代工业的概念。撇开规模不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手工业在经济门类及其性质方面,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手工业极为相似。[107]
(一)纺织业
纺织业是一项非常古老的事业和技术,从公元前6000年或更早的时候起,就出现在加尔莫文化中。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布料特别是毛料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在乌尔,在当时的权力中心神庙里就有纺织作坊。在乌尔的南那神庙附近,发现了一个涉及国王经济的档案,关于羊毛和纺织业的内容成为这个国王经济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王室成为这项历来生机勃勃的手工业的组织者。[108]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纺织业,其原料主要是羊毛、棉花和亚麻,其中羊毛最为普遍,这从《汉谟拉比法典》及其他文献材料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值得一提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知道使用机器从事各种手工业了,其中就包括织布用的织布机及用于制陶的陶车和转盘。巴比伦的染色和刺绣的技术已相当高明。“当巴比伦的布匹呢绒,经商人转运到希腊罗马人之手,希腊罗马人即赞不绝口。”[109]
(二)冶金业
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伴随着铜的熔化,冶炼技术最早诞生于伊朗和西西里,以及素有“铜之国”美称的迪亚巴尔克一带。大约公元前2800年,铜的冶炼和青铜器具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类历史上整整一个时代以青铜命名,可见其意义之重大。由于稀有又昂贵,青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属于奢侈品,主要用于武器和一些生产工具的制作,还有供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们享用的首饰等装饰物的生产制作。另外,从《汉谟拉比法典》中我们得知(参见第215~220条),古巴比伦时期医生在进行重大外科手术和眼科手术时所使用的手术刀或器具,系用青铜制造的。
早期铜匠或青铜匠们所从事的是一项奢华而特殊的职业,如同其他金属冶炼技术一样,这项高贵的职业完全是由成年男子来从事的。而且这个特殊的行业有其自身独特的生产规则、秘方和流程,还有独立或流动的工匠。由于工序相对繁多,且每道工序需要掌握一定的技术,所以在金属冶炼和加工行业(包括金和银),工匠们很早就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一部分工匠负责用凿子和锤子等工具加工矿石,另一部分工匠则负责进一步地锻打、研磨和反复熔炼。美索不达米亚人已经懂得使用带风嘴的熔炉,通过风嘴吹工(也可能是风箱)可以促使掺杂在矿石里的木炭加速燃烧。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些用于铸塑的美索不达米亚模具,有的是用粗陶制成的。[110]
(三)造船业
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相比,相似的地理环境、相似的亲水特性,必然造成相似的交通运输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经济模式,以及由所有这一切所带来或决定的“工业”或“制造业”,尽管在当时还只能被称为手工业,是手工作坊式的,或最多是手工工场式的。这就是造船业。
《汉谟拉比法典》和现存的其他珍贵的经济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古巴比伦时期造船业完整的产业链,这条产业链包括材料供应、生产制造、订货销售、船只经营和船员雇用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为我们提供了最为原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模型。
第234条:如果船工为一个人建造容积60库鲁[111]之船,则此人应向船工支付2舍客勒之银作为报酬。
第235条:如果船工为一个人造船,而施工草率,造成船只当年即发生漏水,或出现(其他)毛病,则船工应将此船拆开,并自费重造坚固之船,交给船主。[112]
这两条法典清楚地告诉我们,至少到古巴比伦时期,船只制造已经冲破了自给自足的经济范围,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产业,因为船只的制造者不是为自己的使用进行生产,而是为他人制造加工。《汉谟拉比法典》还规定了制造船只的规格和价格,以及制造船只的质量要求、使用标准和赔偿原则,这说明造船业在古巴比伦时期是比较发达的,这与其商业贸易尤其是长距离贸易或对外贸易发达,及其所要求的内河航运和航海等水路交通发达是相一致的。一份文献记载了一个河上“兵工厂”制造船只的情况。汉谟拉比时代的一位总督催促下属加紧造船:“将篾匠……和(其他)普通工匠所需的粮食和椰枣通通交给他(制造商)”,“将制造驳船所需的木板和梁柱交给”拉尔萨同一工地的另一制造商。[113]
造船业应该与内河航运和航海事业同时发端。美索不达米亚人所制造的船只,是与他们航海和内河航运的需要相一致的。要出入波斯湾,前往巴林,到达红海(RedSea)和地中海,乃至再通过印度洋前往印度沿海地区,帆船和航海船只是必不可少的。迄今发现的世界上第一座城市埃利都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在埃利都的一座属于公元前4000年以前的墓穴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经过烧制的完整的宽底海船黏土模型,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船模。这是一艘帆船的模型,船上有一个插桅杆的孔,在船头、船尾和船的中部的洞孔是用来穿系船帆的。此外,船上还有一把供船员乘坐的椅子。[114]
另一种叫克勒克的羊皮船就更引人注意了,那多半是因为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述。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把船只用作交通工具,用于在沼泽地捕猎,甚至用作战争工具,这些自不必细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不仅造船者不是船只的使用者或终端顾客,就连购买者或订货者也不一定是终端顾客,他们购买船只完全是出于经营性目的,他们作为船主做出租船只的生意。这是一种由船只带来的业务模式或商业模式。《汉谟拉比法典》对出租船只业务不仅在价格方面而且在风险方面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第236条:如果一个人把他的船租给船工,船工疏忽,沉了船或丢了船,那么船工应以船赔偿船主。
第275条:如果一个人租赁顺流之船,则每日之租金为三乌德图银子。
第276条:如果一个人租赁逆流之船,则每日之租金为二又二分之一乌德图银子。
第277条:如果一个人租赁容积六十库鲁之船,则他每日应付租金十乌德图银子。[116]
如果说租船业务或经营船只作为经营生产资料的一种形式,还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么雇佣船工的出现,也就是雇工的出现,用现代资本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雇佣劳动力的出现,或更确切地说,劳动力成为商品这种现象的出现,就使市场经济更上了一层。
《汉谟拉比法典》对雇佣船工的价格、船只维修保养以及风险责任做出了如下规定:
第237条:如果一个人雇了船工,租了船只,装上大麦、羊毛、油、椰枣或其他货物,结果那船工疏忽,而使船只沉没或损失货物,那么船工应赔偿他弄沉的船只及他损失的一切货物。
第238条:如果船工弄沉了一个人的船,又把它捞了起来,他应给他相当于船价一半的银子。
第240条:如果逆水而行的船撞沉了顺水而行的船,沉船的主人应在神前说明他船上损失的一切,造成顺流船沉没的逆流船的主人应赔偿他的一切损失。[117]
对于《汉谟拉比法典》中所反映出的雇佣船工业务,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这里,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难道不就是类似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吗?”[118]其实,在古巴比伦社会,雇佣关系又何止存在于造船业和船只租赁业务中,它几乎存在于所有行业中,甚至在农业中都比较普遍。
关于古巴比伦时期的“工业”或手工业发展,远非只有纺织业、冶金业和造船业三大门类值得论述,仅从《汉谟拉比法典》中就可以窥见古巴比伦时期“工业”或手工业繁荣的盛况(第274条规定了许多种手工工匠的雇工价格)。各个行业的专业化程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例如,建筑业中就有建筑师、砖块制造者、石工、木匠,以及像雕刻家和画家之类的艺术家。再如,食品业中有渔夫、屠夫、面包师、奶制品工、油工(食用油)和酿酒人等。其他手工业中还包括乐器制造者、乐师、陶工、玻璃制造者、香水制造者、蜡工、肥皂制造者、皮革匠[119]、印章石切割匠、珠宝匠、马车制造工、弓箭匠、鞋匠、芦苇编织工和编篮匠等。巴比伦雕刻工的技术手法和艺术表现力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国际影响,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就不止一次地致信巴比伦国王,请求派遣雕刻工,并承诺一旦完工即将雕刻工送回,由此可见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对赫梯艺术之影响。[120]
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体现的是社会分工的进步,“分工所带给人类的收益除了经济的,更在于它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程序本身,使个人摆脱孤立的状态,成为有机社会的构成分子,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