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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管理问题科学哲学之系络背景（第3页）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孔子认为他的学生跟他学了三年，不至于追求外在的价值（例如名与利，谷引申为名利）而能专心为学问而学问的学生很不易见到，大部分是以求学为追求名利的工具（工具理性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孔子的意思是，我做任何事必专注其中，无所为而为，更不会为了权力或金钱的诱因才来做事，只要事情的本身有内在价值，就全力以赴，这就是所谓的艺术精神。

孟子曰：“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此外，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荀子曰：“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以为禽犊。”荀子曰：“外重物而不内忧者，无之有也。”

庄子曰：“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外重者内拙”，“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凡此种种不胜引用，具见春秋晚期，求名求利心重，外在价值盛行，内在价值隐没，此乃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结果，已人欲横行，到了战国时代，已是尔虞我诈，权术或权谋至尊，已不足为奇了。今日世界亦有类于战国时代，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世道人心，实有赖于恢复中国历代的道统：“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允执厥中。”尤其孔孟以来的心性之学，下接陆象山和王阳明的宋明理学，以及当代的儒道佛心性修养功夫，以扭转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危机，方能建立真正的诚信世界，并制约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如教授、政客、律师、企业家等过度技术理性的言行举止，是为当代社会管理当务之急也。

五、结论及后续研究重点：迎接以德性之知为基础的第三波中国文明盛世的来临

笔者深信十八大后，实践“中国梦”的内容，不是2013年5月4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看法：民族主义色彩太重，容易引发与邻国的冲突，而且还有“提高党权”的用意。他们认为只有当宪法的权力高于党权时，才能制止官员贪腐及滥权。这些都是西方人400年来盛行的观点，但他们这种观点，也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人类生态环境的危机。美国的亨廷顿说“帝国主义就是普遍论必然的逻辑结果”，已有所思。

西方人终究是实用主义的民族，“打不赢，就入伙”，从费正清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有效统治大陆，到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对世界政局的看法不外“制衡论”、“延缓西方文明衰退的时程”、“在欧亚大陆块，东方拉拢日本，西方运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稳定和平，而美国却在北美洲坐享和平果实。西方目前这种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看不出有人类长治久安的理想或抱负，再加上他们文化的根源预设“天人对立”、“自他分离”、“身心二元”，难以发展成为世界和平的文化愿景。

中国梦不是走西方文明的根源预设，而是回到中国人文化的根源预设，有如前述，西方列强欺凌中国时，诚如汤恩比所说，是围绕自我中心的幻觉，自以为是最优秀的民族与文化，其他种族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白种人的负担”。所幸还有亨廷顿的反思。其实他们的科学真理是一种“外延真理”（extensionaltruth），这种普遍性是脱离人的生命主体而客观地断言，值得中国人学习；但另一种“内容真理”（iruth）系属于生命主体，康德所谓实践理性的学问，海德格尔所谓“根源的思想”（inalthought）或唐君毅所谓科学语言、情感语言以外的第三种启发语言，是儒释道所讲的学问，是理性的学问，是表现在具体情境中所呈现的普遍之理，即谓具体的普遍性，是就生命主体存在的研究，而有别于西方那种抽象的普遍性，就物理客体对象的研究。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论之，中国哲学家牟宗三更详论之。因此，中国梦今后的文化发展方向及社会管理研究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①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早已不再担心列强的欺凌，从短期的与微观的角度而言，实用主义观点或可一用，但必须超越实用主义并抓紧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等的核心价值，树立人类与世界和平的长治久安或治国的论述与理论。

②社会有力量，当可制衡政府与市场的失灵。在政府运用权力与市场运用金钱的场域，容易陷入虚假的意识中而较缺乏人际互动的真诚交往，此必须从外部他律的法治和内部自律的礼治中双管齐下，以建立诚信的基础，超越技术理性的迷障。

③前述中国的心性之学或道统之精义是实践理性的学问，是身体力行，行以求知之生命的学问，非完全认知面向与逻辑面向的外延真理。社会组织与管理须以社会资本的累积为实践“巧实力”的根本动力，更需要时时刻刻修炼“动心忍性”的功夫，把放失的本心找回来，这种内容真理的普遍性更是西方人乃至全人类所应学习的功夫学问。

④社会性自发组织的管理在当代知识经济时代越来越重要，针对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如何培养弱势群体进入政治决策的过程，取得利益表达的机会及各种权益的保障越发重要，例如农民、农民工、出租车司机，等等。农民与民主实践的关系为何？自然灾害如水灾与地震的应急措施；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的认知培养等问题，均有赖于社会管理去解决。凡此研究课题，都可以运用前述的儒家行动理论去描述、解释和预测各种经验现象，不断修正和重建创造新的理论。

⑤在技术理性过度膨胀的时代，社会自组织应有追求真、善、美、圣等内在价值的空间和自由，例如各学科的学会、慈善团体的有效运作与监督管理、艺术美学团体的功能发挥以及宗教社团的辅导等功能，既可冲淡人们对权力与金钱欲望的追求，又可让公民在参与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庄子曰：“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外重者内拙”，儒释道各家重点各有不同，其精神相通，可互为参照。足见中国传统文化渊源深厚，其心性之学，能克服当代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问题，有助于超越西方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思维，帮助人类建立长治久安的策略管理。

中国文化第一波是中华民族的原生文化，以春秋时代的孔子为集大成者；第二波是融会佛教文化而创造性地产生宋明理学；第三波是西方文化东来，此时只有我中华民族历经忧患后融会贯通，创造第三波的文明，以心性之学与德性之知克服当代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时代危机。中国第三波文明的成功，将远超西方文明价值的普遍性，为人类的长治久安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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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琼恩，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海峡评论》杂志社社长，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