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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实践模式分析以成都市温江区农民集中安置社区三社互动为例（第1页）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实践模式分析——以成都市温江区农民集中安置社区“三社互动”为例

边慧敏邓湘树鲁航[1]

成都市温江区积极探索建立农民集中居住区治理新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社区建设为平台、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为载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之间的“三社”互动。本文以成都市温江区农民集中安置社区“三社互动”为例，探讨了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实践模式。“三社互动”项目运行之初，项目组在这三个试点社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通过对安置区居民的需求评估，发现农民集中安置社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需求主要集中于自我服务型社会组织、互助服务型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型社会组织和枢纽型社会组织这四类社会组织上。针对社区组织交流互动不足，管理人才缺失，能力低下，缺乏制度保障，服务类型单一等诸多问题，提出农民集中安置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以平台建设为重点，推动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以机制建设为基础，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制度化；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培育发展多样化的社会组织；以能力建设为根本，扩充社会组织服务功能，以社区活动为载体，拓展社会组织参与途径；以示范引领为手段，推动社会组织服务专业化。“三社互动”项目经过一年半的实践，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社区社会组织得到了培育和发展，促进了社区共融和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探索农民集中安置区社会管理新模式，社区社会组织要以需求为本，解决社区实际问题；要主题引导，保障社会组织发展；要专业介入，提升社会组织能力；要制度保障，建立长效发展机制；要建立机制，促进公众广泛参与；要培养骨干，造就社会组织人才。

培育和发育现代社会组织、建立完善的社会组织生态体系，对于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培育和发展现代社会组织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保障体制、监管体制、治理体制、运行体制、多元合作互动体制，成都市温江区分别从这几个层面进行了有效探索。成都市温江区针对当前城乡统筹中农民集中安置居住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意识薄弱、参与途径缺失、管理能力低下、人员素质缺乏、组织沟通互动不足等问题，结合社区居民生活方式转变需要多样化服务、居民互动不足融合困难、孤寡老人等特殊弱势群体需求凸显等社区需求，建立了“六化三服务一枢纽”的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新格局，分别从建队伍、搭平台、创机制、优服务、强能力、倡文化六个方面入手进行服务，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实体化、多样化、能力化、功能化、制度化和自主化，通过引入专业社工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了一批自我服务型、互助服务型、公益服务型社会组织。在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中，温江区将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互动”的方式，既厘清了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在社区建设中的权责，使其承担不同功能与角色，又让三者的资源得到了充分整合，从而推动了现代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探索建立现代的社会组织体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案例背景与需求

成都市于2003年10月开始在全市实施了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其中，“三个集中”（以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成为成都市城乡统筹的主要模式。“农民向城镇集中”又是“三个集中”的核心，也是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手段。于是在成都市周边地区，为数众多的“农民集中安置区”应运而生。

（一）农民集中居住区的问题及对社会组织的需求

1。农民集中居住区的问题

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由于农民居住形态改变及生活方式或劳动方式改变面临很多新问题：

（1）拆迁安置矛盾突出

根据我们的调查，有41。3%受访者表示社区当前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征地拆迁的矛盾，远远高于对其他问题的关注度。由于拆迁安置的时间前后跨度超过10年，政策调整及物价上涨因素导致拆迁补偿的标准前后存在差异，后安置居民的补偿标准、实际所得、居住环境要好于先安置的，导致先安置居民产生严重的社会剥夺感。如何处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是摆在温江各级领导面前的难题，没有大勇气与大智慧是无法在短期内圆满解决（见表1）。

表1总体而言，社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N=305，单位：%）

（2）居民素质与就业能力偏低

一方面，由于农民的传统技能失去用武之地，又缺乏新的工作能力和技术，导致农民就业难；另一方面，集中居住区农民的就业观念落后，对服务业认识不到位。总体表现为农民集中居住区劳动力人口既失地又失业。在18～59岁的239位处于劳动年龄的被访者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只占了32。2%。再联系被访者回答的具体工作内容，大多数人回答的是保安、保洁、服务人员、促销、服务人员、打工，还有多位被访者回答的是“带孩子”，大多数是门槛低、技术含量低、可替代强的工作。从被访者的就业持续性来看，目前工作持续在3年以内的为数最多，达到了55。5%，不足1年的也达到了23。4%。在个人全年总收入上，有18。2%的被访者声称自己没有任何收入；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占了24。5%，年收入在1万～2万元的占了25。9%，2万元以上的占了31。4%；即使是考虑瞒报的因素，与2012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2329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20307元，居民的收入还是偏低。

（3）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多数社会组织都是依靠政府购买的方式引进

尽管只有1。0%被访者表示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应该由外面的单位来主导，但是大多数被访者仍旧把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主导力量交由了政府，占了64。1%，只有33。7%的被访者认为居民自己是主导力量。在对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中的作用认识上，照顾老人、关爱残疾人、关爱孩子、提供技能培训是被访者对社区社会组织作用的期望。居民希望社区社会组织能够为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老人、孩子及有需要的人群得到照顾与关爱，并且能提升他们的技能。而对搞兴趣小组、举办节假日大型活动相对需求不高。

（4）居民的新市民身份认同还未实现完全的转化

尽管大多数被访者比较集中居住前，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比较高，表示满意的合计达到70。2%，表示一般的占24。9%，只有5%表示了不满意。在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总体评估时，67。6%表示幸福，28。8%认为“还可以”，只有3。6%表示不幸福。但是从身份认同上，只有37。6%的被访者明确表示自己目前的身份是“城市居民”，还有25。8%认为自己是农民，36。6%认为是“不城不乡”。从年龄分组、在瑞泉馨城是否有房产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及身份认同的交互分析来看，均不存在明显差异。在现代观念上的衡量指标之一“向银行或信贷机构贷款消费”的态度上，50。7%的被访者表示了不赞成。

（5）居民参与还有待提高

一是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及参与预期有待提升。尽管有50。7%的被访者表示非常愿意参与决策社区公共事务，但是仍然有31。0%表示“可以尝试，但兴趣不大”，更有18%表示“根本没有兴趣”。说明人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并不高。究其原因，相信与人们对自身在社区事务的影响力并不乐观，有三成（30。5%）被访者认为居民“完全没有影响，都是政府决定了”，三成多（35。7%）被访者认为“只影响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只有三成的被访者持有乐观态度，认为“非常有影响”。因此，要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率，要贯彻居民自治，群众的事情自己管理，在具体事务处理过程中提升政府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及效果，改进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二是居民参与社区管理与自治活动的比率需要提高。在问及被访者参加过社区中管理与自治组织的哪些活动时，换届选举的参与率是最高的，达到了61。8%，但仍然比率不高。而对于被访者最关注的、呼声最高的拆迁安置讨论会，仅有20。1%的参与率，两者的落差说明这一问题的解决还缺乏足够有组织的、理性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与每一个社区居民密切相关的经济利益活动，集体资产管理讨论会的参与率也仅仅是13。5%。三是居民的社区融入状况还有改进的空间。虽然有57。7%的被访者对社区当前的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状况评价为“非常好”及“比较好”，但是还是有36。8%的被访者表示“一般”。在问及被访者参加过社区的哪些事务时，有57。8%的被访者表示从来不参加，而对社区社会事务的参与度为31%，社区政治事务的参与度为23。5%，社区经济事务的参与度仅为16。3%。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程度还有待提升。一方面是居民自身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不高；另一方面他们对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状况评价并不尽如人意，说明居民虽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状况抱着很高的期望，但是自身的行动兴趣并不强。四是居民参与社区文化娱乐和社区教育活动相对比较活跃，文艺演出和卫生保健知识最受居民的欢迎。被访者表示参加社区文化娱乐和社区教育活动的每月次数，0次超过了半数（54。3%），每月参加次数为1次的占了25。7%。总体而言还是不够活跃。表示从未参加过文化娱乐活动占了将近六成（57。8%），文艺表演类活动是参与人数最多的，达到了24。3%，其他文体竞赛、游戏娱乐、兴趣发展均维持在15%的比例。但是他们对社区开展的文化娱乐活动的了解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表示不了解的只占了15%，有31。4%的被访者表示非常了解。被访者对社区开展的教育培训活动满意程度也比较高，56。4%的被访者表示满意，41%表示一般；对社区现有文化娱乐设施的满意度也比较高，65。9%的被访者表示满意，31。1%表示一般。文艺表演是居民们最欢迎的文化娱乐活动，占了29。3%，远远领先于其他文娱活动；卫生保健的相关知识是居民们最欢迎的教育和培训内容，占了30。6%。而对于心理咨询、科技发展、法律常识、婴幼护理、儿童及青少年教育、家庭安全知识、理财知识等提升自身素质的内容都普遍兴趣不高。

2。农集区社区发展对社会组织的需求

（1）居民生活方式转变，需要自我服务型组织进行多样化服务

在农民集中安置社区，随着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的转变，居民意识的不断提升，居民的需求开始日趋多样化，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居民主要期望得到精神需求的满足，特别是在文化娱乐、社区参与等方面。目前社区的文化娱乐活动参与主体还比较单一，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缺乏适合青少年、妇女等参加的组织和活动，同时活动内容及形式也比较单一，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途径比较有限。因此急需培育、发展一批自我服务型社会组织来满足社区居民多元化的需求。

（2）居民互动不足融合困难，需要互助服务型组织进行针对化服务

农民集中安置社区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熟人社会，既有居民社会关系网络断裂，使居民的互动急剧减少，同时土地商业化运作带来了买房新移民、流动人口等，这些不同的群体虽然生活在一个社区，但是由于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等使其很难充分地融合到一起。由于互动不足融合困难，使社区居民普遍缺乏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需要通过培育和发展互助服务型社会组织来整合各类群体的优势资源，促进相互沟通合作，建立互帮互助的社区文化，促进社区融合。

（3）特殊弱势群体需求突出，需要公益服务型组织进行专业化服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社区贫富差距扩大，社区弱势群体的需求日益凸显出来，农集区居民由于土地流失失去了生活来源，加上缺乏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社区失业人口比例较高，特别是一些妇女整日闲留在家，甚至导致了精神抑郁等问题，同时还存在“双失”青年就业难、社区孤寡老人无人照料、残疾人社区融入困难、流动人口及子女生活、教育受阻等问题，因此，急需发展一批公益服务型社会组织为这些特殊弱势群体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帮助他们应对困难，满足基本需求。

（4）社会组织发展“瓶颈”突显，需要枢纽型组织进行保障化服务

目前虽然项目社区已经发展起来了一批社会组织，有的社会组织如芙蓉文化艺术团等甚至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存在组织类型单一、组织管理较差、工作人员老化等问题，且社会组织普遍缺乏生命力，同时组织之间缺乏沟通合作，还处于单打独斗、各自为阵的状态，这不仅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而且制约了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因此需要培育和建立一个枢纽型社会组织来搭建社会组织综合交流互动平台，充分整合各方资源，为组织发展提供人力、资金、制度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