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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第2页）

表1给出的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分析结果，反映的是30个省份各变量的差异：

表1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2。回归分析

根据回归结果，准对数函数的R平方较高，并有较多变量显著，总体上优于普通二次函数，因此笔者采纳前者的结果。另外，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模型拒绝原假设，两函数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笔者采用5%统计显著性作为可接受的标准。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

表2计量模型回归结果（2001-2009）

续表

模型1。2的R2（witnin）达到0。4578，除了人均受教育年限统计不显著外，其他变量都显著，模型拟合较好。下面对回归结果做如下分析：

首先，就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在模型1。2中，对数人均GDP及其二次项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对数人均GDP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二次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城乡间收入差距将随人均GDP水平上升而扩大，人均GDP增长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0。88倍。可见，在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会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而自动缩小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其次，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城乡人均转移性收入比在模型中是正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城乡人均转移性收入比的扩大而扩大，城乡人均转移性收入比扩大一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0。0079倍。财政转移支付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究其原因，是中央财政对各省的转移支付大部分被用于投资和政府消费，且主要以城市为主。城镇居民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包括社会保险收入和社会救济收入，而农村居民所得到的转移性收入基本上只有通过转移支付体系的各种社会救济。[10]城市居民获得的转移支付大大高于农村居民获得的转移支付，因而扩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就社会保障体系来说，城镇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目前农村居民享有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医疗合作保险还处于探索期，农村尚未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相背离。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合理，对收入分配差距调节产生了逆向的反作用。以医疗保险制度为例，城市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态势，并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了医疗保险体系目前存在的缺陷，即中高收入者从中受益的程度高于低收入者。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中高收入人群由医疗报销的人均医疗费和报销部分占他们医疗费用开支的比例，都明显高于低收入人群。[11]在农村，医疗保险普及率远远低于城市，农村居民面临着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可见，不合理的医疗保险制度体系设计，不仅没有使农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没有弥补农民收入水平偏低的现状，反而从另一个层面上加剧了城乡差异的扩大。

第三，在基础教育方面，人均受教育水平在城乡收入差距模型中具有负系数，但缺乏统计显著性。这说明基础教育发展不足，并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2009年，我国城市6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37年，而乡村仅为7。36年，城市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2。63%，乡村为9。79%（《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农村有3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在小学或小学以下程度，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74%，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仅为2。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这些数字说明我国目前教育机会的分配是不均等的，城乡基础教育供给不均等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第四，在基础设施方面，电话普及率在城乡收入差距模型中具有正系数，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虽然整体而言电话普及率在提升，但是城乡差距却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铁路和公路等交通设施的改善有助于发展农村的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铁路密度和公路密度指标在模型中不显著，已剔除。这表明我国基础设施的发展在城乡间也是不平衡的，政府的财政支出多投资在城市，农村获得的投资相对较少。城乡基础设施供给的不均等，使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三、结论

基本公共服务作为非货币化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私人支出，提升劳动者素质等手段来增强居民获取收入的能力，从而达到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非均等化现状使得农村居民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农民的基本权益无法通过公共服务来获得保障，而必须为此付出更多的私人成本。这使得原本就比较悬殊的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更是雪上加霜。也就是说，如果公共服务的供给长期处于非均等化状态，那么它不仅无法实现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反而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1]尹栾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郭士国，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2]唐海生：《公共服务均等化对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作用》，载《咸宁学院学报》，2010（7）。

[3]王瑞芬、丁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收入再分配》，载《浙江经济》，2008（4）。

[4]张文礼、王达梅：《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与缩小贫富差距》，载《甘肃社会学》，2007（6）。

[5]江明融：《构建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研究》，载《农村经济》，2006（8）。

[6]刘乐山、何炼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解析》，载《人文杂志》，2005（1）。

[7]余长林：《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载《中国经济问题》，2011（9）。

[8]吕炜、赵佳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共服务与收入分配调节》，载《财贸经济》，2007（5）。

[9]迟福林：《政府转型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载《科学决策》，2006（10）。

[10]陶纪坤：《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收入差距》，载《兰州学刊》，2008（12）。

[11]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载《经济研究》，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