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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型工作体系 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重要方式（第2页）

第二，通过认证人民团体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方式，充分利用了人民团体历史悠久、组织结构成熟、存量资源雄厚、与党和政府联系紧密等优势，但也附带行政化严重、运行效率不高、社会网络薄弱及行业公信力不足等缺点。显然仅具有“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头衔，并不会自然提升这些组织的能力[19]。如何推动人民团体尽快成长为合格的“枢纽”也是必须要解决的挑战。

第三，“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在设计上是开放竞争的体制，不同社会组织一定程度可以自由选择不同“枢纽”组织，但是如果不能有效去除“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也就无法形成“枢纽”组织之间的竞争态势，结果对所联系的社会组织，不是力争更多，而是能少就少，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的目标亦无法实现。推动形成“枢纽型”社会组织良性竞争生态同样是需要解决的挑战。

第四，“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优势在于从单纯的社会组织管理扩展到加强社会建设和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这已经超越了民政部门的职责范围。以北京市为例，其专门成立了市委机构社会工作委员会和市政府组成部门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两个机构合署办公，从更高的层面统领社会建设工作，从而能够有效统筹和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建构。国家层面采用或者其他地方推广“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也需要类似的体制改革。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挑战。

五、结论

虽然“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实践中还面临不少挑战，但无疑“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是社会组织体制改革最为重要的一类创新模式。一些研究者用“分类负责模式”[20]、“以社管社”[21]、“存量盘活，增量添彩”[22]等概念概括“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包括把近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创新实践一并理解为“嵌入型监管”[23]等，均过于狭隘，还是仅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本身来理解“枢纽型”创新实践。应当把社会组织“枢纽型”工作体系视为社会建设新格局的组成部分，从而做到始终围绕将管理、服务和建设融为一体而展开社会组织体制改革。从被动控制的管理到主动服务的建设，这将是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主流方向，“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将是其中主要的方式之一。

[1]张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11JZD026）；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当代社会管理创新与国家科学发展战略重大课题研究”（12@ZH002）阶段性成果。

[2]王名：《走向公民社会——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及趋势》，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49（3），5～12页。

[3]周红云：《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基于治理与善治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5）：113～121页。

[4]MAQ，alanizationsinporarya：PavioCivilSoewYe，2006。

[5]《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均进行过修订。

[6]王名：《改革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分析和建议》，载《中国行政管理》，2007（4），62～64页。

[7]周红云、白景坤：《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及路径探析》，载《理论探讨》，2010（2），137～139页。

[8]周红云、严振书：《现阶段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及促进思路》，载《北京社会科学》，2010（1），12～17页。

[9]王名、孙伟林：《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趋势和特点》，载《中国非营利评论》，2010（1），1～23页。

[10]王名：《改革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分析和建议》，载《中国行政管理》，2007（4），62～64页。

王名、孙伟林：《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载《中国行政管理》，2011（7），16～19页。

刘培峰：《社团管理的许可与放任》，载《法学研究》，2004（4），148～160页。

关信平：《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建设路径》，载《人民论坛》，2011（11），24～28页。

[11]北京市《关于构建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暂行办法》。

[12]卢建、杨沛龙、马兴永：《北京市构建社会组织“枢纽型”工作体系的实践与策略》，载《社团管理研究》，2011（9），26～29页。

[13]梁伟：《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首都科学发展》，见魏礼群：《社会体制改革与科学发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4]《北京市“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以人民团体为骨干的社会组织‘枢纽型’工作体系，使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达到30家左右，并健全市、区（县）、街道（乡镇）三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网络，基本实现社会组织‘枢纽型’服务管理全覆盖”。

[15]李璐：《分类负责模式：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创新探索》，载《北京社会科学》，2012（3），47～51页。

[16]杨丽：《社会管理创新的北京经验——评宋贵伦访谈录》，载《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9（1），107～141页。

[17]蓝煜昕：《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载《中国行政管理》，2012（3），48～51页。

[18]《北京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19]杨丽：《“枢纽型”社会组织研究——以北京市为例》，载《学会》，2012（3），14～19页。

[20]李璐：《分类负责模式：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创新探索》，载《北京社会科学》，2012（3），47～51页。

[21]杨丽：《社会管理创新的北京经验——评宋贵伦访谈录》，载《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9（1），107～141页。

[22]王名、杨丽：《国际化社区治理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载《北京社会科学》，2011（4），65～71。

[23]刘鹏、孙燕茹：《走向嵌入型监管：当代中国政府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新观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4），118～128页。

刘鹏：《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5），9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