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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保守党语境中的大社会小政府特点困局及与我国的对比（第1页）

英国保守党语境中的“大社会小政府”特点、困局及与我国的对比

成晓叶凌宁[1]

2010年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提出了“大社会”的竞选口号，在成功将连续执政13年的工党挤下台之后，戴维·卡梅伦的“大社会”计划似乎并不像竞选时那么受到民众的追捧，在保守党与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领导下，“大社会”计划在理论上仍显稚嫩，在实践中也是困难重重。但英国“大社会”的计划所需要的基本的社会土壤、政治土壤仍然不成熟，在国情差异较大的我国推行类似的做法未必可行。

一﹑英国“大社会”的定义﹑起源与发展

（一）“大社会”计划产生的背景

英国保守党于2008年6月发布了《一个更强的社会：21世纪的志愿活动》绿皮书。在2009年的秋天，戴维·卡梅伦在雨果·杨讲座上阐述了“大政府”的概念，这次演讲也明确了志愿活动与社区组织在实现“大社会”这一理念中的作用。

“大社会”也是保守党2010年竞选的重要砝码。戴维·卡梅伦在雨果·杨讲座上发表了第二次重要的演说，该演说同时也构成了部分保守党的竞选纲领。2010年5月由保守党和自由党首相与副首相参加的联合政府政策声明中就包括发布“大社会”的议程。

（二）起源与定义

“大社会”是英国2010年保守党大选宣言的标志性口号。《泰晤士报》将“大社会”口号称为重新塑造政府职能以及解放企业家精神的一个进步举动。现已成为保守-自由党联合政府协议中立法程序的一部分。“大社会”的目标在于将创造一个将权力授予地方百姓和社会的政治环境，打造一个将权力从政治家让渡给人民的一个“大社会”计划。作为华裔的爵士韦鸣恩，戴维·卡梅伦钦点韦鸣恩来为“大社会”计划提供意见，外界也称他为“大社会沙皇”（BigSocietyTsar）。而实际上真正在卡梅伦背后创造“大社会”概念的人是保守党的智囊——菲利普·布隆德（PhillipsBlond），《每日邮报》称他为戴维·卡梅伦的“哲学之王”，《英国的电讯报》也称他为戴维·卡梅伦“大社会”计划背后的驱动力量。

在大社会的项目中包括建设“大社会”的银行以及建立公民服务机构。“大社会”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给予社会更多的权力（强调地区主义以及权力下放）

①大幅度地改革规划体系，公民更有能力去决定他们所在地的发展状况；

②在社区中引入新的力量以此挽救那些面临关闭的地方设施以及服务部门，给予社区接管国有服务业的投标权；

③培训新一代的社区组织者。

2。鼓励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社区（强调志愿精神）

①以一系列措施来鼓励志愿者活动融入社区，包括推行一个全国的“大社会日”同时也要将公民服务人员的评价系统作为关键要素并入其中；

②采取一系列鼓励慈善事业以及慈善行为的活动；

③建立国家公民服务机构。这项标志性工程会提供一项长达16年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培养成为积极并且有责任心的公民所具有的技能。

3。将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方到地方政府

①积极推进行政权力以及财政自主权下放到地方政府；

②提高地方议会的的综合能力；

③废除区域空间战略（Regionalspatialstrategy），将住房与土地规划权的决策权交还给地方议会。

4。鼓励合作社[2]﹑互助性组织[3]﹑慈善机构以及社会企业的参与

①鼓励合作社、互助组织、慈善机构以及社会企业的参与，将这些组织和机构的运作与公共部门的运行相结合；

②授予公众部门的工人新的权利——形成雇工所有制的合作社以及接管他们所从事的服务业。这将会让上百万的公共部门的工人成为他们自己的雇主并且有助于刺激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③用休眠的银行账户建立一个大社会银行，这也能为社区组织﹑慈善机构﹑社会企业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

5。公布政府数据（公开政府数据以及将政府数据透明化）

①提供“数据获知权”使得政府控制的数据集能被公众所利用，并且定期发布数据信息；

②授予警察每月公布地方犯罪数据的权利，因此公众能够了解到当地社区的犯罪情况，警察也要公布抓捕罪犯的情况。

（三）大社会的思想来源

那么“大社会”的构想来源于何方呢？戴维·卡梅伦常说“社会从来就是存在着的”。但这种说法听起来是社会的构成建立在公民之上，这与保守党传统的自由论相相抵触。另一些保守党表示“大社会与国家的概念不是一回事”，而这一说法又很难解释新保守主义的家长式作风。于此同时又产生一个疑问：究竟“大社会”的概念是怎样与保守党政策相结合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回到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问世的年代。在《利维坦》一书中，个人在寻求国家政府庇护的过程中丧失了自由。但是没有政府的话，人民处于一种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生活状态。社会契约作为个人将自由永久性地让渡给国家来获得社会秩序和确定安全边界的一种理性选择。

《利维坦》虽然具有巨大的影响，但是霍布斯的理论仍然有三个漏洞。首先，他有意忽略了人类感情、意愿以及兴趣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其次，在他极端的个人主义学说中试图在个人之上寻求一种“公共意志”而忽视了个人与国家之间所有的媒介机构；最后，他在推崇国家的道德假定下抵制个人主义的概念。

《利维坦》问世100年之后，埃德蒙·伯克——保守主义的创始人——深入地批判了他的理论。埃德蒙·伯克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因此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独立于社会是站不住脚的：人类的自然状态就是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