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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纪录片简史（第1页）

第二节中国纪录片简史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工厂的大门》等纪录短片风行于欧洲并很快传到中国，被很多中国人称为“西洋影戏”。1896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先后在上海“徐园茶楼”放映了《马房失火》等14部纪录短片，纪录片由此在中国生根发芽。

一、任庆泰与中国纪录片的起源

任庆泰，沈阳人，出生于1850年，早年家庭贫困，随兄长到日本谋生，在一家照相馆当杂役，并暗地里学会了摄影技术。回国后通过日本商人的关系，他在北京开办了一家名为“丰泰”的照相馆。看到很多“西洋影戏”传入中国，他萌发了拍摄的想法。当时住在北京的人们普遍喜欢京剧，于是他选择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作为拍摄对象。1905年，在谭鑫培60大寿时，任庆泰派人从东交民巷德国人开办的祈罗福洋行买到一台法国人制造的木壳手摇式摄影机和14盒胶片。摄影师是当时丰泰照相馆中最好的摄影技师刘仲伦，连续3天，他共拍摄了《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三个片段。

影片公映后，引起轰动。但实际上，这部纪录短片，是对演员表演的原始记录，摄影机永远对着全景，摇完一盒胶片才停，直到拍完为止，原封不动地将演员的表演记录在胶片上，也就是说，这部纪录短片是对谭鑫培表演的原始记录。因此，方方认为，这部影片就是历史上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纪录片[17]。任庆泰后来又陆续组织拍摄了谭鑫培表演的《长坂坡》（1906），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1906），俞菊笙表演的《艳阳楼》（1906），许德义表演的《收关胜》（1906），俞振庭表演的《白水滩》（1906）、《金钱豹》（1906），小麻姑表演的《纺棉花》（1908）、《杀子报》（1908）等剧目片段。

任庆泰与他经营的丰泰照相馆的纪录短片拍摄活动一直持续到1909年。他所组织的早期纪录短片拍摄活动，开创了中国人自己创作纪录片的历史，而且将纪录片拍摄与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相结合，使得中国纪录片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任庆泰也因此成为中国纪录片事业的奠基者。

二、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与《上海焚毁存土》

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出资人是夏瑞芳、鲍咸恩和鲍咸昌等。后来维新派人士张元济加入，任编译所所长，使得商务印书馆迅速发展起来。在“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思想的指导下，商务印书馆决策层认为电影是通俗教育的必需品，是教育事业的一部分。于是1918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了活动影戏部，正式进入中国电影制作行业。开始，他们模仿卢米埃尔兄弟的《工厂的大门》，拍摄了《商务印书馆放工》和《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全景》；之后，他们拍摄了第一部影响较大的纪录片《上海焚毁存土》，详细展示了1918年12月上海焚烧大量鸦片烟土的情景，借影片表达对危害国人身心健康的鸦片烟土的深恶痛绝，表明对提倡禁烟、拥护销烟立场的支持。

1919年，商务印书馆给北洋政府农商部递交了一份题为“为自制活动影片请准免税”的呈文。在谈到制作影片的宗旨时，呈文指出在中国上映的很多外国影片“轻薄险诈，甚为风俗人心之害”，而外国人在中国拍摄的影片又“往往刺取我国下等社会情况，以资嘲笑”，因此商务印书馆要自己拍摄影片，并分运各省择地演出，“借以抵制外来有伤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一面运售外国，表彰吾国文化，稍减外人轻视之心，兼动华侨向内之情”。[18]由此可见，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对影片的教育作用已有明确认识。

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拍摄的影片可分为5类，包括风景片、时事片、教育片、戏曲片和新剧片，其中前4类可以纳入纪录片范畴。风景片记录中国名山胜水，介绍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如《上海龙华》《浙江潮》《普陀风景》等；时事片报道了当时发生的很多热点新闻事件，如《欧战祝胜游行》《军舰下水》《国民大会》等；教育片大多为配合当时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而拍摄的形象化教材，内容丰富，如《女子体育观》《慈善教育》《盲童教育》《陆军教练》《驱灭蚊蝇》等；戏曲片记录了梅兰芳、周信芳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表演京剧的片段，如《春香闹学》《天女散花》《琵琶记》等。

商务印书馆拍摄的纪录片选材严肃，关心社会进步。他们没有将纪录片看作娱乐方式和挣钱的手段，而是充分认识到其文化内涵和未来前景，将其当作提倡科学、辅助教育和传播文化的重要事业，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商业眼界和文化谋略。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商务印书馆珍藏的大量纪录片和藏书，被日本军队炸毁，现在只能看到一些零星的镜头。

三、黎民伟与《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

黎民伟原籍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从小喜欢戏剧和摄影。1913年，他创建人我镜剧社，后来又与美国电影人布拉斯基等合作，成立华美影片公司，拍摄了故事短片《庄子试妻》，自任编剧并反串女主角。早在1911年，黎民伟就加入同盟会。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黎民伟亲临现场拍摄，后编成名为《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新闻纪录片，并于第二年公映，从此他开始了主要记录孙中山活动的纪录片创作历程。

1923年，黎民伟与黎海山、黎北海在香港成立民新影片公司。他拍摄的关于孙中山的纪录片有《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1924）、《孙中山先生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幕礼》（1924）、《孙中山先生北上》（1924）、《孙大元帅出巡广东东北江记》（1924）等。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拍摄了《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记》（1926）等。1927年，他依据这些前期拍摄的大量以孙中山为主线的纪录片，汇编成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

该片内容相当丰富，记录了1924年孙中山韶关誓师起至北伐战争结束的历史进程，其中详细记录了北伐战争中的几次著名战役，还出现了黎民伟亲自扛着笨重的摄影机，不顾生命安全，在战火纷飞中拍摄北伐军攻打惠州城的镜头。该片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资料极为珍贵的纪录片。该片上映后引起极大轰动。1941年，黎民伟曾对这部影片进行重新剪辑，名为《勋业千秋》，更加完备和精练地叙述了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伟大的历史功勋。

黎民伟的纪录片艺术主张很明确，主张“宗旨务求其纯正，出品务求其优美”，通过影片把中国固有的“超迈之思想、纯洁之道德、敦厚之风俗”介绍给欧美国家，他还说“同人意向所趋，不独在都会，而在穷乡僻壤之间也”[19]。他的纪录片创作思路非常清晰，总是就事件或者人物拍成短新闻纪录片，争取时间，快速推出，及时公映，获得相当好的社会效应；同时很好地保存素材，遇到适当时期，集多年之积累，总体串成一部完整的长纪录片，但不拘泥于时间顺序，而是精心调度设计，使作品情节起伏跌宕，峰回路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黎民伟对中国早期纪录片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专注于拍摄以孙中山为主线的纪录片，为促进国民革命宣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对纪录片创作的探索与创新，对中国新闻纪录片、历史文献纪录片等纪录片类型的早期发展意义重大。他体现出的纪录片创作方面的执着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纪录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紧张局面，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由军事斗争逐渐转向携手抗日。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40年代中期，抗日成为当时中国纪录片创作最鲜明的主题。

（一）私营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

1932年上海“一·二八”会战发生后，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纪录片《上海之战》《抗日血战》等。这批抗战纪录片上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上海之战》曾在上海郊区的巴黎舞场和南市小影院“福安”连续上映12天，观者如织，好评如潮。该片具有故事片特征，除大部分场面是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拍摄外，少部分反映敌我双方激烈争夺阵地的战争场面是通过十九路军士兵配合“重演”完成的。1939年，当时设备最齐全和资金最雄厚的明星影片公司由于没有答应与日本侵略者合拍影片，被日本宪兵放火烧毁整个厂房，损失惨重。

这时期另一家著名的电影公司是西北影业公司。这家公司是1935年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支持下，由温松康和石寄圃合作创立的。在初期，这家公司主要拍摄一些为阎锡山乃至蒋介石歌功颂德的影片。1939年，这家公司利用国共统一战线的关系，拍摄了在当时有重要影响的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这部影片除了记录当时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外，大量篇幅都用来记录当时晋冀鲁豫抗战根据地，从1938年冬到1939年春这一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情况，表现晋东南根据地第一次抗日斗争中八路军广泛动员群众抗日的情形。

（二）国民党电影制片机构拍摄的纪录片

1932年5月，简称“中电”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在南京成立，隶属南京中央宣传委员会，在具体运营中，采用与民营公司合资的方式。仅在1934年，“中电”就拍摄了200多部纪录片，分为新闻片、教育片、国难片等。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电”迅速出击，拍摄了纪录片《卢沟桥事变》，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公开卢沟桥事变真相，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全国军民积极抵抗的实况。此后又拍摄了《空军战绩》等纪录片。除了拍摄抗战纪录片外，“中电”还拍摄了一些反映少数民族建设方面的纪录片，如《西藏巡礼》《新疆风光》等。

1938年，由原“汉口摄影场”改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成立，简称“中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中制”的抗战纪录片以《抗战特辑》统一命名，一共拍摄了5集，各集长短不一，如第2集记录了日本军队派飞机轰炸广州平民区和文化机关的暴行，以及1937年9月下旬八路军在晋西北平型关与日军会战的详细情况。为了配合抗日，宣传鼓动民众，“中制”还拍摄了很多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和抗战现实的纪录片。代表性的纪录片有拍摄于1940年的《民族万岁》，这部将近两个小时的纪录片以丰富的素材报道了蒙、藏、回、苗、彝等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动人事迹和各自的民族风情。

（三）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纪录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坚持军事斗争的同时，非常重视文化建设。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20]在延安成立，由延安市市长高朗山担任主任。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关照下，摄影师袁牧之到香港购买了摄影机、洗印机和放映机以及大量16毫米胶片。同时，伊文思在中国执导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时，曾向国民政府表达想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愿望，但受到限制，没有成行。伊文思将一台摄影机和大量胶片通过巧妙的方式交给袁牧之，后来明星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吴印咸也来到延安。1938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纪录片事业开始起步。

1938年10月，延安电影团开拍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第一个镜头在陕西省黄帝陵取景。接着，摄影队在延安拍摄了两个月，至1938年年底结束了延安部分的拍摄工作。1939年1月，摄影队出发到晋察冀根据地拍摄有关八路军的部分。为了争取时间，拍摄工作分两路同时展开，袁牧之和徐肖冰带领一个摄制组去晋东南，吴印咸带领另外一个摄制组去晋西北一带。到1939年年底，经过将近1年时间的紧张工作，袁牧之拍摄了很多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素材。1940年年初，吴印咸带着有关晋西北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大批素材回到延安。该片后期编辑工作由袁牧之带着素材去苏联完成。该片内容非常丰富，从多方面反映了在延安、晋察冀前线八路军的战斗和生活情况，还记录了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和高级将领的活动情况，记录了许多重大战役的过程等。此后，延安电影团又拍摄了《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纪录片。

（四）新四军拍摄的纪录片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另外一支抗日力量，新四军十分重视文艺工作。1945年，纪录片《彭雪枫师长追悼会》公映，记录了这一年2月7日淮北军民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举行隆重公祭和公葬仪式的情景，影片呈现了整齐肃立的警戒部队、沉痛哀悼的群众、“为彭故师长复仇”的巨大横幅，传达了中国人民一定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新四军的热爱以及新四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该片摄影师薛伯青是新四军专门派人从上海请来的，在完成纪录片《彭雪枫师长追悼会》的拍摄后，他又拍摄了反映新四军骑兵训练生活的纪录片素材。抗战胜利后，他又补拍了一些骑兵团镜头，编辑成了纪录片《新四军骑兵团》等。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纪录片创作活动，记录了抗日军民为保卫家园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斗争的历史景象，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影像。国民党电影制片机构拍摄的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纪录片，为后来中国人类学纪录片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由于条件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机构在这一时期开展的纪录片创作活动相对较少，但是创作风格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纪录片发展走向具有重大影响。

五、民族研究所与中国人类学纪录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展开，开始了“十七年中国纪录片创作”时期，出现了反映军事生活的《解放西藏大军行》（1951）、《抗美援朝》（1951），反映土地改革的《伟大的土地改革》（1953），反映工业生产的《第一辆汽车》（1956）等纪录片。鉴于纪录片在战争年代发挥的巨大宣传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高层领导对纪录片创作非常关注，先后成立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