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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国际环境和国际主义环境（第1页）

第十三章国际环境和国际主义环境

汤姆·谢因菲尔德

科学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乔治·萨顿（GeeSarton）喜欢将浅显的“世界主义”（）和严肃的“国际主义”（iionalism）区分开来。他认为，世界主义并没有区分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也尽量避免做困难的价值判断，同时将人们和那些与他们的生活没有历史渊源的地区联系了起来。国际主义是更为困难的。国际主义开始于其追随者强烈的民族主义，并得益于各种民族主义代表的不断聚集，同时需要仔细考虑不同文化之间的利弊，找出实体文化和历史根源的联系，并在这些联系的基础上创造出1加1大于2的成果。在1919年战时沉寂后，萨顿再次推荐科学史的杂志——《爱西斯》（Isis），他写道：

《爱西斯》提到的国际主义不是凭空捏造的，也不是附加的功能，反而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是我们研究本质的结果而不是目标。科学的发展不是任何一个单独国家或种族的成果，而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们持续合作的结果。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们需要强调《爱西斯》中提到的国际主义与轻视种族和国家特性的幼稚的世界主义精神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康德很久以前说过，只有当国家健全和强大的时候国际关系才能蓬勃发展。国际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相反，世界主义精神对于国家理想和国际理想当中的精髓是毁灭性的。[1]

根据萨顿的定义，科学博物馆一直是高度国际化的，而不是世界性的机构。它们既是国家在科学和工业方面成就的倡导者，同时也是同类型国际兄弟会机构的成员。它们是国家进步的代表，同时也有意识地参与“科学博物馆运动”。英国的科学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科学博物馆关于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的迹象可以向前追溯到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万国工业博览会是这两者结合的先河。万国工业博览会是艾伯特亲王的心血结晶。其最初的设计目的是全面展示英国的工业和技术实力，同时也是国际交流的场所。艾伯特亲王在1849年6月30日于白金汉宫举行的第一次展览规划会议上说：

有一个问题：这次展览的范围是否仅局限于英国工业？人们认为，虽然对机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人为地加以任何限制看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都不属于某个国家，而应属于整个文明世界——但是把这些置于与其他国家的公平竞争中，可能会给英国工业带来特别的好处。[2]

在展览会开幕式上，维多利亚女王重申了这种观点：

我诚挚地和你们一起祈祷，希望上帝能够鼓励和平的艺术和工业发展，加强联盟中每一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来保佑这项工作有利于我国人民的幸福以及人类的共同利益，并通过那些上帝赋予人类创造幸福和快乐的能力，促进友好而又光荣的竞争。[3]

维多利亚女王在从内心深处表达普遍同情之时仍注意强调竞争。万国工业博览会的竞争是显而易见的。本次展览为所有参展商参评的全部30多个种类的作品总共授予近3000个“评审团勋章”和150多个“委员会奖”。评委会由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评委构成，这两者数量大致相当。大约有17000个参展商参加了此次展会，其中大约有一半是英国参展商。[4]单从获得的奖牌数量来看，此次展会的评选制度是相当公平的，英国获得大约一半的奖牌，法国紧随其后。德国、美国、奥地利、俄罗斯、比利时、瑞士、荷兰、西班牙和土耳其等也获得了奖牌。[5]展会闭幕式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于颁发各类奖项。“感谢裁判们的服务。”艾伯特亲王以祈祷的方式结束了博览会。他说：“这种知识交流，是开放的人们在友好竞争中相遇的结果。知识可以在广袤的土地上分布得越来越广，知识交流进一步表明我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是促进各国团结、促进人类各民族和平的一种愉快的方式。”[6]

这恰恰与乔治·萨顿在半个世纪后提出的有竞争力的国际主义内涵不谋而合，而这将在20世纪的科学博物馆中制度化。纵观它的第一个百年，科学博物馆一直把自己视为志同道合的国际共同体中的一员。不论各博物馆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还是合作的关系，在今天依旧经常活跃在国际科学博物馆界的主要博物馆有位于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和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还有巴黎、维也纳、渥太华、悉尼和芝加哥的大型博物馆，以及世界各地其他的博物馆。

德意志博物馆

虽然慕尼黑的德意志自然科学与工程博物馆是在南肯辛顿首个博物馆建成近50年后才成立的，但它还是对科学博物馆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科学博物馆早期的历史是由机构间或个人间的相互竞争产生的，而德意志博物馆的历史是由其创始人——具有传奇色彩的奥斯卡·冯·米勒（Osiller）主导的。奥斯卡·冯·米勒出生于1855年，是慕尼黑杰出的铸造大亨费迪南德·冯·米勒（FerdinandvonMiller）的小儿子。最初老米勒决定让他的儿子成为一名工程师，于是奥斯卡·冯·米勒进入了慕尼黑工业大学就读。1878年，他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从大学毕业，考取了德国的公务员并从事道路、桥梁和隧道修建的工作，从此开始了他成功的职业生涯。

1881年，奥斯卡·冯·米勒前往巴黎去参加国际电气博览会，在那里，同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一样，他第一次看到了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泡。新技术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这瞬间点燃了奥斯卡·冯·米勒强烈的兴趣。他对展览本身的印象很深。展览媒介所具有的影响公众心理的能力很强大。电气工程和展览媒介这两部分知识对奥斯卡·冯·米勒后续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影响。事实上，他从巴黎回来就开始策划慕尼黑国际电气展。这次电气展在1882年开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德国慕尼黑的电气展结束后不久，奥斯卡·冯·米勒就加入了位于柏林的德国爱迪生公司的董事会。1889年，他开始自立门户，在慕尼黑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主要从事水力发电领域方面的工作。在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奥斯卡·冯·米勒组织和指导了德国许多大型的公共工程项目，包括巴伐利亚的主电网和著名的拜营电厂（Bayernwerk）。

奥斯卡·冯·米勒对展览会具有浓厚的兴趣，除此之外还对电气具有浓厚的兴趣和极高的参与热情。在1882年成功举办慕尼黑的电气展之后，他被推选为1891年法兰克福电气展的组织者。相对于慕尼黑的电气展，此次展览会范围更大、更广。而这次电气展举办的经历更加坚定了他对展览媒介的信念。同时，随着参观巴黎和南肯辛顿的科学博物馆，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有必要在德国选择一个固定的地点用于科学和技术的展览。1903年，奥斯卡·冯·米勒和一个由工程师以及产业工人组成的团队获批建设德意志博物馆。奥斯卡·冯·米勒和他的团队迅速获得德国商界以及帝国贵族的金钱支持和政治支持，包括巴伐利亚州王储路德维希的直接参与和德国的威廉二世送来的热情祝福。1906年，德意志博物馆开设了临时展厅，并在伊萨尔河中央开始建设一座新的高大建筑。由于战争的阻碍，原本计划在1916年盛大开幕的博物馆，推迟了十多年，最终在1925年5月7日——奥斯卡·冯·米勒70岁的生日那天——德意志博物馆开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博物馆之一。[1]（图13-1）

图13-1德意志博物馆开幕式时的游行彩车

注：照片拍摄于1925年5月7日，奥斯卡·冯·米勒70岁生日当天。照片由德意志博物馆提供。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德意志博物馆被公认为是科学博物馆的世界领导者。当然，它也是受到资金支持最广泛的科学博物馆，不仅得到慕尼黑市、巴伐利亚以及德国政府的资金支持，还得到工业界的资金支持，还有一部分来自博物馆的门票收入。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博物馆，德意志博物馆拥有360000平方英尺的展览空间。相比之下，1930年的英国科学博物馆只拥有不到200000平方英尺的展览空间。[2]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德意志博物馆并不仅仅满足于其自身拥有的巨大展厅，而是继续完善其自身的修筑计划，并于1935年开设了图书馆和会议室。

然而，从1933年开始，德意志博物馆的国际领导地位逐渐衰退。两件虽然相关度不高，但是对德意志博物馆很重要的事件，标志着该博物馆近20年动**的开始。第一件事情是纳粹主义在德国开始兴起。自1933年纳粹政府开始统治德国起，德意志博物馆发现想要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而独立运转开展业务的难度越来越大。由于政府和工业部门（其自身越来越受到纳粹干涉的影响）在博物馆的管理和资金运转方面产生的巨大作用，德意志博物馆的这个问题比德国的一些其他机构都更严重。虽然博物馆的主展厅基本保持不动，但是馆内的美术馆和会议室却变成了纳粹党用来进行宣传活动的最佳场所。第二件事情是奥斯卡·冯·米勒在1933年退休以及1934年的意外身亡。令人遗憾的是，德意志博物馆失去了一位具有非凡魅力、人脉广泛以及性格坚定的领导者，而且是在它最需要具有这些品质的领导者的时候。

和德国许多机构一样，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意志博物馆百废待兴。从外观上看，它遭到多次空袭，受到严重破坏，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完全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博物馆精神领域和相关制度方面的恢复，同样也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德意志博物馆将自身定位为战后机构进行重建，并在不久之后又重新进入到国家科学博物馆一流行列的队伍中。正如康妮·穆恩·赛哈特（oo）所说，德国科学和工程“所具有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的形象对德国科技博物馆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冷战”期间，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则要面对改变这种形象的挑战。重塑自我形象既可以作为教育的手段，也可以作为“科技与文化交流的辅助工具”。[7]

德意志博物馆面对物质和精神双重挑战，采取了相应的办法并且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德意志博物馆重建了展厅，使其自身大致恢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而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德意志博物馆加大了对原始研究的关注，同时从两所大学引进了科学史专业，并扩大出版计划，这其中就包括《文化与技术》（Kultur&Teik）杂志。德意志博物馆也重新履行其教育使命，强调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并率先关注儿童（相对于工人来说）教育领域。与此同时，在整个“冷战”期间，德意志博物馆努力应对一些诸如原子能、太空军备竞赛、环境污染等难题，同时还要向后代以及越来越多的外来观众做出解释。近几十年来，德意志博物馆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来说有些艰巨的挑战，包括完成1983年遭受火灾的展厅的重建工作，还有为重新回归统一的德国重新构建它的使命与内涵。今天，作为扩建的一部分，德意志博物馆在三个地方运营：原始地慕尼黑（继续扩大展厅，尤其是2003年开放的巨大的现代运输展厅），位于施莱斯海姆（Schleissheim）机场的航天航空设备展厅（1992年对外开放），20世纪后期建立的、现今位于波恩的科学技术中心（1995年对外开放）。

自1925年德意志博物馆隆重开业以来，它的发展深深地影响着科学博物馆。在它开放的几年时间内，甚至连科学博物馆的馆员都承认，德意志博物馆是科学博物馆界相关技术的杰出代表。[8]这种赞誉对德意志博物馆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在位于伊萨尔河中央的巨大建筑修建并开放之后，位于城区中心的科学博物馆的扩建工作也变得紧迫起来。而在德意志博物馆开放之后，一些呼吁也多了起来，其中就包括扩建天文馆。天文馆是德意志博物馆中最壮观和最受好评的创新建筑之一。[9]与德意志博物馆相比，天文馆虽然没有那么重要，也没有很强的表现力，但是其为现存展厅带来的改变是不容忽视的。科学博物馆的特别展览计划以及新的儿童展厅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30年代，以工业特色展览为行业特色和主导的科学博物馆是如何将其发展目标逐步变成民族主义——主要是因为科学博物馆在其发展目标中加入了对国内工业的关注，以及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压力。这不仅是民族主义者在当时国际竞争环境中有意识的行为，也是为了应对来自德意志博物馆的竞争压力而第一次制定这样的目标。通过奥斯卡·冯·米勒和他同事的努力，德意志博物馆自身与工业的关系更加紧密。

1927年，英国内政部在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专门调查各式博物馆的总体趋势、绩效和条款，而这些调查原来是由许多部门共同完成的。在研究科学博物馆时，皇家委员会对国外其他的科学博物馆，尤其是德意志博物馆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同时研究每一个人对于该博物馆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及其与科学博物馆的关系。委员们尤其感兴趣的是德意志博物馆与工业的密切联系，并反复询问被调查人对如何改善科学博物馆与英国工业界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看法。[10]

在委员会的邀请下，馆长亨利·里昂于1929年到慕尼黑调查相关问题，就像咨询委员会委员理查德·格莱兹布鲁克和策展人威廉·普卢默（lummer）做过的调查一样。普卢默指出，不仅制造商十分慷慨地为科学博物馆提供了展览所需的展品，而且普通市民也对科学博物馆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11]在给皇家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的报告中，格莱兹布鲁克提及了他与奥斯卡·冯·米勒的对话：“奥斯卡·冯·米勒博士曾经对我说过，‘富有给予的，不是钢材、石头或者其他材料；工人收到的是他们普通的工资——这些工资甚至不能让他们生存——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在周六下午和周日免费提供服务’。”[12]在1930年的最终报告中，皇家委员会对慕尼黑的科学博物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号召：

……之所以对德国的科学博物馆特别关注，不仅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展示现代化博物馆如何成为科技和普及教育的工具的很好例子，而且因为它是国家效率的象征。它是德国如今对工业进展所采取的科学手段的中心，我们相信这个中心对国家产生了重要的意义。[13]

在对德意志博物馆的赞美中却也隐含着对科学博物馆的批判，他们提供这份最终报告的一个主要建议是希望科学博物馆能够像德意志博物馆的发展路线一样与工业界增强联系。科学博物馆对这些建议的一个回应是重建咨询委员会，并扩大其人员范围以包括更多行业的成员。一个更明显的回应是举办专题展览，这使科学博物馆的各个展厅能用于特定行业的宣传与展示。这个项目始于1933年的塑料工业展览会。咨询委员会高兴地报告说，科学博物馆已经在德国的相关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年度报告指出，这次展览还扩大了科学博物馆的影响范围。报告还指出，后续将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安排一些类似的展览。[14]

除了对工业的重要作用外，参观科学博物馆的人们对慕尼黑的印象更加深刻了，特别是关于德意志博物馆对创新实践和科技原则的可移动示范的印象。比如，格莱兹布鲁克在总结他1930年的报告时指出，德意志博物馆致力于“使自身具有教育价值”，特别是移动设备，通过这些设备，观众能“根据自身情况多次体验”。[15]于1931年开幕的科学博物馆的儿童展厅，更加受到这些创新举措的影响。咨询委员会关于展厅的早期报告反复提到工作模式和实际展品的重要作用：“所有这些展品可以由孩子自己进行操作，并能让他们测试和比较不同的实验方法，并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实验……”[16]

然而，尽管对慕尼黑的印象是儿童展厅发展的关键，但是科学博物馆办公室没有不加批判地采用德意志博物馆更多的互动功能也是事实。在儿童美术馆项目启动之前，普卢默表明了他的意见：

……在慕尼黑有许多工程展品……在我看来，这将是一个更好的计划，演示一个装置需要一个、两个或更多的按钮，在房间或者某个地方通过专业人员更好地进行智能展示……使用数量较少的工程展品，来说明一些根本性的重要现象。[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