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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改变的浪潮 科学博物馆图书馆的兴起衰落和再兴起（第2页）

外借服务于1923年扩展到政府部门，如科学与工业研究部、海军部和气象办公室。1926年，邮政租借服务启动之后，外借服务扩展到更多其他机构。这项服务的加强已经获得教育委员会的批准，但只是为了获得其经济投入上的好回报，新服务只是当作一个尝试，不能承担增加运行成本或人员增加的负担。但这个实验立即获得了成功，并被发展成为图书馆的主要功能，委员会最初的想法被明显地忽略了。图书馆1926年记录了3000项租借服务，到1930年上升到10954项，1935年达到了21000项。

收藏量的显著增加对库存有很大的影响。1924—1925年，图书馆安装了滚动书架，这大大缓解了租借拥堵的现象。这让员工能够将整套英国专利规范地拿出来，让读者可以在阅览室里查阅。但图书馆仍然持续存在财务问题，需要更多资金购买资料。1927年，图书馆拥有195000册藏书，但由于缺少资金，1927—1928年，有900种期刊被削减。情况变得相当糟糕，帝国理工学院不断抱怨，外借服务的危机开始出现。

科学图书馆开发了自己的十进制分类法系统，但英国国际目录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布拉德福德，于1928年用通用十进制分类法代替它来整理库存和卡片索引。通用十进制分类法最初在1895年被创建，目的是建立一类通用的目录学和索引语言，用以管理主题目录和欧洲专业图书馆。在英国，科学图书馆成了传播通用十进制分类法信息的主要机构。布拉德福德认为，通过使用通用十进制分类法，一个世界级的目录可以非常经济地通过雇佣非熟练劳动力来编译，所以他策划编译了大量的卡片索引，以至于最终用近400万张卡片来记录越来越多的科技期刊文章。工作人员花了大量时间剪切印刷的文献目录和索引条目，并粘贴到卡片上。但对于图书馆而言，这个工程过于庞大。索引很少被使用，而且占用了宝贵的储存空间和员工时间。在布拉德福德死后，这些卡片索引被分散到其他图书馆去了。

1938年，成为助理馆长的唐纳德·厄克特（DonaldUrquhart）对图书馆的工作进行了批判。他使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编目代码来创建目录卡片，这意味着目录卡片按照藏品所在的城市或国家来编排。图书馆也有自己的期刊货架编排方法：每种期刊被赋予一个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的独一无二的代码；由机构发行的期刊基于机构所在的城市和机构名称来分配一个代码。如果使用者不知道目录条目将很难找到书架上的资料。厄克特称布拉德福德是“相当挑剔的老人”，并指出他创建通用索引以及让科学文献收集被广泛人群查阅的目标并没有获得官方批准。布拉德福德在图书馆的入口放了一个黄铜牌匾，称这是国家科学图书馆，并将其印刷在公文信纸的抬头。教育委员会立即下令将这个名字改为科学博物馆图书馆。布拉德福德让步了，但抬头变成了“科学博物馆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馆”。[12]

“扩张策略”

1924年，教育委员会任命弗雷德里克·凯尼恩（Frederi）爵士为公共图书馆委员会的主席，并让他去审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公共图书馆（包括科学博物馆图书馆）的收藏是否充足，以及它们和其他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凯尼恩报告随后于1927年出版。布拉德福德和里昂游说公共图书馆委员会成员，并获得了有同情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支持，如亨利·蒂泽德（HenryTizard）。在最后的报告中，他们的影响是明显的。报告建议通过发展全面的科学和技术收集，创建一个详细的主题索引目录，为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提供信息和文献目录，从而使科学博物馆图书馆成为一个服务于研究者及公众的中心科学图书馆。图书馆预估每年需要额外的3500英镑购置费（使得总费用达到4700英镑）以及额外的员工费用。委员会强调，图书馆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出版资料供查阅、摘录及外借。1930年，最终报告中的建议得到了皇家博物馆和艺术馆委员会的同意。

如果能够以版权存储的方式获取英国科学出版物，那么图书馆的收购成本就会减少。教育委员会1928年向皇家委员会提交了这个建议，但遭到大英博物馆馆长凯尼恩爵士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这可能导致国家版权库的分裂。此外，科学博物馆图书馆还向外租借它的资料，但大英博物馆一直高度重视为子孙后代保存资源。[13]

科学界对条目学的发展有浓厚兴趣。在科学工作者协会的鼓动下，16个科学团体于1930年举行会议，会议由帝国理工学院的主题分类先驱艾伦·波拉德（AlanPollard）主持。与会者达成共识：对现有知识按照主题索引是急需的；科学博物馆图书馆应该提供恰当的供给以快速有效地执行委员会的建议，避免正在增长的条目学出现混乱。委员会的发现和科学界的广泛参与让图书馆的购买基金保持在一个安全的增长幅度——从1930年的2700英镑增长到一年后的3000英镑。

1931年后期，科学博物馆图书馆咨询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小组委员，以帝国理工学院院长亨利·蒂泽德为主席，来处理图书馆的问题。亨利·蒂泽德的结论是：对一个国家科学图书馆来说，真实而紧迫的需要，就是应该在工业发展链中建立一个重要的纽带；科学博物馆图书馆作为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地位应该获得认可。这个建议与凯尼恩报告类似，而且图书馆应该通过授权机构——包括工业公司的研究实验室——将书籍、期刊借给个人。要实现这些功能，图书馆需要获得6000英镑的购买资金。

教育委员会主席欧文勋爵承诺考虑这些建议。但他强调，在当时严峻的金融环境下，无论是购买资料还是员工薪资，图书馆都不可能获得额外的资金保障。咨询委员会向博物馆和艺术馆常务委员会（1929年在最终报告中由皇家委员会建立的一个永久机构）提交报告（他们也在考虑向皇家学会提交一份报告）：一个国家级的科学图书馆的基石应该在科学博物馆中。

教育委员会看到常务委员会的报告后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们不能接受科学图书馆被当作核心科学图书馆的建议。他们认为，把它当作众多科学图书馆之一会更好，它的功能需要重新评估和协调。没必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索引，也没有正当理由在它上面花钱，而且他们建议图书馆应该根据自己的资源开展信息服务。他们也对将图书馆的藏品借给工业公司的举措表示怀疑。教育委员会坚信几个图书馆应该在科学与工业研究部领导下通力合作。

教育委员会对图书馆所走的路线越来越不安，其建设部部长罗伯特·伍德（RobertWood）在机密报告中向常任秘书指出：

多年来，科学图书馆一直在寻求扩张，企图成为一个覆盖科学文献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科学图书馆。同时，除了给读者提供查阅文献的主要功能外，它还发展了外借服务和信息中心的功能。这一策略已经启动，但是就算有，也很少受到教育委员会这个监管部门的控制。它已经发展到不再提及教育委员会的地步了。[14]

伍德提及增强外借服务的这项实验，并且抱怨这项服务的扩展没有获得授权。他得出结论：“图书管理员仍工作在世界目录索引的氛围中。图书馆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科学文献存储库，仍然在执行最近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深入发展的建议。但这些发展建议几乎每次都被常务委员会拒绝。”[15]

伍德进一步批评，里昂和布拉德福德的要求远远超过合理的可能，尤其是在增加员工人数方面：“某一年我们被告知，21名员工将满足最终需求，5年之后我们被告知，这个数字应该是49。”到1933年，图书馆工作人员补充数量实际上已经增加到32，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保持这样的水平。

尽管有伍德的批评，但没有迹象表明图书馆放慢了发展势头。其唯一的效果是摒弃了图书馆应该被视为国家科学图书馆的争论。图书馆近80%的收藏资料被展览出来，而这难以被阻止。到1933年里昂退休的时候，虽然没有获得官方认可，图书馆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科技图书馆。储藏量已增至近25万册，容纳了近9000种期刊。相比之下，德意志博物馆的图书馆只容纳了152000册。[16]

“带着面罩的巨人”

布拉德福德在他的任期内也收集历史科学书籍来填补图书馆收藏的空白。图书馆收藏于1937年获得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第一版（1687）的副本从而达到顶峰。工作人员甚至走很远去寻找外国出版物。菲利普·赫里沃德·斯普拉特（PhilipHereratt）为了发掘更多出版物，在1934年利用休假时间[17]参观了北欧和苏联45个图书馆和博物馆。布拉德福德广泛宣传他的思想。193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十三届文献大会中，布拉德福德提交了一篇文章。文章认为，“中心科技图书馆的建立将缓解目前开展科技工作的不便利的问题，这是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图书馆的额外成本与获利相比是非常小的”。[18]

布拉德福德仍然以其1934年发表的关于主题期刊文献分散的定律而出名，他的定律指出：单个学科领域杂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包含相同数量的文章。[19]该领域的核心期刊在数量上相对较少，约占所有文章的三分之一，需要大量的期刊包含另外三分之一的文章，并且需要更大量的期刊包含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文章。布拉德福德把这种关系表示为1∶n∶n2。他的计量学成为文献统计学新领域的基础，是图书管理员确定任何给定主题的核心收藏时使用的一种工具。

1937年布拉德福德退休。同年，图书馆被国际文献研究所评为科技信息中心。他的贡献是巨大的，尽管遭到科学博物馆财务部门的反对，他仍开创了信息的统计研究领域，使图书馆收藏变成重要的资源。他的宣传工作也为国家提供科学信息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1939年，科学图书馆成为欧洲最大的科学期刊收藏地。厄克特后来承认：“这个讨厌的人真的是一个带着面罩的巨人。”[20]

布拉德福德后来将他一生的工作写进《文献学》（Dotation）中，并于1948年出版，就在这一年他去世了。这本书成为文献学和图书馆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其微妙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其本源。布拉德福德……是一位科学家和一位图书管理员，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集职业兴趣与文献学家、图书馆活动于一体的真实象征，充分诠释了‘目录学组织’这个全面的术语。同时，他也是一个通过科学训练兼具物质与精度（substandpre）的联合体。”[21]

“一个巨大的拿破仑信息中心”

1935年，布拉德福德的继任者——欧内斯特·兰开斯特·琼斯（ErLanes）成为图书馆的馆长。他曾是科学博物馆的策展人，除了应用地球物理学的文章之外，还著有《测地学目录和测量收集》（CatalogueoftheGeodesyandSurveyiions）。兰开斯特·琼斯在专门图书馆和信息局协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积极支持缩微胶片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中，科学博物馆被关闭，但是图书馆仍然开放并避免了被轰炸的命运。1939年，旧库中大部分（20000册）藏品被转移到汉普郡，到1945年60000多册被转移。战争爆发期间，兰开斯特·琼斯预测图书馆的使用率会下降，于是裁掉了40%的工作人员。事实上，借书量增长显著，主要集中在与国防相关的领域，比如物理学、工程和化学。借书机构的数量从战前450个上升到战争结束时的1000多个。图书馆也在微型拍摄敌方期刊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战后，科学博物馆图书馆无法提供必需的详尽文献服务的状况变得越来越明显——既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索引、摘要或翻译所需的文献。厄克特曾于1937年作为助理馆长加入图书馆，但在战争期间，该工作被科学研究部门的工作替换。当他战后回到图书馆时发现，图书馆长期处于人员短缺、超负荷的外借服务困境中。但他有兴趣去处理用有限的人力运行一个大型图书馆的问题。他着手简化程序，解决版权问题。但在可以做进一步的工作之前，厄克特获得了科学与工业研究部情报部信息技术分部主管职位的面试机会。科学与工业研究部在宣传广告贴出之后未能找到任何合适的候选人，所以转而要求图书馆提供合适的候选人。科学与工业研究部提供给厄克特这个职位。厄克特于1948年离开图书馆，并接受了这个职位。

科学期刊数量的迅速增加成为一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图书借阅数量快速增长导致人们抱怨借阅服务的效率。1947年，有79000人请求借阅；1948年复印机的引入为缓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到1954年请求数达到176000个。1947年，图书馆也开始扩充借阅服务以增加借阅服务数量。它要求图书馆体系中的成员必须愿意将自己的藏品借给其他成员。科学图书馆持有一份可用于外借的图书联合目录，并不断整合合作图书馆的图书目录，使之保持最新。[22]

图书馆一直在努力全面地收集资料，但也有反对的声音。尤其是1945年兰开斯特·琼斯死后，汉弗莱·托马斯·普莱奇（HumphreyThomasPledge）被任命为馆长。普莱奇在1927年被任命为图书馆助理馆长之前，是什罗普郡里京学院助理院长，他随后写下了《自1500年以来的科学》（Sce1500）一书。[23]大约在1946年，他在提交给教育分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的任务之一是选择，在接下来的每个时段，选择和研究与国家目的需求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有限的资料。”他还指出：“要放弃建立一个巨大的拿破仑信息中心的想法。”普莱奇批评布拉德福德的创新：“南肯辛顿大量收藏的目录用得最少的部分就是UDC卡……它们从未深入编辑，也从未证实用来消除大量卡片的异质性、语义含混、多语言性等所需的巨大花费是合理的。虽然UDC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它仍只可能为将来的用户服务，它只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屏幕，而不是清晰的透镜或镜子，更不用说是探照灯了。”

20世纪50年代，图书馆获取稀有科学和工程书籍的传统得到加强，当时舍伍德·泰勒担任科学博物馆馆长，他发起了一个购买古董科学书籍的项目，从而形成了1952—1954年举办的三个书展的核心。三个书展分别是：“百本炼金术书展”，这是舍伍德·泰勒自己的专长，这些书籍包括来自牛津科学史博物馆的藏品；其他两个是“机械史书展”和“天文史书展”。每个展览都附有一份由博物馆策展人编写的出版目录。在此期间，图书馆购买的著名作品包括伽利略的《星际信使》（SidereusNuncius，1610）和希罗尼姆斯·布伦契威格（Hier）的《蒸馏艺术简述》（LiberdeArteDistillandipositis，1512）。

图书馆的人力资源

图书馆工作人员被当作科学博物馆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是公务员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从科学博物馆或其他公务部门调过来的，另一部分人来自外部招聘。那些通过公共服务部门招募的人员可能并不知道他们将在图书馆工作。例如，1937年，厄克特在申请科学博物馆助理主管职位前并不知道职位是在图书馆，直到面试时才被告知。当他理解到可以花一半的工作时间进行研究，特别是进行金属单晶变形的X射线研究时，他才接受了这个职务。[24]许多员工拥有荣誉科学学位或外语资格证书。专业知识对员工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些技术查询，编制目录、分类和索引的员工。对于那些没有图书馆经验的员工，有一个系统的培训计划。例如，1957年，6名科学博物馆助理参加了外部图书馆课程培训。

这一时期对于科学博物馆来说，不同寻常的是许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女性。例如，1949年，图书馆有8位女性，6位在图书馆外借部。在这里，她们被认为是办公室文员的一部分，而不是图书馆人员的一部分。图书馆中女性的就业情况反映了她们在工业图书馆中的经历。“虽然技术图书馆和信息工作最大可能同时征召科学专业男女毕业生，但她们并没有在工业领域主流雇佣意识中占据平等的地位。”[25]大多数女性被雇佣在文书相关的职位，因为她们被认为拥有一种“自然的天赋，而文书类型的任务需要这种方法、组织和对细节关注的天赋”。[26]但技术类图书馆也可以提供给科学专业女毕业生去运用她们专业知识的位子，她们可以写出文章的精确摘要、选择技术书籍或回答详细的专业询问。但是，她们的职业发展存在很多的问题。在科学博物馆图书馆中，很少女性可以达到高级职位。那些确实达到了高级职位的有汉娜·帕克（HannahParker），1953年她成为第一位女性副馆长；海伦·菲彭（HelenPhippen），她从1955年开始是一位高级研究助理，后来在1965年成为助理馆长；还有马里昂·戈塞特（Mario），她1926年加入图书馆，1949年离开，并在哈维尔原子能研究机构建立、管理科技图书馆。

国家科学外借图书馆

建立一个新的中央科学文献图书馆的呼吁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回应。1944年，有人建议在泰晤士河南岸发展一个新的“科学中心”，试图将科学与工业研究部行政总部的专利局图书馆、科学博物馆图书馆、皇家学会和学术社团图书馆联合在一起。这个建议在1947年至1948年间获得科学与工业研究部信息技术服务部门的批准。科学技术图书馆的报告提到，在伦敦之外设立一个中央文献图书馆（科学中心）和国家外借图书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建科学中心的想法激发了管理层的极大热情，但1951年后这个想法又被放弃了，成了新一届保守政府设定公共支出上限政策的一个牺牲品。厄克特也反对，因为他想首先建立国家外借图书馆。

科技信息国家政策规划的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948年。皇家学会在厄克特的帮助下，组织了一个科学信息会议，会议的结论是：信息服务和专业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可以促进世界科学文献更有效的应用，建议政府应该加大支持科学博物馆图书馆和专利局图书馆的建设力度，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如雇佣充足的有图书馆专业资质的员工、增加开放时间、扩展收藏等，以加强图书馆的工作。两个图书馆，或者其中之一，以某种形式，收藏每种蕴含科技价值的资料，译者的副本也应放置在科学图书馆中，不用太过顾虑当前版权法的限制。[27]

事实上，该会议计划提供信息的愿景和它对其他领域的建议只是在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被采纳。由政府控制和科技信息集中提供的模式将转变成一个更多元化的信息供给形式：由公共和专业图书馆、信息局和专业领域或者工业联合的形式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