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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雄心和焦虑 科学博物馆19501983年（第2页）

公众在太空竞赛方面的兴趣使科学博物馆更多地关注现代科学取得的成就。1962年，约翰·格伦上校的太空飞船“友谊7号”在中楼一个匆忙准备出来的展厅中连续展览了两天。科学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以容纳蜂拥而至的25000名观众。警察被调来管理一直延伸到克伦威尔路的长龙。理查德·丁布尔比（RichardDimbleby）为英国广播公司的《全景专题》（Panorama）特别节目采访了那些兴奋的观众。“友谊7号”可以说是当时科学博物馆最有吸引力的展品。1965年，当执行美国第一次亚轨道太空飞行的“自由7号”从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Institution）和美国国家航空博物馆（NationalAirMuseumoftheUes）借来时，科学博物馆试图重复1962年的成功。公众对这类展览的热情让科学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在1965年达到了150万。人数的增加也与中楼的竣工和随后展览空间的增加有关。参观人数在1970年达到了200万。

组织太空竞赛展览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冷战”时期的外交文化。这个富含寓意的“友谊7号”来到科学博物馆是美国信息服务部门（UesInformationService）发起的全球巡演的一部分。观众拿着在美国制作的资料观看在美国制作的影片。出于同样的动机，1970年，尼克松总统把从月球上采集的岩石样品包上英国国旗赠送给科学博物馆，并指出，它们应该在科学博物馆展示给公众。事实上，科学博物馆经常让自身陷入“冷战”时期的文化氛围中。在安东宁·诺沃提尼（AntonínNowtny）总理的任职期间，科学博物馆与布拉格的国家技术博物馆建立了实质的联系。

在租借“自由7号”之前，科学博物馆也确实试图涉及空间科学展。自1953年以来，博物馆就再三要求政府投资，在中央展区的顶层建造一个天文馆。理由是：天文馆可以使宇航教育成为可能，并且可以提高国威。政府也许并不缺乏依据地认为，天文馆是“一种昂贵的玩具”，从而不考虑这种提议。[15]1958年，也就是苏联人造卫星发射的第二年，杜莎夫人开设了英联邦的第一个天文馆，于是，相关的争论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中央展区的顶层被重新指定为航空区域。

20世纪60年代，科学博物馆的一个大型太空收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英国经济和政治的相对衰退。人们排队去看太空展览，但是展示给他们的英国的展品很少。英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天线”（Aerial）在科学博物馆展出“友谊7号”的同一年发射进入太空。但科学博物馆只允许展览人造卫星模型。面对经费和专业人员的缺乏，科学博物馆很难掌握最新的科技，其解决方案是更加充分地利用模型。来自英国广播公司和松林制片厂（Piudios）的捐款使科学博物馆开始推动像《神秘博士》（DoctorWho）这样的通俗科幻电视节目的制作。1972年和1973年的冬天，戴立克人的公共画为科学博物馆引来了额外20%的观众。轰动一时的展览并不总是展示科技的演进过程，但展览确实解释了为什么科技那么令人兴奋。更大的意义在于，稳定扩充的展览空间刺激了外部专业人员和外部基金的增长。但《每日电讯报》（TheDailyTelegraph）抱怨说，科学博物馆新钢铁展厅的发起者把发展史简化为简单的介绍，并使这个展厅成了宣传秀。[16]这种指责有些故意夸大其词。科学博物馆的原子能、天然气、石油及化学工业展厅与核能的推广、北海天然气和石油的发现及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持续的工业力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像计算机或者空间科学这些领域，国内取得的成就不太大，展览的问题也会更严重。（图4-3）

图4-31972年12月，科学博物馆展出的英国广播公司“电视的视觉效果”展中的“神秘博士”[由乔恩·帕特维（Jowee）饰]和戴立克人（theDaleks）

科学博物馆的专业化

1967年，中央展区的修建与戴维·福利特任馆长期间最重大的内部改革——建立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协调并进。简单地说，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把科学博物馆的员工工作室、摄影室、设计公司、出版社、教育服务部门、新闻工作室和场馆公众区集合在了一起。建立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的理由很简单：日益增长的观众需要更广泛的服务。在欧洲，只有罗浮宫（Louvre）可以比科学博物馆吸引更多的观众，但是南肯辛顿站点直到1965年才开设了一个公用衣帽间。科学博物馆对公众的需求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咨询委员会总结道：

科学博物馆的员工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知道观众的年龄构成、吸引他们来科学博物馆的原因、最令观众感兴趣的藏品和介绍方法、成年人对参观展厅和戏剧演讲的兴趣持续降低的原因，以及将会促进科学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其他知识。[17]

除了解决这些知识空白之外，科学博物馆还试图通过加强信息服务、提供更广泛的出版物、组建专业的出版工作室以及发展自己的教育节目来建立其与观众之间更紧密的联系。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内部设计团队，科学博物馆可以更快地推出新的特别展览并刷新参观人数记录。20世纪70年代，科学博物馆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创建的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部门自战争以来就按无馆长的模式进行管理。这样的工作一般会吸引一些年轻人，因为他们抵触科学博物馆过于正式的工作规范。他们认为，科学博物馆的展览方法相比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以及自然博物馆是古板的，并且是二流的。因此，对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存在批判思想的年轻人与那些拥有相当技术专长却对科学博物馆的意义所在缺乏兴趣的老员工之间存在摩擦。20世纪60年代，科学博物馆扩大的“服务”角色由期望值不同的更年轻的一代扮演。但讽刺的是，当采访到这个方面时，这些年轻人在情感上倾向于记住这些老员工。有一个反思评价说，这些老员工相当实用的专业知识是科学博物馆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言论说，科学博物馆缺少了他们的专业知识会变得更加贫乏。（图4-4）

图4-41964年，由罗伯特·韦特莫尔（RobertWetmore）为新化学馆设计的互动式元素周期表

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的出现也是一种行政上的变化，它伴随着一些有趣的政治后果。科学博物馆在减少主管们日常职责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担任新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日益成为科学博物馆后勤与行政部门及外部专业人员的联系枢纽。戴维·福利特曾任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的秘书。他的继任者，玛格丽特·韦斯顿曾代理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的第一任主管。事实上，玛格丽特·韦斯顿把她的成功归于对科学博物馆的全面理解，科学博物馆在这之前的情况可以用“一潭死水”来形容。（图4-5）

图4-5取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版的一位观众传单里的科学博物馆二楼的平面图

探索展厅和银禧周年纪念庆祝会

科学博物馆对1977年的25周年银禧庆祝会的主要贡献就是“探索展厅”（TheExplallery）。探索展厅的目的是，通过展示为每个主题做出贡献的各种科学学科，去补全科学教学所需的专业化方法。[18]探索的实践就是把像阿波罗10号指挥舱、一套18世纪潜水服和一个CT扫描仪之类的物品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调查指出，人类的前沿知识都是一系列有创造性且相互影响的有吸引力的知识。探索展厅不仅展示了科学博物馆如何迎接北美科学中心的挑战，而且以超前的意识指向“发射台”。探索展厅引领了一段意义深远的实验时期。通过三年的设计，科学博物馆使永久展厅和临时展厅的区别变得模糊，并提出了如何同观众的兴趣保持同步的建议。最重要的是，探索展厅是一种潮流，它取得了让人欢欣鼓舞的胜利。

把1977年看作科学博物馆战后发展周期的结束可能是恰当的。为银禧周年匆忙准备的庆祝会使科学博物馆从英国节开始的发展过程告一段落。在这期间，展览的方式被彻底改变。中楼完工，填充展厅正在建设中，一个新的图书馆已经建成。约克的国家铁路博物馆（NationalRailwayMuseum）也已经开放。科学博物馆的收藏范围也因国家摄影、电影和电视博物馆（现在的国家传媒博物馆）以及威尔康收藏馆的捐赠得以扩大。

然而，收藏范围的扩大带来了日益紧张的预算和人员需求。1973—1987年，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展览空间增加了15000平方米。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强制撤销了科学博物馆62个职位。所有的职位空缺被外部的承包商和商业基金所填充，这导致主管和员工的影响力相对减弱。这些外部的影响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凸显了出来。外部影响的长期后果是，科学博物馆在玛格丽特·韦斯顿退休之后难以继续成功地任命内部人员。

1973—1977年，赞助展览所占的展览空间只有396平方米，但在1983—1987年，这个数字涨到了4643平方米。快速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和突然的思想转变加速了这种趋势。1977年之后，由于科学博物馆的基金和管理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争论的问题，原本已无可争议的问题变得具有争议性，这个争论过程到1983年的国家遗产法颁布时达到顶峰。这个法案取消了政府对科学博物馆的直接控制。科学博物馆虽然已经远远超出战后的蓝图，但是可能还没有完全实现其他的愿景。

玛格丽特·韦斯顿的管理（1973—1986年）

1955年，玛格丽特·韦斯顿被任命为科学博物馆的高级职员，这是很具有革命性的。她管理科学博物馆的时期更具有标志性。玛格丽特·韦斯顿称她自己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这阻碍了她进入高级行政部门。第二次世界大战阻断了她从格洛斯特文法学校（Glrammarschool）进入牛津剑桥（e）学习，她虽不情愿但却热情地投入工程学的学习中。她被科学博物馆从伯明翰的通用电器公司聘来完成一个新的电气工程馆。虽然时间非常紧迫，且玛格丽特·韦斯顿还面对着同事一定程度上的不赞同和不合作，但是这个馆仍然是成功的。玛格丽特·韦斯顿说，戴维·福利特很快发现了她的才能并且尽力提拔她。玛格丽特·韦斯顿被戴维·福利特派往新的儿童馆工作，之后，她成为科学博物馆服务部的首任主管，后于1973年升任科学博物馆馆长。[19]

当玛格丽特·韦斯顿成为馆长的时候，她已经充分了解了科学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员工以及外部赞助商。在负责公共关系的时候，玛格丽特·韦斯顿曾安排过皇室成员参观科学博物馆并且经常接触资深工商业者。1983年，玛格丽特·韦斯顿引进了包括戴维·阿滕伯勒（DavidAttenbh）、约翰·哈维·琼斯（JohnHarveyJones）和丹尼斯·鲁克（DenisRooke）在内的杰出人物，并将他们安排到重量级的受托委员会，这是她具备公共关系阅历的直接结果。玛格丽特·韦斯顿使科学博物馆与工业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事实上，科学博物馆在这一时期迫于压力与工业的紧密合作，可能会使其受到损害。与其他类似的机构不同，科学博物馆没有断绝与工业的联系。因此，科学博物馆政策的改变转变了它与工业的联系，而不是断绝联系。事实可以证明，科学博物馆并不赞同这种联系。科学博物馆经常呼吁工业担当国家责任、建立威望以及促进科学教育。在未来，随着英国企业文化经历根本的变化，这种关系将会变得更加契约化。

像“发射台”这样的新项目一样，玛格丽特·韦斯顿看到了由戴维·福利特申请的新项目所取得的巨大推动作用。当在采访中被问到对开设国家铁路博物馆怎么看时，玛格丽特·韦斯顿很快地给予回复。她在出任馆长的第一天去了约克，在那里她通过宣布国家铁路博物馆的开幕开始了她的任期。[20]

第一个分站：国家铁路博物馆

国家铁路博物馆在创建之初就面临着许多来自政治的、经济的和体制的压力，这些也是20世纪即将结束时科学博物馆必须面对的。然而，随着1963年理查德·比钦（RichardBeeg）臭名昭著的报告《英国铁路的重塑》（TheReshapingofBritishRailways）的出台，国家铁路博物馆的故事才真正开始。受保守党政府关于削减英国铁路的委托，比钦批准撤掉7000个火车站和约5000英里轨道的三分之一。剥离铁路部门对斯温登、克拉伯姆和约克博物馆的责任是把英国铁路转变成一个营利机构的措施之一。

尽管反对比钦的削减政策，刚执政的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Wilson）还是加速并扩大了对铁路的削减。威尔逊希望英国铁路通过建造一个运行快速的且只在有限站点停靠的城际铁路服务公司来彻底改革其面貌。因此，除了因物质需要放弃对铁路博物馆的管理之外，历届政府仍然强调国家铁路博物馆的创立是对英国铁路遗产的保护。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蒸汽机车一直统治英国铁路。英国铁路在逐步让这些蒸汽机车淡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赞助过科学博物馆在南肯辛顿的一些展览，如“推进铁路技术”展。正如比钦所说：“我想我总是被看作一个刀斧手，但是我拿斧子是在做外科手术而不是疯砍。”[21]

尽管国家铁路博物馆直到1975年才开放，科学博物馆在1964年就已经开始考虑与英国铁路相关的藏品的转移。虽然对铁路藏品的控制权被剥夺不可避免，科学博物馆还是尽力把自己定位为铁路藏品理所应当的仓库。1969年，铁路历史学家杰克·西蒙（Jas）被任命为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这是持续游说结果的一部分。这个游说就是要求科学博物馆同意将铁路藏品进行拆分，用以支持计划建设的陆路交通博物馆（museumoflandtransport），但科学博物馆否决了这个提议。科学博物馆的理由是“通过正义的手段对英国文明做出特有贡献的铁路藏品，必须在专门的铁路博物馆收藏”。[22]科学博物馆的咨询委员会宣称：

近几年，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飞快，要形成详细的藏品集合一般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科学博物馆必须通过选择保留那些科技意义显著的物体，把科学博物馆的目的限制在代表科技发展的大纲内。细节的补充必须留给专门的博物馆……对我们来说，组织这些专门博物馆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们设置在科学博物馆的管辖之下，这样一来，它们就像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拥有分馆一样，科学博物馆的分馆与科学博物馆将联系起来。[23]

科学博物馆能够追求这种“分站”政策是因为国家铁路博物馆非常成功。1975年9月27日，与斯托克顿和达林顿铁路成立150年纪念日一起，爱丁堡公爵主持了国家铁路博物馆的开幕式。国家铁路博物馆开放的前两个月就吸引了五十万名观众，并赢得了英国旅游局的“来英国”（etoBritain）奖杯。国家铁路博物馆的成功巩固了博物馆参观人数连续十年增长的良好态势，这增加了博物馆制度上的自信。

舍伍德·泰勒一直急于防止科学博物馆变成一个“科学小古董”（stificbric-à-brac）的收集地。记者强烈要求科学博物馆“坚决地放弃那些无关的事物”。[24]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铁路博物馆扭转了，因为记者和政客变得对国家工业藏品更感兴趣，他们意识到工业藏品具有吸引观众的潜力。利用行政事务网络，科学博物馆获得了奥林匹亚附近的一栋旧邮局大楼，以及威尔特郡的一架退役的飞机。在这个过程中，玛格丽特·韦斯顿意识到了氛围的变化。科学博物馆获得了为储存从早期的道路铺砂机到飞机所需的额外空间，以及从1975年的18000英镑涨到1980年的300000英镑的购物拨款。收藏政策上的压力消失了，科学博物馆看起来急于向外发展。

去工业化对科学博物馆的影响

“塔桥瞭望”（TeObserved）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小展览。伦敦码头的减少意味着塔桥上笨重的人工操作的液压泵和引擎电池被小型的电动机所取代。但是“塔桥瞭望”不是一个顶级工程的展览中心，它是一个为了保住伦敦标志性建筑的尝试。1974年的展览陈列了关于塔桥和它在战时被去掉的塔顶的图片、公众捐赠的人工制品，以及特别委托埃德娜·卢姆（EdnaLumb）画的一系列画。“她设法绘出了塔桥的液压泵、蒸汽机以及活塞和齿轮，”艺术评论家滔滔不绝地报道，“和凡·高的向日葵一样引人注目且令人印象深刻。”[25]

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新的科学技术吸引人们去科学博物馆，那么“塔桥瞭望”就是20世纪70年代旧科学再现的先例。去工业化是这种转变的核心。经济和社会的快速改变席卷英国并引起不同的反应。对政府来说，它希望英国的工业遗产可以成为新文化浪潮的基础。国家铁路博物馆也是浪潮的一部分。1983年，布拉德福德在市政议会上积极活动，确保了科学博物馆参与国家摄影、电影和电视博物馆的创立。德福发展有限公司（TelfordDevelopmentCorporatie）给科学博物馆提供了一个场所。这个场所用来保存和陈列工业革命遗留的大型机器。科学博物馆计划不仅要恢复钢铁机械，而且还要雇佣当地人去保留铁的冶炼和其他相关技术。

在1973年赖特报告（theWrightReport）提请注意区域博物馆的不足之后，去工业化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博物馆学的复杂影响被中央政府加剧了。为了调查地方博物馆的管理和金融效率，由艺术部部长埃克尔斯（Eccles）子爵最初成立的省级博物馆和艺术展厅赖特委员会，1971年由公务人员和业余地质学家克劳德·赖特（ClaudWright）出任主席，他决定建立一类更加面向外部的专业博物馆。[26]埃克尔斯指责地方博物馆在标准的建筑里陈列着维护不善的藏品。“数百万的人可以买一辆汽车、一部电话，以及出国度假，”埃克尔斯在博物馆的年度会议上对代表们说，“今天的工薪阶层并不希望文化像做慈善一样只是少量地分发给他们。”[27]埃克尔斯说，博物馆必须学会与休闲景点竞争。因此，去工业化是与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这种社会环境要求馆长的专业知识能把“普通的”民众吸引到博物馆。这种切实的“经验”方法被达勒姆郡的比米什博物馆（BeamishMuseum）这样的先驱机构所采用。遗产热潮已经开始。它是由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激励导致的一个奇怪的矛盾混合体。

科学博物馆对这些趋势的反应相对较慢。在这一方面，南肯辛顿站点的位置具有明显的缺陷。尽管如此，1963年，科学博物馆仍然建立了一种循环收藏模式，“以使伦敦以外较小的博物馆可以开展它们一般不能举办的科技展”。[28]虽然因为资金和声望的原因，循环收藏常年处于困顿的状态，但它仍旧相当成功。循环收藏的第一次展览——关于电影业的发展，在唐卡斯特博物馆（DoncasterMuseum）五天的展出里吸引了21000名观众。当它巡回展览到约克郡博物馆（YorkshireMuseums）的时候，观众变成了三倍。在循环收藏模式建立的十年里，英国举办了38次循环展览。此外，科学博物馆的分站也能将他们的活动与循环收藏相呼应。拿国家铁路博物馆为例，在铁路运行100年的周年纪念时，铁路博物馆在英国举行了14场“百年纪念”巡回展览。抛开英国铁路不说，像南肯辛顿站以及循环收藏都扩大了科学博物馆的影响范围。

部门式状态的结束

1851年，因水晶宫展览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科学博物馆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被1983年的国家遗产法切断。从1983年开始，科学博物馆仍然由国家资助，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由政府部门决定的，而是由受托管理委员会决定的，这个变化深刻地改变了科学博物馆的运作方式。

向受托管理委员会转变的运动开始于1976年詹姆斯·卡拉汉（JamesCallagham）工党政府被迫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取有偿贷款。尽管处于扩张阶段且参观人数激增，科学博物馆还是受到很大影响，因为对公共部门经费不加选择地大幅度削减是贷款的条件。

非正式的官方意见承认受托式的博物馆比部门式的博物馆更擅长吸引公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受托式的博物馆有明显的好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定条件引起了公务系统的大幅削减。科学博物馆被迫减少了百分之十一的员工，但受托式的博物馆可以选择增加额外的收入，或者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然而，玛格丽特·韦斯顿作为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成员和科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仍然反对科学博物馆从由政府部门控制转变为由受托管理委员会控制。虽然博物馆和艺术馆常务委员会持相反观点，但教育部和科学部徘徊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教育部希望能够保持其对科学博物馆政策的长期影响，但也逐渐意识到移交金融管理责任关乎行政部门和科学博物馆双方的利益。

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削减政策导致博物馆员工紧缺，这使得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关闭了三分之一的展览空间，并且周五全部闭馆。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的馆长罗伊·斯特朗（R）联合重量级的文化人物，像罗德·古德曼（Loodman）、罗德·吉布森（Libson）、亨利·摩尔（HenryMoore）、约翰·派博（JohnPiper）和休·卡森（Hugh）提出抗议，并进一步在电视上为难政府，声称外交大臣雪莉·威廉姆斯（ShirlyWilliams）阻碍了他的授权。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可见人的官僚机构扼杀了一位大胆而聪明的馆长。斯特朗庆祝复活节的展览带来了170000英镑的利益，但那是他不能用于再投资的收益。不可避免地，舆论引发了媒体的关注，科学博物馆不得不加入讨论。玛格丽特·韦斯顿拒绝参加对政府的攻击或缩减科学博物馆的行动，对此斯特朗不屑一顾地回复：“我们在保卫宝库，不是消防车。”[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