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二章 最初阶段 战争及和平时期的科学博物馆（第1页）

第二章最初阶段：战争及和平时期的科学博物馆

汤姆·沙因费尔德

1911年，贝尔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科学博物馆早期几十年的管理目标。科学博物馆是一项极具野心的建筑项目，是对藏品的再度聚焦，也是对教育的全新诠释。1909年科学博物馆独立后的十年，在文化上极具影响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以战止战”（WartoEndAllWars）在今天看来其历史地位变小了，但是却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致命，至少它对国民的心理伤害是毁灭性的，对英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极具破坏性的。约75万男性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前，年龄在15～49岁的男性人数约占7%。当战后生活恢复正常时，人们发现男性人数显著减少。[1]美国历史学家杰伊·温特（JayWinter）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部分战士的家庭都在哀悼。”1914—1918年，全球的关注点就是纪念活动。让逝者安息、落叶归根，不论是身体形式上的或者象征性的，都是亲属普遍的需要。战争结束后，英国社会出现了科学博物馆，此时科学博物馆被迫寻求措施以完成它的使命——疏散现实中到处渗透的哀悼气息。

战争博物馆与和平博物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国外熊熊燃烧，伦敦的科学博物馆受到了直接的影响。在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几年里，科学博物馆只在有限的时间内开放南部和西部展区的部分展厅。这两个展区本用来作为1862年国际展览——万国工业博览会的续篇，但场地明显不充足。大量木质藏品很容易引起火灾。于是贝尔委员会就提议用双倍大的空间来安置藏品。[2]展览路建筑的建造始于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项目的有限进展并没有立即给科学博物馆带来太大好处。1918年，战争办公室（theWarOffice）强制性征用未完成的东楼和部分旧展区。直到1922年战争办公室搬出后，工程才再次重启。尽管科学博物馆在后续的几年搬至新地点，但是东楼一直到1928年还未正式开放。尽管经历众多游说，并且科学博物馆馆长和咨询委员会也很努力，但是贝尔委员会提出的建设蓝图——包含中楼和西楼，在大小上与东楼相当——一直到2000年新的威尔康翼展厅开放时才得以实现。

在战争结束的几年里，在满目疮痍的大环境下寻找合适的场地是很困难的。空前庞大数量的生命殒于战争。出于哀悼与纪念逝者的强烈愿望，战争委员会（theWaret）于1917年建立了帝国战争博物馆。1920年，国会法案（Aent）颁布。在首相劳埃德·乔治个人的支持下，帝国战争博物馆由乔治五世亲自宣布对外开放。如同科学博物馆一样，帝国战争博物馆缺乏充足的安置空间。在伦敦中心几处寻址之后，帝国战争博物馆终于在薛登纳姆（Sydenham）的水晶宫殿（theCrystalPalace）订下短期的租契。对于帝国战争博物馆来说，水晶宫殿这一选址欠缺的不仅仅是好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足够的空间。玻璃窗和被粉刷过的主梁对文物保护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此外，它太过于轻盈的设备与忧郁的主题元素很不匹配：早期照片显示大炮被棕榈树和玫瑰丛等包围。[3]1924年，水晶宫殿的租契到期，帝国战争博物馆另选场所。1922年，政府将科学博物馆的西部展区腾出让给帝国战争博物馆。科学博物馆于1923年迁移到未完成的东楼（图2-1）。1924—1935年，帝国战争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在同一片土地上彼此结下了不太舒心的伙伴关系。

图2-1正在建设中的东楼（背景是帝国研究所，拍摄于1916年11月15日）

我们可以想到，科学博物馆不欢迎帝国战争博物馆搬迁进来。由于东楼没有完成，科学博物馆只得把目光转向南部展区。随后，帝国战争博物馆搬迁至南肯辛顿，这大大减少了科学博物馆的展览空间。展览空间比例降低到科学博物馆19世纪时的空间比例，这迫使科学博物馆将整体藏品进行转移以寻求安放。[4]接踵而来的是，大众对两个博物馆存在意义上的争论。两个博物馆不得不展现自身的价值，并显示它们的目标和野心。

对于科学博物馆来说，很不幸的是，帝国战争博物馆这边有着哀悼和纪念死难者力量的强烈支持。帝国战争博物馆是战后官方确定的哀悼地点。这表明了国家倡导对战争带来巨大损失的反思。它也减轻了普通民众的焦虑，即战死的人们可能被人遗忘。不出所料，帝国战争博物馆极大地迎合了公众的热情。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是全世界见证的。因此，帝国战争博物馆也得到了当时全世界的普遍支持。[5]

科学博物馆如何与这样的战争博物馆竞争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诋毁战争博物馆的意义就等同于不兑现纪念死者及其亲人需要的承诺。所以，科学博物馆是不能直接这样攻击战争博物馆的，但又不能对此现状坐视不管。科学博物馆要从其他方面超越战争博物馆。科学博物馆要从战争与和平方面进行阐述，并解释自己的工作在战后的必要性。这种困境导致科学博物馆处在弱势地位。在与帝国战争博物馆协调辩论期间，科学博物馆被迫挑战帝国战争博物馆的规则。

咨询委员会一直忙于解决这些问题。正式的上诉送至教育委员会，非正式的上诉被发表在《泰晤士报》和《博物馆杂志》（MuseumJournal）上。[1]科学界和工业界的一些成就显著者也写了支持科学博物馆的信件。一些富有同情心的科学博物馆社区成员组织在一起对帝国战争博物馆给予静默的抵抗。科学博物馆和它的支持者认为，在战后重建中，科学博物馆的价值体现了“国家愿景”。该愿景旨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战争过程的破坏转向对新和平时代的希望。因此，科学博物馆将自身打造成为庆祝人类的建设成就和鼓励和平发展的场地。在博物馆协会（MuseumsAsso）举办的1924温布利大英帝国展览（1924WembleyBritishEmpireExhibition）中，一位参与者将科学博物馆描述为“伦敦博物馆的灰姑娘”：

它曾是最重要的，但也是受到最糟糕待遇的。那个时代，英国政府将博物馆的建筑空间缩小到若干年前设计好的最小建筑面积的四分之一，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限制其场地的原因是为帝国战争博物馆腾出空间。这是一个奇怪的反常现象。博物馆竟然允许展出毁灭一切奇迹成就的物品，这样的博物馆理应被向人们展示善待自己和世界的博物馆所取代。他相信，如果他向会议提出强调战争博物馆位于南肯辛顿是合理的提议的意见，这个意见一定会遭到全体的反对。[6]

这种观点不仅仅出现在科学博物馆场地问题的讨论中。事实上，在战后，全球博物馆进行改善，此时，科学博物馆成为博物馆公共形象的一个重要部分。早在1919年11月，科学博物馆在与帝国战争博物馆论战之前，《博物馆杂志》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如果存在战争博物馆，为什么没有和平博物馆呢？》（“IfaMuseumofWar，WhyNotaMuseumofPeace？”）[7]的文章。文章作者是英国文化协会的秘书长J。L。迈尔斯（J。L。Myres）。文章通过帝国战争博物馆，强调了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存在的优势，并用讽刺进行暗示。迈尔斯认为水晶宫里的玻璃和钢筋都不适合战争博物馆里的藏品，建筑的历史也不符合战争博物馆的主题。从精神层面上来看，水晶宫的历史在发明史上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迈尔斯建议，在此增加科学藏品和工业艺术品。确实，近几年的战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保存战前艺术领域和工业领域的物品。他写道：“在经历‘我们不满的冬天’之后，整个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在盘点和整理现在所面临的机会。”[8]

在这里，迈尔斯提供了另一种战后回忆。他认为，为了真正的纪念和尊重逝者，人们需要的不仅是回忆战争，而且需要回忆之前和平年代的“物质材料”。战争必须要被铭记的不仅是它造成的损失，同时也需要铭记源于战争危机所产生的科学知识。并且，我们应该发掘“战后公民生活中军事设备应用”的潜力。这些由战争产生的设施应该在任何机构都可以展示，而不是仅限于战争博物馆。迈尔斯说，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和平博物馆，以保存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古迹。[9]

在与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场地纠纷结束后，科学博物馆反复整理这些论点。考虑到战争与和平，以及希望疏远在战争期间发挥了破坏性作用的军事技术，科学博物馆被迫接受了“和平博物馆”的衣钵。因此，在帝国战争博物馆提出建立基于保护战争经验的纪念馆之后，科学博物馆提议建立一个展示科学进程的历史和对未来重建希望的纪念馆。尽管帝国战争博物馆满足国家哀悼的需要，但是科学博物馆表达了其对和平的希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支持科学博物馆就是宣布以前对科学的承诺，就是促进和平与重建，并确保那些逝者没有白白牺牲。

最后，帝国战争博物馆与科学博物馆的场地纠纷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了。帝国战争博物馆很快就搬移至兰贝斯（Lambeth），这是一个更好的地址。科学博物馆搬进东楼的新展区（图2-2）。此外，科学博物馆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在帝国战争博物馆从宽敞的水晶宫搬到拥挤的西展区时，帝国战争博物馆被迫放弃了它的航空藏品，而科学博物馆用自己的切片枪械藏品换取了这些航空藏品。事实上，这种交换强有力地显示了两个博物馆在战争与和平优先选择上的不同。[10]

图2-2乔治五世国王正式开放东楼后离开科学博物馆（拍摄于1928年3月20日）

尽管结局让人满意，但与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场地纠纷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的重要影响。这个时期重新寻址以获得贝尔报告推荐的额外储存空间的任务显得更加迫切。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咨询委员会和馆长的关注点仍然主要集中在寻求更多的储存空间。同样重要的是，这起纠纷引发科学博物馆对战后纪念运动的关注。在随后的几年中，科学博物馆推崇“和平博物馆”的理念，建立一个亲切服务的从业者概念，并以和平进步的方式来叙述科学史。

博物馆馆员的工作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科学博物馆的历史由两位著名人物主导：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休·贝尔先生，他同时也是贝尔委员会的主席，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贝尔报告；另一位是科学博物馆馆长亨利·里昂先生。休·贝尔和亨利·里昂不仅在科学博物馆的物理结构和理念建设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他们也为当时以及后来的博物馆员工做了很好的榜样。特别是，每位员工都将科学或者工业领域的职业与军事或者行政部门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些被休·贝尔和亨利·里昂认可的特色组合为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科学博物馆从业者身份提供了一个清晰并且可供借鉴的样本。

休·贝尔于1844年出生于米德尔斯伯勒（Middlesbrough）的著名工程师兼实业家洛西恩·贝尔先生家中。在爱丁堡、巴黎和哥廷根学习化学后，年轻的休·贝尔回到家乡，在他父亲的钢铁公司工作。休·贝尔在钢铁行业大获成功，这使得他父亲的生意获得快速发展。1899年，休·贝尔将贝尔兄弟从一家私营企业发展成为一家上市公司，他自己也成为贝尔兄弟公司的管理总监。1904年，他担任了父亲公司的主席一职并继承了男爵爵位。1923年，贝尔兄弟公司与多尔曼-郎有限责任公司合并，休·贝尔成为新公司的副主席，后来担任主席，直到他去世。

虽然他是成功的实业家，但休·贝尔始终活在他父亲的阴影下。他的父亲逝世以后，阿瑟·多尔曼继位，多尔曼于1930年12月去世后，休·贝尔才得到解脱。[11]也许是作为补偿，休·贝尔在教育和政治方面捐赠了几个席位。他与科学博物馆密切联系二十多年。当1911年成为科学博物馆教育委员会贝尔委员会主席时，他开始了具有影响力的工作。他曾加入帝国理工学院管理者理事会（theBovernorsofImperialCollege），并成为阿姆斯特朗学院（ArmstrongCollege）校董会主席，该学院位于纽卡斯尔（le），是英国杜伦大学（DurhamUy）的卫星学院[现在叫纽卡斯尔大学（Uyofle）]。他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初他是联盟党的成员，然后作为一个自由党人，担任了三届米德尔斯堡市长，共40多年。在他担任蒂斯河保护委员会（Teesission）主席的几十年来，作为一位工程师、实业家和公众人物，他致力于治理民众急需的蒂斯河（theRiverTees）河水泛滥的问题。

休·贝尔获得如此多的声誉是基于公共服务和他的工业成就。刊登在《自然》杂志上的讣告不仅高度赞扬他在工程和工业上的成就，而且认为他对社会的贡献是他毕生的最大成就：

仅仅认为休·贝尔爵士是一位成功的钢铁巨头是不够的，这只是对他的工作非常有限和片面的看法。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伟大的公仆，为社区服务，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太多以至于难以陈述。[12]

休·贝尔不仅仅是一位工程师或实业家。他的工程和工业知识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二者结合让他成为咨询委员会主席。休·贝尔去世时，作为咨询委员会主席的他受到高度的赞扬，这不仅是对他明智的科学决策的赞誉，也是对他热心服务的表彰。[13]从开始到最后，休·贝尔被认定为全能的科学家、真挚的公仆。休·贝尔的主席身份就是强有力的证明。同时，休·贝尔的科学服务精神得到科学博物馆其他成员的倡导和肯定。

如果说贝尔爵士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科学博物馆从业者身份提供了一个标杆，那么里昂爵士则提供了一个范例。毫无疑问，里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科学博物馆发展中担任中心角色。1920—1933年，里昂为科学博物馆的馆长。1933—1943年，里昂为咨询委员会主席。里昂见证了新建筑的开放、藏品和观众的增加，以及一个新的、公共认可的科学博物馆的成长。教育委员会主席罗德·埃尔文这样评价里昂的退休：

1920年，当你被任命时，科学博物馆是一个小机构，知道它的人很少……你预见到了科学博物馆在科学和工业领域的位置和价值。你的机智、精力和能力让科学博物馆成为现在的样子，并且使众人知道它是过去伟大成就和未来振奋人心进步的指南……我们称赞科学博物馆在同类机构中居于首要位置，并认识到是由于你，科学博物馆才享有这份礼遇。你带着我们每个人的衷心祝愿退休，祝愿你将来幸福健康。[14]

里昂于1864年出生于伦敦，他是一位职业军官的儿子。紧随他父亲的脚步，在1882—1884年，里昂进入了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在皇家军事学院担任少尉。1884—1886年，他在查塔姆学习军事工程的课程。他从查塔姆被派往直布罗陀，于1890年从直布罗陀到开罗。

在里昂年轻的时候，他最初是对科学感兴趣，特别是地质方面。他被选进地质学会时只有18岁。1887年，他在学会的季刊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当时他还在伍尔维奇。[15]后来，他和皇家工程师在阿斯旺大坝（theAswanDam）工作时，发表了几篇关于埃及的地质、地理和历史方面的论文。[16]1896年，里昂被挑选出来组织埃及地质调查局，并在1906年发表埃及地貌的彻底改进方面的文章。[17]不久后，里昂获得了皇家学会奖学金。

1909年，里昂从埃及回国，接受了格拉斯哥大学（UyofGlasgow）的讲师职位。作为一位普通的教师，里昂只在格拉斯哥大学待了两年。1911年，他离开格拉斯哥大学，任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的助理秘书。由于战争爆发，他的职位终止了。1914年，里昂被召回并于1915年在直布罗陀的气象局（theMeteicalOffice）工作。1918年，他被授予中校军衔，并被任命为军队气象服务指挥官和气象局的代理局长。战争结束，他放弃了军队的上校军衔，于1919年返回科学博物馆。一年后，他被任命为馆长，并担任此职位达14年之久。（图2-3）

图2-3亨利·乔治·里昂上校（1864—1944），科学博物馆馆长（1920—1933），咨询委员会主席（1933—1943）

即使在战争期间，甚至包括他在科学博物馆的整个任期内，里昂都很小心仔细，从不断绝与科学界的联系。1915年，他当选为皇家气象学会（theRoyalMeteicalSociety）的主席和英国协会E分会主席。1919年，他成为测地学与地球物理学研究国际联盟（IionalUnionofGeodesyandGeophysics）的秘书长，后来，他曾担任皇家学会的财务主管、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的秘书长、物理研究所所长，还是《皇家学会记录》（NotesandRecordsoftheRoyalSociety）的撰稿人。这个集科学成就和长期的军事、行政部门工作经历的组合，受到他同时代的人的重视和推崇。举例来说，当里昂去世时，气象局主任（G。C。辛普森）写道：“这是一连串奇怪的职业——军队、地质、测绘、气象、博物馆管理，但其包含的关键就是里昂伟大而又毋庸置疑的成功……”[18]皇家学会主席亨利·哈利特·戴尔（HeDale）同样强调里昂将科学和政府管理工作完美的结合，惊叹其“将一系列职责、企业和成就结合得如此紧密”。[19]戴尔在对里昂这种多融合职业的评价中，指出里昂对皇家学会管理制度的历史带来长远好处，他的遗作就是关于皇家学会的出版物——《1660—1940：皇家学会管理制度史》（TheRoyalSociety，1660—1940：AHistoryofItsAdministratiosCharters）。[20]根据戴尔的观点，这项工作既是对团体建设的奖励，也是对制度的奖励。[21]正是这种科学的服务精神，使得里昂成为科学博物馆从业者的楷模。

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科学博物馆的发展主要由像里昂这样的一些人主导。他们将科学的方法和技能应用于各个方面，更具体地说，应用于军事项目。举个实例，这段时期的其他馆长，如里昂的上一任馆长弗朗西斯·奥格尔维，他最初的工作是在他的家乡阿伯丁（Aberdeen）教应用物理学，后来在爱丁堡担任赫瑞-瓦特大学（Heriot-WattCollege）的校长，他也是皇家工程院的终身义工，并担任堑壕战研究部（theTrenchWarfareResearchDepartment）的助理总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化学战争部（Chemicalartment）工作。里昂的继任者，欧内斯特·E。B。麦金托什（ErE。B。Matosh）上校，最初是皇家工程院的一名办公人员，后来成为帝国理工学院主管和皇家学会副会长。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具有相似的背景。其中，S。G。波拉德（S。G。Burrard）上校是印度海事检验员；菲茨莫里斯（Fitzmaurice）爵士是阿斯旺大坝的总工程师；菲利普·沃茨（PhilipWatts）爵士是海军造船总监。[2]即使是普通的员工也以获得公共和军事服务的认证为傲。例如，从里昂开始，科学博物馆一直遵循着一个政策，即只聘请前准尉及少尉以上军官为展区工作人员——这个政策旨在加强科学服务。[3]对在此期间被录用的那些没有类似资历的新工作人员，则进行基础伦理方面的教导。为了规范“博物馆馆员工作”的标准，麦金托什建议建立“被认可的咨询权威”，专门处理与“委员会”“促进委员会”“公务慈善基金”相关的科学事务。[22]

因此，通过从业范例和管理条例，科学博物馆的馆员想在科学服务上占据一席之位，就像军职人员想在军事服务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样。然而，不同于部队军职人员负责制定和部署破坏性的军事技术，科学博物馆馆员负责描绘科技中具有进步意义的愿景。通过这种方式，里昂实现了科学服务的想法，这个想法在“博物馆馆员工作”中被麦金托什加以描述，并和战后“和平博物馆”未来发展的想法产生共鸣。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博物馆中构建科学史

今天的科学博物馆在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方面支持着具有活力的学术项目。如同薛西斯·马自达（XerxesMazda）所说，历史并不总是科学博物馆任务的一部分。事实上，只有在1911年，贝尔在报告中第一次建议博物馆应该扮演保存历史性物件的角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科学博物馆才真正开始体现历史，其主要目的是展出战时的破坏情况。[23]

例如，在战后初期的几年，科学博物馆继续进行着战前的公共项目。科学博物馆的编目系列或多或少介绍了藏品的条目，但它只包括最基本的新增项目信息和编目信息。然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这个系列被新的手册系列替代了。在每个手册中，第一部分都呈现了藏品的历史和收藏意义。陈述简略的第二部分提供了早期编目的管理信息。“手册”取代“编目”表明了科学博物馆在关注点上的一个转变，即远离了最初技术的角色，从而朝向了人类技术发展的历史角色。“编目”列举出博物馆的藏品和它们的技术功能，而“手册”旨在介绍对科学技术特定分支的历史及其发展的研究，这使得“科学博物馆相关的藏品”通过历史视角得以阐述。[24]

然而，正如马自达和罗伯特·巴德指出的，这个时代，科学博物馆看重历史，并不是基于自身的原因，而是基于对文化提供一种强有力的表达方式的需求。[25]纯粹历史屈从于文化对科学博物馆建立与文化的持久关联至关重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科学博物馆呈现了科学的历史，它是文明史的基础，是人类不断发展的历史。重要的是，它是脱离了冲突和动**的历史，它关注人类知识和工业的进步，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退化。1933年，里昂在一篇未发表的题为《技术博物馆：他们的领域和目标》（“TeicalMuseums：TheirSdAim”）的文章中这样描述这段历史：

技术博物馆与它的前身（艺术和考古学博物馆）在政策下的原则是完全不同的。技术博物馆的主旨是发展，以及说明人类从文明的最早阶段开始的有效努力。现在，人类正在利用更好的材料，使新能源的开发成为可能，开创新的领域，改善之前集成的工具和方法。因此，历史的进步从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开始，一直被记录到现在。人类使用的最早的工具和流程与后来的密切相关。随着知识和技能的增加，他们创造了先进的类型……[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