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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科学博物馆的收藏 藏品文化与制度三者关系的建设（第2页）

我们遵循的标准主要是看藏品对于历史发展是否有重要意义、对实践是否起到示范作用或是说与发明创造是否有关。[1]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审查的重点在于那些位于应用科学前沿的机器。

19世纪80年代后期，科学博物馆出台了一个收藏的政策。当时博物馆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藏品，而这些藏品也已经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第一个应用于煤矿的安全照明灯是现在保存在南肯辛顿博物馆的汉弗莱·戴维（HumphryDavy）原始安全灯，而一个世纪后，它被看作藏品中的珍品。这些藏品最初保存在地质博物馆，于1857年才转移到南肯辛顿博物馆。1862年，由于专利局博物馆的原因，伍德克夫特收购了火箭机车和彗星蒸汽机。1876年的科学仪器临时展展出了赫切尔棱镜和反射镜以及汤姆森的镜式检流计。同时展览展出的赫切尔装置在80年后送给了科学博物馆。

后来，一系列被忽视的“珍品”实际上在19世纪80年代科学博物馆收购的藏品中占据了大部分。1889年，科学博物馆收藏了约翰·珀西晚年时期的巨大冶金样本，这使科学博物馆成为当时国家科学领域的资料库。这对珀西来说是一个胜利，因为他作为皇家矿业学院冶金化学教授，曾因反对藏品搬到南肯辛顿而辞职。

科学博物馆将各种材料聚集在一起，并再三强调，科学博物馆的主题是“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一些新出现的或者未定义的藏品类别，这些类别既可以标明藏品所属，反过来藏品也可以使这些类别变得生动起来。当然，大部分公众在参观科学博物馆时也会首先关注到这些类别。

1888年，藏品被分为两类：指导与研究类、工业应用类。[7]1889年的一次议会调查表明，科学博物馆的建设重点是将工业应用与纯工业博物馆分离。纯工业博物馆的藏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实践和应用。[8]发动机和螺旋桨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在工业上的重要性，还因为它们在应用科学上的地位。同样，光谱仪和直尺之所以重要，也不仅因为它们对少数从业者具有重要意义，还因为它们是当今世界财富的基础。然而很多人并不认可这种说法。时任工程办公室主任的米特福德强烈反对1884年的调查：“一个人并不是在游逛南部展厅的排水管走廊、参观兵马俑样品、观察铸铁工作和各种过时的无意义的东西之后，才能学习建筑行业。要想成为一位建筑师，就必须在工作台上工作。要成为一位设计师，就必须去给有手艺的大师当学徒。”[9]换句话说，要想掌握一门实践性的技术需要的是亲自实践，而不是只看不做。对他来说，南肯辛顿藏品的唯一价值是其能够向新师范学院的教授展示藏品的储备。米特福德的反对虽然遭到了拒绝，但他的一些报告使科学家感到震惊。

争论的另一方，洛克认为，现存的藏品数量只有原本应有数量的十分之一。在1889年的一个调查中，他声称，自1876年展览以来，“藏品的数量已经‘蒸发’了一半”。[10]在对潜在空间需求讨论之后，有人建议他：“你最好是管理一下博物馆，定期对藏品推陈出新和替换淘汰，从而使藏品能够跟上科技进步的步伐。”他回答说：“嗯，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其他博物馆没有这样做过。”有人进一步提示他：“难道要让博物馆来适应空间吗？”洛克用一个疑问句“你指的是国家博物馆？”简洁地进行了反驳。[11]

我们可以根据现代藏品的采购情况来了解19世纪80年代的藏品采购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科学博物馆共采购了6728件藏品。在这些藏品中，冶金类藏品占了一半多（3730件）。在那之后，我们看到数百个藏品被分门别类地收录到矿业、电力和天文学等几个类别中，同时还看到有几十件藏品收录到了时钟、水上运输、动力学、热学、光学、化学实验、艺术和纺织机械等几个类别的藏品中。虽然这10年间与科学博物馆的藏品数量（从1876年的临时展览算起）有关的数据一直很活跃，但是这种模式与19世纪70年代的模式差别并不大。

1889年，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藏品报告对当时的藏品情况提供了全面的统计。科学藏品严格采用1876年的临时展览会上小组委员会选出的结构。在那之前，科学藏品采用的是英国协会采用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生物学要在地质学的前面而不是后面：

A。力学和数学

B。物理

C。化学、冶金、农业原理

D。生物学

E。地质学、矿物学和矿业

F。航海学、“航海天文学”与自然地理学[12]

根据不同的类别进行更深层次的收藏，这种藏品的组织形式显得相对保守。这种补充了工程类、地质学类和生物学类藏品的结构，将在藏品领域和员工的相关组织内持续一个世纪。

委员会根据赫胥黎教授、师范学院的教授以及因为推广达尔文进化论而闻名的皇家学会秘书的证词，对藏品的价值进行了总结。该委员会指出，“赫胥黎教授拥有大量的藏品信息”，认为教授与科学师范学院的联系是“附属的和意外的”。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首先他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教师接触，这些教师需要熟悉现代化的仪器、模型和标本；其次是“保存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仪器和模型作为发展的阶段性标记，同时也将科学原理应用于艺术和工业领域”。[13]

19世纪80年代末，科学博物馆拥有了丰富的藏品，以及完整的采购流程和思想体系。科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科学发展的进程将会引领工业发展并且在未来走向辉煌；还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是认为人们同藏品之间存在交流能力。1889年，洛克向委员会讲了一个故事。他讲述了自己去曼彻斯特拜访伟大的工程师约瑟夫·惠特沃思的经历。现代标准之父看着身边年轻的天文学者，先是指了指一幅能够让他在将来得以立足的宏伟蓝图，又指了指旁边的手推车，强调道：“很多人看不懂图纸，但他们能看懂立体模型。”[14]（图11-2）

图11-2杰西·拉姆斯登（JesseRamsden）于1792年发明的三脚经纬仪

注：三脚经纬仪一直使用到1862年，观测距离超过100英里。1876年，该仪器在展览上展出，自那以后就一直放在科学博物馆中。

20世纪20年代

时间向前推进30年。即便当时科学博物馆在1909年出现了由基础式向企业式发展的转折，藏品数量的增长也是渐进式的而非爆炸式的。在新馆长里昂的领导下，藏品数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内出现了急剧增长。在里昂的管理之下，科学博物馆有一群卓越的员工，这其中就包括工程部负责人亨利·迪金森和科学部负责人戴维·巴克森德尔。尽管如此，由于馆长需要亲自签署每一封从科学博物馆发出的信件，所以里昂也亲自参与了每一次的采购过程。

这10年来，科学博物馆总共收藏了14340件藏品。今天最伟大的上百件珍品中的八分之一就是在1920至1929年这10年间收集起来的。其中的每一件藏品，在现在看来都是伟大的历史性代表，如阿斯顿的质谱仪、石英微量天平和洛吉·贝尔德电视之类的藏品，它们是当时在尖端科学和高新技术上的应用。一些藏品时代久远，但非常贴近新技术和科学核心，包括第一架飞机（莱特兄弟）、1888年柯达1号相机、帕森斯的海洋涡轮机和克鲁克斯的辐射计。还有一些是工业革命的标志，如特雷维西克的固定发动机。我们还可以算上乔治三世收藏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瓦特车间的科学仪器，在半个世纪前伍德克夫特就已经预料这些会成为伟大的藏品，但这一预测在当时却没能获得认可。

在一定程度上，藏品的增长意味着需要更大的空间。新建筑在1928年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这意味着有了更多的空间来存放藏品。1920年的机器工具目录用熟悉的语言描述了科学博物馆的作用：

科学博物馆的藏品和图书馆，旨在对数学、物理和化学科学领域以及它们在天文学、工程、艺术和工业上的应用进行说明和阐述。为此，科学博物馆收藏了标记历史发展中重要阶段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藏品和其他能将科学原理运用到当前实践中的具有代表性的藏品。[15]

20世纪20年代，最受欢迎的藏品主要包括数学，实验化学，天文学，水路、道路和铁路运输类的藏品，还有新出现的如无线通信、电信和航空等领域的藏品。这些领域和其他新的领域，如装卸机械和机床领域，不仅是科学进一步的应用，同时也代表着整个新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人们会问，这个变化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意识方针呢？在一个层面上来说，新馆长里昂和咨询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格莱兹布鲁克将传统价值观建立在关于前一个时代的紧凑规划和社会反思上。里昂否认自己有任何收藏策略，因为他的预算不允许他有计划地主动实施收藏策略。[16]他只能被动地接受提供给他的藏品。从另一方面来说，尽管建设了新大楼，里昂仍旧处于藏品空间不足的巨大压力下，而且他声称科学博物馆只是在接受那些通过“精挑细选”后所剩下的藏品。[17]

科学博物馆在面临新的压力的同时也遇到了新的机遇。研究实验室和卡特尔行业联盟成立于20世纪初期，这给德国和美国带来了竞争压力：化学方面有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电力供应方面有通用电气公司；通信方面有邮局；航空方面建立了皇家航空公司。虽然天然气和电力公司分布零散，但还是有活跃的工业团体激烈地相互竞争，迫切地想把科学博物馆视为宣传他们事业的场地。帕森斯船用汽轮机公司向科学博物馆免费提供汽艇“透平尼亚”号（第一代涡轮动力船）的部分产品，包括发动机和螺旋桨。它们是帕森斯首个实验性涡轮发动机的内部材料，用于展示这个公司的历史。然而，这个发动机却在研发仅仅一年后，于1896年被替换。[18]

新技术的发明者也将科学博物馆视作他们发明展览的优先选择。安布罗斯·弗莱明（AmbroseFleming）把他向债权人李·德·福里斯特（LeedeForest）索赔的工具——先锋阀门捐赠了出来。[19]史密森学会的秘书塞缪尔·P。兰利（SamuelP。Langley）的一则声明震惊了莱特兄弟。他声称，他是史上第一个飞上天的人，而莱特兄弟只不过是将他们的飞行器赠予了科学博物馆，从而使史密森学会承认他们的专利优先权。

当然，科学博物馆不能只是被动地依赖于新发明给科学博物馆带来的优势。经过迪金森和莱特8年的协商，科学博物馆最终获得了莱特飞行器。1920年，迪金森写信给莱特索要飞行器设备，询问如何让飞机尽快地在科学博物馆展出，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应。于是，1923年迪金森亲自前往俄亥俄州代顿拜访莱特。直到1928年，莱特飞行器才顺利抵达科学博物馆。[2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飞行器就被送回原来的地方。

许多重要的藏品是来自政府的其他部门。鲍尔森的“录音电话机”——1903年出现的一种早期的磁带录音机，于1924年由战争办公室提供。[21]其他藏品都是通过购买获得的。在1926年12月的拍卖会上，巴克森德尔花费10英镑通过拍卖得到了1882年的维姆胡斯特起发电机，这种发电机能够产生大量的静电电荷。[22]次年，科学博物馆为得到阿斯顿的第一个质谱仪向卡文迪什实验室支付了90英镑，这笔资金能够使卡文迪什再购买一个磁铁代替科学博物馆收购的那个质谱仪。[23]

收购的主要目标是那些1924年帝国展览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有趣的是，科学博物馆从灯展临时借过来的藏品使得J。J。汤姆逊发现了电子。艾伦·莫顿表示，这个展览虽然从科学的应用方面看似复制了1876年的临时展览，但这个展览使人们从仪器本身，而非仪器的类型中，获得更多的前沿知识。[24]因此，它依赖于科学博物馆的记录，但反过来又对记录加以补充。策展人巴克利编写了一些有关化学工业藏品的手册，向人们讲述了一个科学和初始的实验向今天的工业转型的历史故事。[25]但是自19世纪以来，化学工业本身并没有在科学博物馆的考虑范围内。

在1934年格莱兹布鲁克建议将科学博物馆从学校董事会转移到科学与工业研究部时，工业研究对当时的科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启示。他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博物馆越来越多的作用是反映对变化的理解而非对永恒真理的理解。虽然博物馆后来增加了拨款但是核心活动没有收益，于是他的建议被科学与工业研究部否决。[26]（图11-3）

图11-3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于1903年发明的原始热振**阀

注：这些发明作品于1925年从弗莱明手中获得，实现了博物馆做出的获取当代高科技产品的承诺。

早在1929年，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皇家委员会就提出了工业研究的相关问题。一般来说，科学博物馆自身会积极地对外界的质疑和建议做出回应，只是报道很少提到。[27]然而，许多建议的核心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即社会需要更多的临时展览，尤其是关于当代主题的。为了响应主席格莱兹布鲁克将科学博物馆转入一个类似于大英博物馆系统的提议，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由工业代理人组成的更具有发言权和代表性的工业代表咨询委员会。而这个建议在赞美声后更多的是严厉的批评声：

目前，很难有一组单一的藏品能使大家学习了解当时科技的实际情况。很多工业代表和那些先进科技教育的负责人也都强调过这种需求。虽然机器、设备和模型等很容易从制造公司那里借得，但是涉及扩大藏品所需的费用问题依旧不容忽视。[28]

为了回应外界的质疑，科学博物馆做出了改变。科学博物馆采用了非正式称呼——“国家科学工业博物馆”，而且从1929年以后，这个称呼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工业代表加入咨询委员会，以工业为主题的临时展览加入了与塑料有关的主题。皇家委员会还建议，科学博物馆应该收藏现代车库或工厂的模型。我们能想到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建于1932年的国王基金医院模型，这个模型后来由韦尔科姆收藏馆获得（随后借给科学博物馆）。

然而，相比于收购更多的工厂模型，代表行业的担忧更加难以应对。专利局博物馆创始人伍德克夫特，将提高专利中的各种机器的质量作为目标融入他的历史模型中。从他那个时代来看，代表行业可以被看作是技术文物的“生命之树”。对收藏者来说，这个模型是强大的启发式设备。在19世纪90年代里昂为洛克工作期间，里昂获取古埃及测量装置的经历可以看作是对现代科学和技术早期发展的探究。[2]

不过，在伍德克夫特死后，科学变革的内生模式还是受到在科学博物馆影响下科学与技术融合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管理者可以通过反思“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融合过程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迪金森在他的历史著作——1939年出版的《蒸汽机小史》（AShortHistoryoftheSteamEngine）中采用的方法。[29]尽管本书的叙述翔实而又复杂，但本书对工业谈及甚少。不同于对科学基础的描述，这本书忽视了社会和商业层面。自20世纪30年代起，随着工业部门在科学博物馆中变得日益重要，科学博物馆收购的藏品需要代表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而不是仅仅体现工业关键技术的改进。就像皮特·莫里斯在1937年指出的那样，馆长欧内斯特·麦金托什并不赞同将电视组件作为电视图标类进行收藏，他认为其只能作为科学设备进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