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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视差错误一位参与者对科学博物馆的描述19802000年（第1页）

第五章视差错误？一位参与者对科学博物馆的描述（1980—2000年）

蒂姆·波恩

保持和记录的愿望与对教育的需求之间，以及对过去的反应与当前和未来的需求之间的张力，形成了贯穿科学博物馆整个生命历程中一条连续的线。

——尼尔·科森斯（1993）[1]

一个人切身经历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任何时代的改变都更剧烈，这个观点通常是错误的，尤其是对历史学家来说。同样，过去30年标志着科学博物馆管理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包括其公众形象和人员结构，事实上，还包含所有其他与管理相关的不同方面，这些方方面面在本书的各个章节都有讨论。一个简单的章节不能涵盖这一时代科学博物馆的整个历史，更何况还要同时考虑在更广的范围内，也就是所有国家博物馆都在发生深远变革的背景下，关注科学博物馆所发生的变化。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考虑科学博物馆在历史和科学传播中持续辩证的发展。换句话说，收藏和互动是这一时期尤其对立的两个方面。[1]

科学传播和科学史

如果博物馆可以清楚自己在科学史和科学传播方面的辩证关系，那么它也该注意到从1857年起，争论的双方都采取了不同的形式。19世纪，南肯辛顿博物馆的科学部提供了斯迈利森（Smilesian）文物去激发公众对工程天才的钦佩，也为理性娱乐活动提供了科学的工具。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公众见证了普通的展厅展示科技主要分支的“发展线”，这条发展线由一个后来被命名为“儿童馆”的介绍性展厅补充完整。与此同时，科学博物馆致力于物质科学在实践和应用方面的展览，这种在较多困难或较少困难之间进行折中的辩证思想在展览中也许很容易被察觉。我们可能把“它怎样工作”的展品与物品的历史发展顺序合在一起，看成辩证思想在行动中的一种隐形表达。直到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展厅和展览的规范才形成。

戴维·福利特和玛格丽特·韦斯顿扩张性的领导对博物馆随后的历史有几个重要影响。在本章第一部分，我以他们在任时的两个主要行政举措为例，来说明科学史和科学传播这一辩证性的两个方面。一方面，1976年威尔康医疗藏品以永久租赁的形式转移到科学博物馆。在漫长的谈判之后，科学博物馆的天平偏向社会历史方向。[2]科学博物馆在1986年“发射台”互动展厅的开幕中，见证了用更多教育干预来补充以展品收集为基础的展览这个发展趋势的**。这创造了一个新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是新的社会历史博物馆和旧的科技部门需共同面对的挑战。另一方面，我在考虑这些因素如何与尼尔·科森斯长达15年的改革精神进行相互作用。自从1967年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建立之后，这些侧重点的差异再也没有被清晰地讨论过。但是，从科学博物馆组织结构的改组、产品的交付，尤其是从展览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差异。

威尔康藏品的到来

对于威尔康基金会（WelleTrust）来说，威尔康藏品转移到科学博物馆加速了图书馆和人工制品收藏之间的分离，这有利于威尔康学院的图书馆和肖像收藏的学术发展，以及科学博物馆公共展览的发展。[2]对于科学博物馆来说，威尔康藏品的到来不仅仅是简单地额外增加一个部门或一个新的学科兴趣。这种获取、归档、储存、在空调环境中展示的管理方式，以及小范围的研究浪潮席卷了科学博物馆。虽然这种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组中减弱，但很明显，它已经以一种意义深远的方式给科学博物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科学博物馆的这些变化应该部分归因于藏品规模的扩张。威尔康收藏的100000件物品使科学博物馆的藏品增加了一倍。另外一部分原因是经济和人口变化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使更多的毕业生到最低的管理层工作，他们将为公众服务这种自我民主意识、专业抱负与博物馆领域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医学题材问题。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家用电器”展厅和农业方面的初步试验慢慢地给科学博物馆注入了社会历史的精神。

化学馆主管格林纳威提议让科学博物馆获得这些藏品的时候曾称：“通过将医药历史与物质科学和工程学历史一起展示在同一栋建筑里，公众将会被引导着把医药看作合理的且可以接触的东西，把物质科学和技术看作和人类相关的东西。”[3]回想起来，这种提议是第二次被提出来，两次都是在威尔康展厅，并且都是在科学博物馆展览已有展品和藏品的过程中被提出的，如1988年重新配置东楼和“剧情简介”展厅（SynopsisGallery）的时候。1980年12月开放的底层威尔康展厅中的“医学史一瞥”展览包含了一系列的复原物和立体模型，这些设计是为了对医学史做一个浅显的介绍：

这个展览可以帮助观众理解在其他时间和其他地点，作为一个病人或医生是什么感觉，并且使观众欣赏人类在试图了解和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4]

这种考虑观众面对一系列可视化模拟物的反应的双重目的，标志着科学博物馆作为一种技术博物馆的开始。第一重目的暗指对医学的社会历史解释和历史教学中的移情观念。[5]第二重目的是一个邀请，不是邀请公众欣赏展品在博物馆中的稀有性地位，而是邀请公众欣赏人类的成就。这是医学在一般的人类学上的定义，和威尔康的野心相匹配，这可能会使20世纪80年代经常参观科学博物馆的人感到惊讶。[6]一年后，“医学的科学与艺术”展在上层威尔康展厅开放。它是按照传统的时间顺序，并按顺时针方向将展示的结果和文本排列在展厅中，而且按照其在19世纪早期的诊断改革历史呈线性排列。反映现代医学的一个较大的展区被分成了几个专业化的区域，一个更小的核心区域分配给了古病理学和非西医。阅读近30年来的专家文本会发现，现存的医学史学科领域的展览是十分欠缺的。这个展览首先是一个以学术信息描述为驱动的展览，其次才是展示展品的展览。没有任何地方提到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的名字。但是通过“临床医学的诞生”展，福柯式不连续性诊断（Fouepistemitinuity），连同当时许可的“新医学社会史”展（展示医疗服务和战争），偶尔出现的“伟人”展[其中包括詹纳（Jenner）和巴斯德（Pasteur）]，和对自由社会的关注的展览，公众对他的思想略见一斑。

威尔康藏品在尤斯顿路（EustonRoad）和南肯辛顿之间的分离加剧了用文字记载信托基金资助学术医药史的趋势。威尔康基金会将收藏资源转让给科学博物馆，不仅为了将这些人工制品收藏进行公布和展示，也为了将它们用于学术研究上。科学博物馆希望从这些转移的藏品中获得更多的历史作品[7]，这可以从克里斯托弗·劳伦斯（ChristopherLawrence）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三篇关于诊断仪器的论文中看出来[8]。这一时期，科学博物馆在历史学识方面并不为人所知。当地有一个明显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派——与纽科门协会关系密切的工程师历史学派，这个学派和机器的历史有关，但它不同于早期工程师学派。早期工程师发明并讨论完善这些设备，然后发表在纽科门协会的议事录上。历史学派相当留意个人物品，也就是科学仪器的古文物研究，就像科学仪器委员会（Stifistrumentission）的成员所追求的那样，他们从1980年开始在他们的简报上公开发表这类工作。劳伦斯的文章最接近历史学派的类型，这不同于他后期在医学文化史上的写作风格。（图5-1）

图5-120世纪90年代的上层威尔康展厅

有人认为将威尔康人工制品藏品转让给科学博物馆会使博物馆员工对这些藏品进行大量有意义的研究，但这种期望无法实现。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员工开始关注收藏的实际管理工作。管理工作不仅包括完成编目，还包括要将藏品先从威尔康的恩菲尔德储藏室（Welle'sEore）转移到博物馆在海耶斯（Hayes）的前哨站，再后来为了有序储存又转移到布莱斯存储室。大部分从事这种实践工作的员工都是想从事博物馆工作的年轻人。博物馆最主要的精神支柱是博物馆学。研究被视为藏品被卸下并在储藏室里放好之后的下一步活动。可以想象，和那些艺术和考古学博物馆所做的目录一样，这些藏品的目录将会被发表。[9]20世纪80年代，至少有两个项目见证了他们的努力，一个是X射线仪的收藏，另一个是药学中的陶瓷制品的收藏。但是这两个项目都在快要完成的时候被其他事取代了。[10]只有吉斯雷妮·劳伦斯（GhislaineLawrence）坚守了部分工作。罗伯特·巴德坚守了研究医学的物质文化这方面的工作。吉斯雷妮·劳伦斯在查尔斯·德鲁（CharlesDrew）的深度低温心脏手术设备、国王基金医院病床以及外科手术器械方面的工作，和巴德随后在生物技术和青霉素方面的工作，都显示出经过训练的具有历史批判精神的想象力如何把科学博物馆的人工制品藏品编织在一起，从而撰写博物馆新的篇章。[11]20世纪80年代后期，科学博物馆医药部的目的是建造一个真正知名的、已被充分研究过的、已归置好的藏品的编目。馆长们本质的博物馆学工作——藏品的编目和出版——在可预见的将来可以完成。事实并不如此。科学博物馆医药部的实践工作仍在继续，这些实践工作创设了很多博物馆先例，这些先例通常是与大英博物馆的主流相背离的。威尔康藏品是第一个被收集到博物馆文献标准里的（1976）、第一个进入计算机数据库的（1984）、第一个被全部设置在布莱斯存储室的，以及第一个被展览在有空调的展厅里的藏品。

对藏品展厅的补充

正如本书中其他作者所描述的，相信科学博物馆展厅从文字标签之外的解释中会获益更多的信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911年的贝尔报告。[12]科学博物馆在1928年主要建筑开放之前完成了讲解员的雇佣工作。1949年，这个职位招募了两名员工。[13]20世纪50年代，有四名“没有被分派到管理部”的员工提供解说这个更广泛的服务。演讲厅和展厅都安排了讲解员和电影放映员。[14]科学电影协会与公众电影节目合作，放映率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都在提升。科学博物馆的年度报告指出：“科学影片的放映是对博物馆收藏的补充，并且教学片与社会科学纪录片混合在一起满足了各类人群的兴趣……”[15]科学电影计划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儿童馆——以它的观众，而不是专题命名——在展厅中表现得很另类。儿童馆很多年里都依附于电气工程和通信部门，并由这个部门的主管，也曾是儿童馆的创立者弗雷德里克·哈特利（FrederickHartley）来管理。[16]最后，儿童馆的管理工作转交给了博物馆服务部，随后交给了更为具体的教育服务部。教育服务部的授课人员可以用教育展做实验，替代了以收藏为基础的展览。

20世纪50年代早期，咨询委员会关于儿童的相关规定在科学博物馆对观众群体的定位上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7]伴随着基础教育心理学家詹姆斯·亨明（JamesHemming）和弗农关于儿童对科学博物馆的反应的研究，伦敦郡议会（Londontycil）的学校督察也被咨询怎样鼓励教师更好地利用科学博物馆的现有设施，以及怎样在科学博物馆不提供教师的情况下引导无人陪伴的儿童。[18]咨询委员会得出结论：“科学博物馆能提供的最有用的服务之一就是鼓励和帮助学校和教师充分利用它。”[3]科学博物馆安排了一位讲解员负责联络学校，并定期为学校编辑新的公告。与此同时，示范表演被加进讲座中。专题讲座作为一项年度事件被介绍进学校，在每年夏季学期结束的时候举行。[19]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教育服务的影响不断扩大。因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科学博物馆雇用了三名员工进行讲座相关的工作、发展磁带同步幻灯片计划以及提供工作表和其他教育材料。两名员工协助学校团体工作，一名初级博物馆助理协助讲座、发展新的示范设备、运行大众电影节目并维护儿童馆。

但是在本章所讨论的主要时期中，教育服务部最重要的发展是互动馆，即“发射台”。教育服务部主任安东尼·威尔逊（AnthonyWilson）曾在1978年提议，“实验大厅”也许可以充分利用在伦敦西部新得到的布莱斯存储室。这个提议很快就被忽视了，因为很明显这个建筑并不打算对公众开放[20]，但是这个种子已经播下了。1981年的夏天，当安大略科学马戏团到达博物馆的时候，威尔逊组织的北美互动式展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就在这个夏天，教育服务部制造了第一个“发现屋”。1982年的夏天和1983年的12月，教育服务部制造了更多的“发现屋”。在“发射台”制造阶段，也就是在1984年年初，几个更具有想法的实验（称为“测试床”）开始运行。在科森斯管理期间的1986年7月，展览终于在科学博物馆的一楼开放了，但是它是一个强调玛格丽特·韦斯顿管理体制的产品。它包含了一套机械互动展品，建成了色彩鲜艳的脚手架框架。一些已经足够流行的东西，以新的形式包含在最新的展馆中。随着“发射台”的到来，科学博物馆在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再次强调互动。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博物馆复制了许多展品，有北美科学中心的、旧金山探索馆的，以及安大略科学中心的。“发射台”将重点放在了与科学博物馆其他展馆的互动性上，并且把儿童作为其最主要的观众。[21]

科森斯领导下的科学博物馆

1986年3月，科森斯接替玛格丽特·韦斯顿成为科学博物馆的馆长，这是自30年前莫里森-斯科特以来第一次任命外部人员作馆长。科森斯意识到了国家遗产法赋予博物馆独立地位所具有的潜力。[5]这个法案被通过，一方面可以提供给各博物馆解决长期存在的融资问题的方法；另一方面在他看来，“通过为新的思想提供机会，机构可能摆脱它们在管理过程中长期被束缚的梦魇”。[22]通过铁桥峡谷博物馆（IreMuseum）的成功建立和在国家海事博物馆管理的两年可以看出，科森斯是一位现代化博物馆的推崇者。他在国家海事博物馆的时候，主持了1984年“博物馆的管理变化”研讨会。在会中，他指出：“如果各博物馆想维持下去，就必须认真考虑其周围环境的变化。”他认为，工资的增长消耗了大量的预算，各博物馆应该开始自己的管理变革而不是等着被迫去改变。[6]为了引进经费[23]，他不惜招来一些异议，至少在他自己的员工中是这样的。事实上，科森斯不仅改变了科学博物馆的面貌，而且也改变了我在本章前半部分所描述的社会历史和互动发展的平衡。

他想成为继戴维·福利特和玛格丽特·韦斯顿之后的另一位扩张型的馆长，这可以从早期的团体计划中清楚地看出来。紧随国家铁路博物馆，国家摄影、电影和电视博物馆，填充楼和威尔康馆之后，在他管理科学博物馆的第一个10年，他开始计划建造一个体积增大很多的航空馆来取代现有的展览馆[24]，在沃里克郡建一个国家农业博物馆（NationalMuseumofAgriWarwickshire）[25]，再建一个与科学博物馆相联系的信息时代阅读博物馆[26]。这些计划没有一个实现，但是南肯辛顿的科学博物馆的公众面貌发生了改变——通过15年的展馆更新，科学博物馆实现了东楼的再次展览，并且展览和大型视听伴奏整合在一起。和一些先前的馆长一样，在科森斯的意识中，贝尔报告推动了科学博物馆的发展，使其向西一直到女王门。科学博物馆的所有展厅在15年内也都重置了一遍，总共花费了5000万英镑。[27]在这个管理保守和预算受限的时期，科学博物馆的公众面貌需要发生巨大变化。

重组

在国家遗产法颁布之后，任何一位馆长想要在不改变员工结构的条件下革新国家博物馆，都只能进行小范围的改变。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薪酬预算的经费支出比例。科森斯延续了传统国家博物馆的人事结构，既划分为若干策展部（由各自主管负责）。策展部得到博物馆服务部（也由该部主管负责）的支持。换句话说，很大一部分预算是花费在策展人的薪酬上的。从管理特点和花费来看，科学博物馆实行策展人制度。作为一名从博物馆服务部门基层中脱颖而出的领导，玛格丽特·韦斯顿在取得成就时并没有进行人员结构的变革。科森斯的现代化方法被预测将改变管理模式。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听众》（TheListener）杂志上一篇名为《适应或者死亡：精神落伍的危险》（“AdaptersofaDiy”）的文章中，科森斯描述了他的批判性观点。文章的开头他以撒切尔主义的语气写道：“国家资金的边界在旧的社团模式中的公众部分正被往回推，从而将花费的权利和选择的权利推到人们的手中。”“人们增加的空闲时间和收入在独立的博物馆中创造出了一片新的繁荣景象，这是国家博物馆都必须处理的市场。战场将成为市场，伤亡的将是那些不能适应的博物馆。”独立的博物馆是“生动的、激动人心的、体验式的”，并且在满足观众的需要的情况下，“那些大型的、建造良好的博物馆就处在了最弱的位置上——它们的不灵活、员工态度和任何需要调整但几乎不可能得到调整的现状，阻碍着博物馆的改变”。[7]

很明显，在科森斯任职期间，要紧的不是处理收藏和教育之间的关系，而是这两者的有效性，以及采取更有效的管理以保证国家博物馆根据市场和观众的偏好采取相应的行动。1990年，在皇家艺术学会的“博物馆的学术性”（ScholarshipinMuseums）会议上，科森斯在“学术还是自我放纵”（ScholarshiporSelf-Indulgence）的讲话中重申了他的论断。他认为，过去几十年，博物馆的发展伴随着管理空间的被霸占，管理者要与包括保护者、设计师、教育家、解说员和专业团体对抗，这些团体的工作挑战着管理文化的首要地位。特别是在国家博物馆，“在这里管理技能很少用到并且不被看重”。员工的增长“无计划、无管理，并且有很大的投机性”。但是，他说：“一个典型的专业化分工过程正在进行。”[28]我们可以补充说，一个典型的职业化分工过程也正在进行。这些具有新价值的团体在为自己找到在博物馆立足点的同时，也很容易“在陈旧的模式中发现障碍”。[29]这一时期我所引用的科森斯在外部刊物上发表的言论传达出这样一幅画面：科学博物馆的作用没有什么差异。然而我认为，在文化上，科学博物馆与技术馆、社会历史医学博物馆和互动教育博物馆之间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在这些出版物中，我一直在探讨的辩证思想出现在博物馆管理文化是否需要改变的争论中。管理文化的改变，一方面要通过加强管理，另一方面要将广泛的管理工作分化成更专业化、更技能化的工作，比如现存的更广泛的博物馆职业（保护者），潜台词就是“精英主义”。科森斯说：“如果博物馆选择用受欢迎的方式展示其收藏，用公众能理解的方式发现和自己的经历有关的东西，吸引和激发想象力，那么没有什么能威胁到博物馆的学术标准。恰恰相反……在解说学术的过程中确实需要专家的帮助，这时他们不应该感到难为情。”[30]“学术”可能代表着几种不同的东西：从查阅专家目录获取的鉴赏力到对科学的社会性研究。但这是一场并没有被清晰地表述出来，留待被完结的争辩。

两次重大重组，每一次都是为了建造一个适合时代需要的科学博物馆，且都发生在科森斯管理的第一个10年里。他到来之后不久，就开始制订“博物馆管理计划”，其内容纲要在1987年5月就展示给了员工们。[31]这个计划将科学博物馆重新划分为5个同等地位的部门，各由一位新的助理馆长管理：藏品管理部（包括所有策展部门，以及包括从助理到主管的所有策展人）；市场部（负责所有的商业运作[32]）；管理服务部（负责财务、人事、藏品的保护和储藏，以及建筑和工程建设[8]）；研究和信息服务部[由助理馆长罗伯特·福克斯（RobertFox）负责“协调和加强博物馆的学术和研究输出”，以及运行科学博物馆图书馆]；公共服务部（承担以前科学博物馆服务部的责任，同时还负责设计和实施展馆的展览策略，并且和策展人一起“负责解说、展示和教育”）。这些变化被认为是“对管理部门的事先保护”[33]，这是此次重组的措施之一。此次重组成为科森斯构建现代化博物馆文化的关键因素。第二个措施是在研究部门的简报中表达的，是对主管们管理研究部门的含蓄批评。第三个措施是将藏品管理职责分派给各策展主管，他们对藏品管理负次要责任。科森斯负责国家博物馆藏品的管理功能，主要包括保护、收藏、归档和储存。当时的文献记载了改革带来的阵痛。例如，科学博物馆藏品管理部门重组的一个通告上说：“可以设想，一旦重组开始，接下来将会有一个调整期，让部门发展其所需要的新的工作系统。”[34]

咨询公司的图什·罗斯（ToucheRoss）在1987年5月被委托审查藏品管理部门，审查报告在第二年的2月出来。报告内容包括将现有的四个管理部门整合成一个职能部门，对管理角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议对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督，提升管理水平。咨询顾问提出了14条建议，其中包括引入团体计划中的工作目标以加强职能部门的管理。助理馆长成为独立的角色，他们只是职能部门（以及北部的两个博物馆）的一般管理者，不是主管之一，他们的工作量将是现在的两倍。其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博物馆高级管理团队的组成，管理代表由四个减成一个。建议还强调鼓励策展人进入其他部门工作，并把征招最初级管理者的一部分薪酬预算重新分配到新的毕业生实习计划中；在职能部门内部建立一个储藏和保护“专用活动区”，并由资深策展人领导。[35]有15位研究助理（策展人E级）离开他们的研究领域加入“项目组”，在那里他们被预期成为整个科学博物馆灵活的内部顾问，做一些相关藏品的研究，但主要是指导运营研究和项目管理。[36]

这些变化在现有的员工中非常有争议。员工们普遍开玩笑说，“分裂”（与“部门”同音）是一个很适合描述科学博物馆部门分离文化的名词。提前退休计划是改变的一部分，因为它的目标是“在两年的时间内把员工的数量减少到可以承担的水平”（减少大约10%），这受到了预料中的争议。[37]最突出的受害者是曾任藏品管理部门主管的布赖恩·布雷斯格德尔（BrianBracegirdle），他由于提前退休计划而成为科学博物馆研究员并且到布莱斯存储室去为显微镜收藏编目。[38]先前的水运馆策展人、“发射台”项目总管以及运输馆主管汤姆·赖特（Tht），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藏品管理部门的助理馆长。

展馆发展计划

在先前的科学博物馆中，负责展览的策展人通常意识不到在展示历史和表现科学与技术之间有任何隐性的知识上的紧密关系。历史呈现的基本上是辉格主义和进步主义，而最新的技术展品按发展顺序陈列着，互动展览传达着设备工作的原理。例如，在时间的测量方面，经常是整理好的、最好的典型藏品被展出。每一个管理部门都有自己的博物馆展览区，当有新的项目被提出来时，这些展览区就会被其他的管理者争夺。

科森斯领导的早期革新以1987年2月的“展馆计划组”为基础，试图提出一个全局计划，即科学博物馆的展馆将根据一个新的总体逻辑进行重组。[39]8月的一个会议设立了科学博物馆的原则，即按照“认识”（第三层）、“制作”（第二层）和“应用”（第一层）的主题来组织，并在每一层东端（展览路）建一个介绍区。[40]这个计划并不像它的外表一样看上去那么具有革新性，例如，“认识”这个主题展区是指科学及物质科学长期占据的第三层东端部分。但附加的权威条件可以设定任何策展部门的领地，比如可以把一些医药科学强加到物理空间。这样的想法到目前为止只是将博物馆更少置于主管监控下这种管理策略的小小试金石。并且，这个激进的计划受到了来自受托管理委员会的严重阻力。不论是越来越意识到达到筹款目标的艰难还是委员会的反感，这个计划最终夭折了。科学博物馆服务部门的前主管（现在已成为物质科学部的主管——德里克·鲁宾逊）在1987年预见性地评论说：“在科森斯管理15年结束的时候，大多数展馆都已经被重新展示，但是……变化的步伐受制于财政资源的可用性。”[41]但他的改革雄心像幽灵一样存在于“精神食粮”展区（应用，1989），“乔治三世”展区（认识，1993），“健康问题”展区（认识，1994）和“材料的挑战”展区（一些制作元素的应用，1997）中。

新的展览目的着重强调专注于收藏：“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引导我们增加科学博物馆的卓越收藏以对观众在了解科学、技术、工业和医药的历史和当代实践上施加影响。”[42]在这个展览观点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计划平衡了不同的利益：

这个概念的本质就是让科学博物馆能够为观众提供一种参观藏品的新形式。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博物馆已经坚持了多年的传统的和正统的理念将会消失。相反，科学博物馆想通过将信息和藏品并置在一起的形式来详述每一个主题，并在每一层通过用重要的收藏分类的方式来详述主题，这样应该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43]

换句话说，这个方案的展览是主题化和类型化的。并且，在远离后韦斯顿管理时代的潮流中，“发射台”将不再是主宰：“我们没有看到科学博物馆变成主要的互动科学中心，尽管在一些新的展馆中会有无数的、被认为是最合适的通信技术类的互动展品。”[44]在与博物馆现代化展览技术的斗争过程中，这个计划改变了我讨论过的辩证法的平衡。它提出了一种解释文物的“双重角色”，在运用“更复杂的技术”和“其他媒体”的同时，保证尽到“把我们独特的藏品提供给公众的职责”。[45]

展馆计划的失败，正好符合花费大量的钱去更换国家铁路博物馆大厅屋顶的需要，也导致了寻找新资金流时机会的逆转。[46]1990年的团体计划提到它的缺点：“引入认知框架欠缺实践方面的考虑，因为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产生预期结果，并且在此期间科学博物馆的实时状态不断变化。”[47]取而代之，一个明显实用的“多博物馆”模式被提出：一个可以依照威尔康博物馆扩展而成；另一个与教育相关，“不再开设天然气、电力和核能的展馆，而是由一个专门的能源展馆取代”。[9]有趣的是，对两种发展可能性的讨论，一种指向收藏，另一种指向科技的现在和未来。一个“收藏研究的基地可能成为‘可视化的储藏’和‘一种形式上的“宝库”的形式’，在这里博物馆收藏的最重要的物品都能够始终可用”。[48]另一方面，有一个关于创新中心（暂时命名为“未来”）的讨论。该中心可以通过“迅速地反映展览、科学电影，甚至戏剧”提出“观众感兴趣的主题”。尽管财政紧张，科学博物馆还是提出了发展西馆的计划。有趣的是，在1991年的团体计划序言中，对于新展馆计划的描述引用了一长页的贝尔报告。[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