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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罗马早期教育（第2页）

同类的问题还有：假如有人向渔夫包购水中网内的鱼，不料渔网拉上来时，并不是鱼而是珍珠。试问买鱼人有没有权利要这些珍珠？

这些题目基本上与家庭、财产有密切的关系，是法庭审理时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在辩论中，论证训练是关键，而所有论证都要通过归纳或演绎来完成。在西塞罗的《论主题建构》里保存了许多用归纳或演绎来说明问题的案例。其中有许多不但在当时有用，就是到现在也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例如：

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宣誓要依法裁决，你们必须服从法律。但是服从法律就是遵循写在法律条文里面的内容。除了立法者本人精心撰写的法律条文，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更加明确地表明立法者的意图？因此，没有书面条文，我们就无从得知立法者的意图和法律的必要性；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允许伊帕米浓达问我们解释法律的意思，哪怕他没有站在法庭上；再说我们既然已经有了法律，为什么还要忍受由他来解释立法者的意图，不依据相当清楚的书面条文，而依据对他有利的东西。因此，陪审团的先生们，如果你们必须服从法律，那么你们就不能这样做。你们要是遵守写在法律条文中的内容，为什么就不肯裁决他的行为违法呢？……我们要么保存迦太基人的力量，不去消灭它，从而生活在对迦太基人的恐惧之中，要么必须摧毁他们的城市。但我们一定不要生活在恐惧之中。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摧毁他们的城市。[111]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罗马人已经能够很好地使用逻辑推理这一重要的论证工具了。

为了训练学生的快速思维的能力，教学时常常会提供正反双方的意见，使学生能够较好地把握正方和反方的不同观点。其中著名的案例有：海盗首领之女案。案情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人被海盗掳走，向其父写信求救，但其父无法筹到钱款。海盗首领之女看中了这位青年人。她向青年人说，只要他发誓娶她，她就能帮他获救。这位青年人答应了海盗首领之女的要求，遂很快获得自由。但此事无法被青年人的父亲接受。不久，一位富有的女人要求这位青年人与她结婚，让他放弃海盗首领之女。由于这位青年人不愿意，其父就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双方辩护的理由分别如下：

第一，为青年人辩护的理由：

（1）遵守诺言，为罗马人的美德；

（2）应该感激救命之人；

（3）讽刺其父之无能；

（4）娶一个富家之女为妻不大合适。

第二，为父亲辩护的理由：

（1）父权大于一切是天经地义的事；

（2）与海盗首领之女结亲是一种耻辱；

（3）在逼迫状况下所做的誓言，任何一方都可以毁约；

（4）海盗为社会之敌人，自由民不能与之为伍。[112]

学生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理由中学习雄辩的技巧与方法。这对学生的成长意义重大。

一般而言，罗马的青年尤其是共和末叶的青年若要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发展，都会选择到希腊去学习深造。大家熟悉的布鲁图斯、贺拉斯和西塞罗等人就曾在雅典上过学，恺撒、卡西乌斯等人也曾在罗德斯岛留过学。非常幸运的是我们今天还能够读到在雅典读书的西塞罗的儿子给西塞罗的秘书提罗写的一封家信。我们从这里可以大致了解到罗马留学生当时的生活、思想以及学习的情况。其内容如下：

日复一日的焦急等待，46天之后邮差终于把您的信送到了我这儿。它们的到来令我喜悦万分：因为虽然我最亲切和最心爱的父亲的来信使我获得了最大的愉悦，但您的信令我的欣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因此，我不再为我一度停止写作而懊悔，而宁可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您的仁慈使我笔头的缄默获得了巨大的报偿。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道歉，我甚为感激。亲爱的提罗，我确信，送到您手中的关于我的报告回应了您最衷心的祝愿和希望。我会让它们得以实现，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使这种日渐清晰起来的信仰在我的心中倍增。您许诺说要充当我声誉的号兵，您可以满怀信心地实现您的诺言了。

年幼无知犯下的错误使我感到如此悔恨与痛苦，以至于我不仅在内心畏惧面对我的所作所为，也痛恨听到有人提起它。我知道我也确信您替我分担了这种苦闷与悲伤。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您希望我功成名就，您也同样以此要求自己；因为我曾经表示过您是我全部好运的陪伴者。您既然已经遭受了我所有的痛苦，现在我也希望您会从我身上体验到双倍的喜悦。我向您保证，我对克拉提普乌斯（Cratippus）的依恋之情与其说来自一位学生还不如说来自一位儿子：因为虽然我喜欢听他讲课，但我也特别迷恋他的行为举止。我整日与他在一起，夜间的大部分时间也常常如此：因为我尽可能说服他和我一起用餐。这种亲密的感情业已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因此他经常意外地在我们用餐的时候拜访我们，放下哲学家的威严与我们自由自在地嬉笑。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此令人愉快，如此杰出——以至于您会想尽快找机会和他熟识。我也要提一下布鲁提乌斯（Bruttius），我从来不会让他离开我的身边。他是一个严格按道德要求生活的人，同时也是最令人愉快的伴侣。因为在他身上，娱乐不会与文学和我们熟悉的日常哲学探究相分离。我在他隔壁租了一处住所，尽可能用我微薄的津贴来接济他有限的财力。而且，我已经开始用希腊语和卡西乌斯（Cassius）练习演说术，喜欢用拉丁语与布鲁提乌斯演练雄辩。我的那些亲密朋友和日常伙伴是克拉提普乌斯从米提利尼（Mitylene）带来的——他们都是优秀的学者，克拉提普乌斯在他们中间声誉最高。我还见到了许多伊壁鸠鲁学派的人、雅典的领袖人物、李奥尼达（Leonides）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人物。现在您应该知道我的大致情况了！

您在信中谈到了高尔吉亚（Gias）的性格。实际的情况是，我发现他在我日常的演说术练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别的情况，我遵循父亲的训谕，因为他写信命令我立刻放弃高尔吉亚。我不会在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决，因为我害怕我会制造麻烦使父亲质疑。而且，如果我对父亲的决定再发表什么看法的话，恐怕会冒犯父亲。不过，对于您的关心和建议，我很欢迎也会虚心接受。我接受您缺少时间的道歉；因为我知道您总是那么的忙。我很高兴您买了一份地产，衷心祝愿您的购买会大获成功。您别对我在信中对您表示庆贺而感到惊讶，因为这是对您写信告诉我您的买卖的回应。您是有财富的人！您必须抛弃城邦的举止：您已经成为一名罗马的国家绅士。这一刻，我的眼前浮现了您亲切的脸庞，它是多么清晰啊！我似乎看见您正在为您的耕地购买东西，正在与您的管家谈话，在您宽大外衣的一角里还留着吃甜点时丢下的种子。至于钱的事情，很抱歉不能到场帮您处理。不过，我亲爱的提罗，如果财富和我在一起的话，不要怀疑我将来对您的援助；尤其是当我得知这份地产是为我们共同的利益而购买的时候。我托付您办的事，给您带来了麻烦——太感谢了！但我求您尽早给我派一位秘书来——如果可以的话，请派一位希腊人；因为他将帮我省去大部分抄笔记的烦扰。总之，照顾好您的身体，以后我们还要一起进行一些文学讨论呢，我让安特罗斯（Anteros）把信给您。[113]

很显然，罗马对于希腊的教育制度是认可的，希腊文化对于罗马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但如果仅仅依此而简单地把罗马的教育制度归结为对希腊教育制度的搬抄，那也是错误的。因为罗马人虽然主动向希腊人学习，但并不完全照搬希腊的制度和方法，而是在自动地模仿希腊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又对它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罗马的教育制度，不只是对希腊教育制度的保存，而更是对希腊教育制度的完善和改进。

二、早期罗马的教育思想

罗马的学校教育是在学习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它有非常明显的民族性。大约到公元前2世纪以后，罗马自身的教育理论日趋完善。现有的材料表明：罗马最早的教育著作是老加图的《儿童教育论》、瓦罗的《教育九书》。当然最具影响力的还是西塞罗的教育理论。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塞罗的教育理论和思想主要包含在《论主题建构》、《论演说家》和《布鲁图斯》这3部关于演讲术的论文中。

《论主题建构》是西塞罗青少年时期的作品。他在《论演说家》一书中曾提到过这部书。他这样说道：“我在少年或青年时期根据我的笔记写出的著作是概略性的，很粗糙，与我们现在的年龄和我们经历过的那么多、那么重要的案件中获得的经验已经不相称。”[114]不过，他的作品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罗马共和国后期演说术教育方面的重要资料。

《论演说家》是西塞罗的成熟之作，完成于公元前55年。它不是一本具体传授如何运用演说术的教材，而是一本通过论辩方法论述演说术理论的著作，强调实践的经验，强调演说家自身素养的培养，强调对演说术规则的把握。此书是西塞罗在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成熟的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完成的，是西塞罗所有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布鲁图斯》是西塞罗完成于公元前46年的作品。此书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演说术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演说术发展的历史。此外，这本书还提到了一系列罗马著名的演说家，反映了西塞罗本人所接受的演说术教育的经历，是西塞罗演说思想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按照西塞罗的理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演说家，培养有理政经验的演说家。西塞罗认为，在罗马的社会生活中，演说能力在任何和平和自由的社会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15]演说术教育是塑造罗马政坛精英和法律人才的重要手段。无论从政、立法，还是法庭辩论，都需要公民掌握一定的讲演技能。而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活动家，演说术就显得更为重要。西塞罗本人就是通过演说获取成功的典范。

教育的价值在于改造人，在于“学以致用”。学生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智力，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把所学的知识有效地应用到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去，为社会和个人服务。西塞罗认为，“真正的演说家以自己的威望和智慧不仅能够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尊荣，而且能够给许多普通公民以及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幸福和安宁”[116]。他劝说青年人继续演说术的学习和研究，“以便为自己赢得荣誉，为朋友提供服务，为国家争取利益”[117]。

西塞罗认为，哲学家与演说家有所不同。哲学家的特点是好学深思；演说家的优势是擅长口才。哲学家只作思想内在的表达或文字的阐释；演说家要用语言向大众阐述。演说家一定是哲学家，而哲学家则不一定是演说家。因为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演说家，就必须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雄厚的知识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进行严格的修辞学训练，收集证据、安排材料、记忆和口头演讲。这些系统化的训练是一般人不能坚持的。这也是西塞罗认为演说家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118]在教育方法方面，西塞罗主张博闻强记，多诵读文学经典。他反对对学生施行体罚。

罗马大教育家昆体良对于西塞罗的教育思想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西塞罗是在雄辩术实践和雄辩术理论方面独放异彩的人。“因为在罗马人中，他是唯一将雄辩天赋与教授雄辩术结合起来的人。”[119]人们在西塞罗的演说术理论面前最好谦逊地保持沉默。

共和国晚期，罗马除了学校教育以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追求自觉学习、追求终身训练的现象。这方面在罗马政治家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据苏维托尼乌斯记载：“西塞罗在直到出任大法官之前，一直不但用拉丁语也用希腊语练习演说，甚至在年事渐高时还和未来的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和潘萨一起用拉丁语练习演说，他称他们两人为自己的学生和大孩子。一些史家记载，格涅乌斯·庞培在内战前夕重新开始练习朗诵，正是这样他才战胜了盖乌斯·库里奥这个口才出众的年轻人。后者当时是恺撒的辩护律师。甚至在穆提那战争期间，奥古斯都和马尔库斯·安敦尼也没放弃练习演说术。”[120]就主观目的而言，政治家们对于修辞、演说的重视显然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但它确实对于推动罗马演说术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