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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罗马文化（第6页）

我们的国家分为两个等级，贵族的和平民的。在以前，贵族掌握主要的权利，但平民的人数最多，力量最大。因此，在许多场合发生妥协。贵族的权利一直受到抑制，而平民的权利得到扩张。但在那些时期内，平民享受自由，是因为没有人的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贵族超过平民是在声誉和勇敢的行为上，而不是在财富或炫耀上；在田地里或在军事领域，最下层的公民并不缺乏他所希望的荣誉。

但当安逸和贫穷逐渐把平民从田地中排挤，而且迫使他们居无定所时，他们开始垂涎别人的财富，把他们的自由和国家当成交换的对象。就这样，曾经统治和控制所有民族的人们逐渐堕落腐化，每个人从权利的所有者变为一个人的奴隶。因此，我们的这些人最初形成了坏习惯，接着按照不同职业和生活方式产生分化，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纽带，所以他们并不适合统治国家。但如果新公民增加他们的数量，我期望，所有人会重新唤起自由的信念；因为新公民希望维持他们的自由，那些已经是公民的人会放弃奴役的束缚。因此，我建议你把这些新公民与以前的公民一起安置在殖民地；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会增强军事力量，平民也因为忙于有益的职业，将停止公共争执。[62]

萨鲁斯特深知这也会引起强烈的反对，所以，“我的统帅，你有必要注意使自己身边多一些真诚的朋友，增加防御”[63]。萨鲁斯特认为：在那些追逐财富所在的地方，教育、良好的品格、天分都不能阻止人们最后屈服于它。当虚荣心超过荣誉，当财富超过美德时，人就会转向享乐。在财富被看作身份的地方，那里的荣誉、正直、节制和所有的美德都得不到高的评价。因此必须降低金钱的重要性。不要因为财富来选择执政官或行政长官，而要依赖他的价值。只要消除人们对金钱的赞誉，贪婪的力量就会向美德低头。[64]萨鲁斯特严厉批评贵族，认为：“派别完全由无能的贵族组成，他们类似铭文，除了著名的家族名称，他们不能做出任何贡献。我认为，像路西乌斯·波斯图米乌斯、马尔库斯·法佛尼乌斯之类的人都像是船上多余的装载。当船只安全到达时，这些装载有一些用处；如果发生任何灾难，他们是第一个被投弃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价值最小。”[65]

萨鲁斯特懂得，元老院是共和国的灵魂，只要平民服从元老院，执行元老院的决议，那么元老在决策上就强大。[66]萨鲁斯特指出：

他们的祖先时代，即使受到最困难战争的困扰，即使他们损失了马匹、人力和物力，他们也从不担心以武力来维持他们的霸权。空虚的财库、敌人的力量、灾难都不能吓倒他们或阻止他们保卫胜利的成果。他们的成功在于元老院成员的镇定，而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胜利；因为那时共和国是一致的，所有的公民都在为共和国奋斗；人们结盟只是为了抗击敌人，每个人为国家奉献一切，而不是为了自己。相反，今天的贵族懒散、懦弱，虽然他们没有体验艰难的生活，不了解敌人，没有军事经历，但他们在国内结成派系，而且傲慢地宣称对所有国家的霸权。正直的元老受到压制，元老院常常被一些人绑架，朝令夕改，以他们的好恶为好恶。在萨鲁斯特看来，元老院有2种途径获得更大的力量：第一增加人数，第二允许他们投票。投票给予元老独立行动的勇气，而增加人数则有利于提供保护和创造更有价值的机会。[67]

《喀提林阴谋》是萨鲁斯特书写的一部重要的历史作品。他创作此书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精神的创造，使自己名垂后世。他在书的开头就这样写道：

无论是谁，如果他们想超越于其他动物之上，他们就应当尽一切力量不是无知无识浑浑噩噩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像生来就垂头向地并且受食欲的摆布的禽兽那样。反之，我们的全部力量则既在于精神，也在于肉体。我们让精神发号施令，肉体则俯首听命。精神是我们和诸神所共有的，肉体则是我们和禽兽所共有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用智慧的力量，而不是用肉体的暴力去寻求荣誉，这样我们才可以使自己尽可能长久地名垂后世，因为我们享受的一生是短促的。[69]

《喀提林阴谋》属于当代史范畴，受修昔底德影响较大，内容以叙事为主，主要记录罗马元老喀提林为争得执政官职位，利用罗马社会两极分化加深，对立情绪严重的客观形势，与以西塞罗等人为代表的执政当局进行抗争，并最后遭到镇压的整个过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喀提林阴谋》一书中还保存了恺撒在元老院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当时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决定在押的喀提林同伙朗图路斯等人的命运。这是恺撒留下来的最重要的演讲，也是用历史事实来解决现实问题的经典文本。恺撒这样说道：

各位元老，考虑困难问题的任何人都应当把憎恨和友情，愤怒和怜悯抛弃。如果有这些情绪的干扰的话，人们就不容易把真理分辨出来，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情况下还能维护自己最重大的利益。如果你运用理智的话，它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你受制于感情，让感情控制了你，你的思维活动便软弱无力了。元老们，这里我可以举很多例子，说明过去国王和各族人民由于受愤怒或怜悯之心的影响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但是我却宁愿向你们提醒过去的这样一些情况，当时我们的祖先由于不受情绪的摆布而作出了公正合理的行动。[70]

接着，恺撒以祖先之前例来说明量罪而罚、惩罚有度之重要。他说：

当我们为反对国王柏尔修斯而进行马其顿战争的时候，由于罗马人民的支持才成长起来的罗得斯人的光荣伟大的国家对我们不忠，对我们采取仇视态度。但是战争结束后罗得斯人的问题付诸讨论时，我们的祖先却不加惩罚地放走了他们，因为他们担心有人会说引起宣战的是罗得斯人的财富而不是对于他们所干坏事的憎恶。

同样的，在全部几次布匿战争期间，尽管迦太基人在和平时期以及在停战期间往往干出许多可恶的事情，罗马人即使在有机会的时候也决不进行报复，他们考虑的是应当怎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尊严，而不是法律容许他们对他们的敌人进行报复到什么程度。元老们，你们同样应当小心，不要使普布利乌斯·朗图路斯和其余人们的罪行在你们心目中较之你们自己的尊严占有更大的分量，应当小心不要更多考虑你们的愤怒，而不考虑你们美好的名声。如果可以找到一种同他们的罪行相适应的惩罚，那末我便赞同这一没有前例可循的惩罚。但是，如果罪行的严重超过所有人所能想象的程度，我却建议我们的惩罚应当在法律规定的限度以内。[71]

所有坏的先例都是从好的具体事件产生出来的；但是当国家的统治权落入无能之辈或坏人手里去的时候，你们的新的先例便从罪有应得的那些人身上转到罪不应得和无辜的人们身上去了。

拉凯戴孟人在他们征服了雅典人之后曾安排了30名长官对他们进行统治。这些人开始的时候不经审判便处死了那些最坏的和受到普遍憎恨的公民，人民对此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说他们干得好。但是后来他们逐渐胡作非为起来，僭主们不分好人坏人一律随他们的高兴想杀就杀并且吓住了其余的人。这样这个国家便受到了奴役并且不得不为了自己愚蠢的欢欣而受到了沉重的惩罚。

我们自己都记得，当征服者苏拉下令处死了达玛西普斯和依靠共和国的灾难而飞黄腾达的其他这类人的时候，有谁不曾称赞他的行为呢？所有的人都宣称，那些通过内战而危害祖国的罪恶的阴谋家是罪有应得的。但那只是一场大屠杀的开头；要知道，不论任何时候，只要任何一个人觊觎另一个人在城里或乡间的房屋，最后甚或他的财物或他的衣服，他就设法把这个人列到被宣告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上。这样，那些曾因达玛西普斯之被处死而欢欣鼓舞的人不久他们自己也就被匆匆忙忙地推向刑场，并且直到苏拉使所有追随他的人都大发横财之后屠杀才告中止。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对玛尔库斯·图利乌斯还是对我们的时代来说，我都根本不担心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共和国里，人是千差万别的，什么人都有。很可能在今后一个什么时候，当另外的一个什么人成了执政官并同样统率着一支军队的时候，人们可以相信，他确实是能干出某种坏事来的。当一位执政官依照这样的先例，遵从元老院的命令把刀抽出来的时候，有谁能给他划一条界线，又有谁能限制他呢？[72]

最后，恺撒提出在涉及公民生命等事务时，最好能够继承祖先已经检验过的成功经验，因为：

元老们，我们的祖先是决不缺少智慧或勇气的，但他们的自尊心却不妨碍他们吸收外国的作法，只要那些作法是可取的。从萨谟奈人那里，他们采用了他们的大多数的进攻和防御武器；从埃特路里亚人那里，他们采用了他们的长官的大部分的标记。总之，只要他们在联盟者甚至敌人那里发现适合于他们的东西，他们便极为热心地行之于国内，而对于成功的事物他们是宁愿仿效而不是嫉妒。但是，就在那同一个时代，他们却按照希腊人的习惯笞打公民并且对犯罪的人处以极刑。后来，当国家趋于成熟并由于人口增多而发生派别之争的时候；当无辜者开始受到迫害而这类的其他坏事也干了出来的时候，他们于是便制订了波尔奇乌斯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允许被判罪的人选择放逐的惩罚。元老们，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特别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应当采纳一项新的政策。用贫乏的资源创造了这一如此强大国家的那些人较之我们这些勉强保住了他们光荣地挣得的产业的人肯定是有更大的优点和智慧的。

图7。16利比亚圆柱遗迹

发表演说的恺撒当时是行政长官，他的建议由于遭到西塞罗和小加图的反对而没有在元老院得到通过，但他的勇气和冷静却赢得了下层平民的赞赏。

喀提林阴谋最后遭到了镇压，但全军的人却有了不同的反应，“有人悲痛伤心，有人高兴，有人哀悼”[74]。罗马还是没有找到公民内部的和谐之路。

《朱古达战争》主要记述了罗马人民同努米底亚人的国王朱古达进行的一场战争。促使萨鲁斯特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第一，因为这是一场长期的、血腥的、胜负难分和反复无常的战争；第二，因为这在当时是第一次对贵族傲慢行为进行抵抗的战争；第三，这场战争影响深远，它打乱了人和神之间的一切事物，使得国内的争端终于发展成为内战，从而使意大利惨遭**。[75]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6年，结果以罗马的胜利而告结束。

《朱古达战争》是一部集完整性与反省性于一体的著作。其完整性主要体现在叙事上，而反省性着重表现于评述上。把事实叙述清楚是萨鲁斯特作品的重要原则，把问题分析透彻是萨鲁斯特作品的重要特征。萨鲁斯特认为共和国内部派系争斗是罗马一切灾难的主因。萨鲁斯特说：

要知道，在迦太基被摧毁之前，罗马人民和元老院一道和平而稳健地治理着共和国。在公民中间没有任何争荣誉或争权力的纷争；对敌人的恐惧保存了国家的美好的道德风尚。但是当人民的内心摆脱了那种恐惧的时候，由繁荣幸福而造成的恶果，即**和横傲自然而然地便产生出来了。这样，在苦难时期他们曾经渴望过的和平在他们取得了它之后，却表明它比苦难本身更加残酷和辛酸。因为贵族开始滥用他们的地位，人民则滥用他们的自由，他们每个人都为自己打劫、抢夺和抄掠。这样，社会便分裂成两派，而共和国就在这两派之间的争斗中被撕得粉碎。[76]

贵族们因为有强大的组织，所以常常能把民众力量压制下去。

于是贵族便滥用他们的胜利到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程度；他们杀害和放逐了许多自己的敌人，但这样做并不是使自己在未来变得强大而只是使人们怕他们。通常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毁了那些伟大的国家，因为这时是一派不择手段地想把另一派压倒，并且极为残酷地向被征服的另一派进行报复。[77]

萨鲁斯特的《历史》共5卷，内容主要涉及公元前78—前67年的罗马史，全书有一些书信、演说留存至今。著名的有：执政官雷必达向罗马人民所做的演说、菲力普斯在元老院的演说、盖乌斯·科塔向罗马人民的演说以及保民官马凯尔对平民的演说。此外，还有庞培给元老院写的信和米特里达梯给帕提亚国王写的信。

对于萨鲁斯特的著作，早在古代，就有人提出过评论。瓦莱乌斯·帕特尔库鲁斯在《罗马史纲要》中把他与修昔底德相提并论[79]；昆体良认为萨鲁斯特与修昔底德相比不相上下[80]；马尔提阿利斯把萨鲁斯特称作是罗马史学的第一人[81]；奥古斯丁也把以真实著称的头衔给予萨鲁斯特[82]。但也有学者对萨鲁斯特的作品提出过不同的意见。阿西尼乌斯·波里奥在评论萨鲁斯特的作品时，说萨鲁斯特的作品因过分使用古词而受到损害。[83]奥古斯都也认为萨鲁斯特有模仿加图《创始记》的痕迹。[84]庞培的被释奴隶勒那乌斯更大骂萨鲁斯特是“流氓、恶棍、贪婪和好色之徒，其生平和著作都很怪异。此外，他不学无术，剽窃古代作家的语言，尤其是加图的语言”[85]。但这些都不能动摇萨鲁斯特在罗马史学领域的崇高地位。

（六）西塞罗

西塞罗与恺撒和萨鲁斯特是同时代的人，也是罗马的大文学家。虽然没有留下历史学方面的著作，但他对历史的看法还是值得认真关注的。例如，西塞罗认为：“历史，这时代的见证，真理的光辉，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古代社会的信使。”[86]历史关心的是“远离我们这代人记忆所及的种种行为”[87]，而这种行为又需要通过人们的研究来完成，那么如何才能做好历史学研究呢？西塞罗为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历史学本身就“由事件和语言构建。叙述事件要求有时间顺序，有地点描写。由于人们对重大的和值得记忆的事件要求的首先是计划，其次是行动，然后是结局，因此，在叙述计划时需要指出作者赞成什么，在叙述发生过的事件时不仅要说明发生了什么和说过什么，而且还要说明是怎样发生的和怎样说的，在说明事件结局时要阐述清楚所有的原因，不管是偶然性的，或是符合理智的，或是轻率的行为，最后在谈到声誉、名望都很昭著的人物时不仅要说明他们的业绩，而且要说明他们的生活和性格。最后，词语特色和语言风格要通顺流畅，轻松平稳如涌溢的流水，没有审判语言的严厉，没有诉讼语言惯有的尖刻”。[88]“历史的首要原则是不可有任何谎言，其次是不可有任何不真实，再次是写作时不可偏袒，不可怀怨。”[89]西塞罗高度重视历史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对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你就始终停留在儿童时代。因为只有通过历史记载才能把我们的人生融入我们祖先的生命中去。此外，引用历史上的典范，就会给演讲提供权威性和可信度，还能给听众提供最大的快乐。[90]他重申：“一切文学、一切哲学、一切历史，都会激励高尚的行为，在这些文字之光没有照耀到的地方，这种激励会被埋葬在黑暗之中。我们引用和承继了希腊罗马伟大作家为我们描绘的种种图景，它们不仅可供我们深思，而且可供我们仿效！”[91]西塞罗的历史观对于未来的罗马历史学发展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公元前1世纪，在罗马出现了一种新的史学体例——传记体。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的《外族将领传》就是这一体例的典范。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是山南高卢的原住民，与西塞罗等罗马新贵有密切的关系。[92]《外族将领传》所选择的将领都是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希腊人，其中11人为雅典人、3人为斯巴达人、1人为叙拉古人、2人为底比斯人、1人为卡尔狄亚人、1人为科林斯人。虽然传记内容多来自前人的作品，但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通过传记体例将其重新编撰，对于读者更好地了解相关人物的生平功业，深入理解希腊历史意义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