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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危机中的帝国（第1页）

第二节危机中的帝国

公元192年，康茂德元首被杀。这不仅意味着安敦尼王朝的结束，也宣告了长达200多年的“罗马和平”时代的终结。随着奴隶制经济的衰落以及边境危机的频仍，罗马帝国逐渐步入了危机四伏的公元3世纪。以公元235年为界，公元193—284年的帝国历史可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即塞维鲁王朝和3世纪危机。

一、塞维鲁王朝

处于元首制最后发展阶段的塞维鲁王朝，先后经历了5位元首的统治。他们分别是塞维鲁（公元193—211年在位）、卡拉卡拉（公元211—217年在位）、马克里努斯（公元217—218年在位）、埃拉加巴路斯（公元218—222年在位）和亚历山大·塞维鲁（公元222—235年在位）。塞维鲁王朝所做的最大的两件事是：元首集权和军事专制。

（一）元首集权

元首制实质上是披着共和外衣的个人统治。元首制发展的过程，就是共和传统与民主因素逐渐衰退，元首个人权力不断增长的过程。这一过程至塞维鲁王朝时期臻于极致。

第一，元首集中了行政权。在塞维鲁王朝，帝国的行政管理趋向统一，元首控制了罗马、意大利和行省的行政运作。在罗马、意大利，虽然共和时期的行政官员，如执政官、行政长官、营造官和财务官等还在，但他们业已丧失了实际的职权，成了徒具空名的摆设。至于行政官员的选举，则更是形式而已，民众根本没有选择官员的权力。对此，法学家莫迪斯蒂努斯（Modestinus）在阐释朱理亚法（LexJulia）时已说得非常明白，即行政官员的任命权来自元首而不是人民。[60]元首通过以城市长官、近卫军长官为代表的官僚系统，掌握了罗马和意大利的行政大权。这具体表现在：城市长官接管了市政官员的职权，发展为整个罗马城管理系统的首脑。与此同时，近卫军长官也从单一的罗马卫戍司令，发展为罗马和意大利的行政首脑。几乎在所有行政部门，近卫军长官都能代表元首行使权力。

行省是帝国的主要组成部分。行省管理权力的逐渐集中是元首集权的重要表现。这种集中主要表现在：（1）元老院行省数量渐减。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大致根据有无驻军的情况，把行省分为元首行省和元老院行省，分别由元首和元老院行使治权。此后，元老院行省的数量渐减，这是因为帝国把所有新征服地区以及许多原来的附属国列为元首行省。在必要的情况下，尤其当发生外敌入侵或内战，需要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时，元首能接管任何元老院行省。为防止行省总督权力过大，元首缩小现有行省的规模，如塞维鲁把叙利亚和不列颠各分为两个行省，归元首管辖。（2）元首对元老院行省的监管日趋严密。凭借最高大权（imperiummaius），元首插手元老院行省的管理，逐步掌握了对元老院行省总督发号施令的权力。在元首制伊始，元首仅仅对元老院行省总督进行建议性的指导。至塞维鲁王朝时期，元首几乎控制了元老院行省和元首行省的所有行政权。元首毫无例外地对元首行省总督和元老院行省总督发布指示，总督则必须主动向元首请示，执行元首的命令。元首干涉元老院行省总督的人选安排。狄奥·卡西乌斯声称，早先元老院行省总督是由元老院通过抽签的方式从候选人中任命的，后来有人管理不善，这为元首干预提供了理由，元首逐渐接管了所有元老院总督的任命权。“元首亲自起草一份与元老院行省数目相等的总督候选人名单，让元老院从这些人中抽签选出”[61]，与其说这反映了奥古斯都时期的情况，不如说反映了狄奥·卡西乌斯所处亚历山大·塞维鲁时期的现实。

图5。29塞维鲁元首全家像

第二，元首集中了财政权。元首要加强对帝国的统治，就必须掌握足够的经济资源，拥有国家的最高财政权。元首的财政集权，首先表现在元首地产的增加上。元首的大宗地产来自对政敌财产的没收。在塞维鲁统治初期，帝国经历了长达4年的内战。内战后，塞维鲁处死了大量政敌及其支持者，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此外，塞维鲁还继承了安敦尼家族庞大的财产，接收了一些社会赠予。元首地产遍布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以意大利的元首地产为例，据塔西佗记载，提比略时期，元首在意大利的地产很少；公元2世纪末期，大约有30%的意大利地产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归元首掌握；在塞维鲁时期，元首地产遍布意大利各地，以至于在意大利的8大区域都有管理元首地产的财务代理人（procurator）。[62]为管理元首地产，塞维鲁专门设立新的财政机构——元首财库（fiscus），赋予元首个人财产与帝国公共财产类似的地位。在卡拉卡拉时期，元首除了没收政敌的财产，还经常向个人和城市索取献礼和王冠金，征集大量的实物，设立新税，把以前5%的释奴税和遗产税增加为10%。公元212年，卡拉卡拉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全体自由民。此后，行省居民除了缴纳原有的各种赋税以外，还要与罗马公民一样负担遗产税和其他各种税款。

其次表现在对帝国财政的控制上。元首通过财务代理人管理行省财政。在元首行省，财务代理人从一开始就取代财务官，负责财政收支；元老院行省的财务代理人起初只负责管理元首的私人地产，后来也获得整个行省的财务大权。可见，财务代理人是元首控制帝国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的重要工具。在元首制时期，财务代理人的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在奥古斯都时期为20多人，至塞维鲁时期已增至170多人。[63]财务代理人数量的不断增加，说明元首加大了对帝国财政的控制力度。更为重要的是，元首直接控制了国库的收入。至塞维鲁王朝，元老院不再征收直接税，元首行省和元老院行省的收入皆被纳入元首财库。公共财产和元首个人财产之间的实际区别业已消失。

第三，元首集中了司法权。在元首制初期，元首与共和机构共同行使司法权。对于民事案件，人们可以向执政官、行政长官申诉，也可以向元首及其官员上诉。至塞维鲁王朝时期，罗马行政长官的司法职能缩小，其管辖范围也从整个意大利缩小至罗马城。对于刑事案件，在元首制初期，除了元首法庭以外，陪审法庭、元老院法庭都可予以审理。随着元首制的发展，陪审法庭在公元1世纪末期已经湮没无闻，以前由陪审法庭审理的案件皆转移到了元首法庭和元老院法庭。在朱理亚·克劳狄王朝时期，元老院法庭发挥了重要作用。借助麦凯纳斯之口，狄奥·卡西乌斯建议：凡是涉及指控和流放元老、处死元老或剥夺元老公民权的案件，元首都要提交元老院审理。当然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元老院要遵从元首的意愿，保护元首的利益。[64]至塞维鲁王朝，元老院已不再是最高上诉法庭。元老院的司法审判也只限于元首所提交的案件。

图5。30卡拉卡拉元首头像

至塞维鲁王朝，司法审判已成为元首的主要事务。除元首亲自审判外，元首的官吏也代其行使司法权。在罗马和意大利，城市长官和近卫军长官接管了共和官员的司法事务，罗马城及其周围100个里程碑（milestones）之内的案件由城市长官审理，在此范围之外的案件则归近卫军长官审理。司法权完全转到了元首手中。

第四，元首集中了立法权。在元首制早期，随着公民大会职能的丧失，元老院获得公民大会的立法权，元老院决议（senatus）成为帝国立法的主要来源之一。元首也依据高级行政长官的权力，以谕令的形式直接参与立法。不过，元首通常以提议的方式对元老院决议施加影响来间接立法。元首的提议被称为诏书（oratioprincipis）。随着元老院逐渐屈从于元首及其官僚机构，元老院的立法职能明显衰退，元老院决议也就成了元首意志的附属品。哈德良时期以来的法律阐释中，法学家都习惯于引用实质性的元首诏书，而不是名义上的元老院决议。至塞维鲁王朝，元首立法摆脱了元老院决议的形式，元首谕令成了帝国立法的主要途径。据统计，奥古斯都和朱理亚·克劳狄王朝时期有确切年代记录的元老院决议共有62个，而元首谕令只有4个；然而从哈德良（公元117—138年在位）到瓦勒利阿努斯（公元253—260年在位）时期，有确切年代记录的元老院决议有29个，而元首谕令却增至31个。[65]元首谕令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

尽管元老院已经没有实权，但它仍是元首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直到塞维鲁王朝，元首大都出身意大利贵族或行省贵族。除了公元217年以近卫军长官身份成为元首的马克里努斯，塞维鲁王朝的元首都是元老出身，为元老院成员，且至少担任过一次执政官职。因此，这一时期的元老院在政治上仍占有一席之地。元老仍参与国事的讨论。作为民意的代表，元老院在形式上授予元首及其家族成员权力和头衔。元首到达罗马和离开罗马时，元老们都要迎接和欢送。公元193年，当塞维鲁向罗马进发时，由100名元老组成的使团到因特拉姆那（Interamna）迎接塞维鲁。元老们每天都要问候元首，等候元首的召见，当然，遭到拒见也是常有的事。在卡拉卡拉远离罗马时，他的母亲朱理娅代他接受元老们的问候。除了迎来送往，元老还要出席一些重大场合，如凯旋式、葬礼、赛会和饮宴等。

在军事上，元老院早已不参与军务，但元首仍向元老院通报军情。例如，公元197年，塞维鲁在内战中打败阿尔比努斯之后，就在元老院发表演讲，向元老们陈述战况。卡拉卡拉虽然疏于政务且轻视元老，但他还是数次向元老院写信通报有关情况。例如，公元213年，卡拉卡拉写信给元老院，讲述帕提亚统治者内部的争斗。公元218年，马克里努斯向元老院通报了帕提亚战争的情况。

元首握有军权，但并没有把元老等级排除在外。在元首制的前2个世纪，元首尽力维持军队的罗马特征，高级军官主要来自意大利贵族或西部罗马化的行省贵族。在塞维鲁时期，大多数军官仍然出身元老等级或自治市贵族，如在公元200年，33个军团的统帅中有29人出身元老等级。不过，塞维鲁也大量地以骑士充实军队的管理层，如把新建的3支军团的指挥权都交给了骑士。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塞维鲁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与其说是有意排斥元老，不如说是由于对元老们的表现感到失望。元老统帅并非职业军官，面对严峻的局势，他们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许多元老不但不愿担任军事保民官（militarytribune）一职，而且还通过各种理由逃避承担这一风险性大、工作条件艰苦的军事职务。在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时期，没有担任军事保民官的元老占到总数的35%，在塞维鲁和卡拉卡拉时期，这一比例分别上升为57%和61%。[66]元老们远离军职，就很难制约元首、管理国家，即使当了元首，也很难服众。历史学家赫劳狄安在描述叙利亚军团推举的元老元首阿尔比努斯时，就一针见血地说，阿尔比努斯是一个过惯了安逸享乐生活的人，根本无法胜任军事统帅的职务。[67]卡拉卡拉经常指责元老无能，始终认为士兵比元老优秀。元老们越脱离军队，就越失去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公元3世纪初期，元首加强了对行政权、财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的控制，帝国权力进一步从共和机构转移到元首手中。

在塞维鲁王朝时期，元首的集权得到了明显体现，但军队主宰下的元首政治本身隐含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具有很大的风险性。

（二）军事专制

元首的权力基于军队的支持之上，但披着共和外衣的元首制一直掩饰这一事实。塞维鲁王朝抹去了自由的微弱形象，将元首军事专制的实质表现得相当充分。

在塞维鲁王朝时期，帝国军队的征募、构成和管理都发生了变化。罗马帝国长期实行防御性对外政策，其军队主要分布在边界行省和罗马城。行省驻军分为军团和辅军。在元首制初期行省军团的构成中，罗马和意大利人占绝大多数。自公元1世纪后期以来，由于意大利人日益不愿从军，罗马化的行省承担了更多的军役。在哈德良时期，意大利人已经很少在军团中服役，士兵的征募范围逐渐扩展到边界地区。对罗马士兵碑铭的研究表明：在奥古斯都至卡里古拉时期的士兵构成中，意大利人占到65%；至公元2世纪，意大利人所占比例迅速下降至1%。[68]此外，随着“罗马和平”的到来和军团在行省的长期驻扎，军队与地方的联系日益增多。哈德良时期出现了军团“区域征募”原则，军团士兵主要来自营地附近的行省以及周边的非驻军行省。这一变革对军队的构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埃及某些军团的退役老兵为例，据统计，在奥古斯都或提比略时期，这些退役士兵的50%来自加拉提亚，25%来自埃及的自治市，15%来自叙利亚和希腊东部，其余的来自西部行省；而在公元168年，这些军团的退役老兵中有65%来自埃及，其余的来自希腊东部，没有士兵来自加拉提亚或西部行省。[69]到塞维鲁时期，行省军团非罗马化的现象更加明显。塞维鲁还改善了士兵的待遇，使士兵与当地人的同居合法化，从而大大加速了军队的本土化进程。辅军在帝国时期有了正式编制，他们来自半罗马化的行省，与军团士兵并肩作战，并防守着帝国漫长的边境线。为了吸引行省居民加入辅军，帝国规定：辅军士兵在退役之后，能够得到罗马公民权。随着行省地位的提高，至公元2世纪早期，辅军与军团之间的区别逐渐模糊。

图5。31与蛮族作战

罗马驻军以近卫军为核心，此外还有城市大队（urbancohorts）和消防队（vigiles）。近卫军是元首的个人卫队。与行省军队相比，近卫军士兵享有更好的服役条件和待遇。在元首制初期，近卫军是从意大利征募的，其主要来源地是埃特鲁里亚、翁布里亚、拉丁姆和罗马殖民地。公元1世纪中叶以后，近卫军的组成也出现了行省化的趋势。维特利乌斯把支持自己的莱茵军团编入近卫军；哈德良时期的近卫军主要从西班牙、诺里库姆和马其顿地区征募；塞维鲁解散了旧式近卫军，从行省军团尤其是他所统率的军队中挑选精兵，组建了一支新近卫军。据狄奥·卡西乌斯记载，行省化的近卫军“相貌彪悍、言谈粗俗、行为野蛮”。[70]

图5。32罗马近卫军士兵雕像

总之，至塞维鲁王朝，军队征募和管理的行省化已非常明显。这不仅影响到罗马公民与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到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帝国政府与地方行省之间的权力格局。军队不再代表罗马帝国的利益，他们越来越关心自己营地所在的地区，日益成为行省利益的代言人。

自公元193年以来，多瑙河行省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与奥古斯都时期相比，公元3世纪（公元235年之前）帝国军队的部署发生了变化。行省军团仍布防在莱茵河、多瑙河和东方边界地区，不过莱茵河军队从8个军团减少为4个，多瑙河军队从7个军团增加到12个，东方军队从3个军团猛增为10个。由此可见，帝国的军事战略重点从莱茵河地区转移到东部和多瑙河边界。

元首军事专制的凸显是塞维鲁王朝的重要特征。共和末期以来，骄兵悍将一直是困扰罗马政局的一大毒瘤。元首制建立伊始，元首就以大元帅的身份掌握了军权。公元2世纪末期以来，随着边界压力的增大，元首上战场亲自指挥战争也是常事。卡拉卡拉甚至与士兵同甘共苦，与普通士兵一起完成任务，同吃同住。元首与军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军队成为元首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亚历山大·塞维鲁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建议是：元首不必亲自冲锋陷阵，因为为元首冒险是其他人的事。事实证明这一建议已经多么不合时宜！因为元首个人的统治已经明显地与其军事能力联系起来。亚历山大·塞维鲁不能胜任军事统帅的职责，其错误的决策致使军队屡遭失败，因此招致了军队的怨恨。这也加速了塞维鲁王朝的覆灭。

塞维鲁王朝实行**裸的军事独裁。塞维鲁在临终前曾嘱咐儿子：“让士兵发财，其余的人可以不管！”这固然表明元首政治的军事专政性质，更表明以经济手段获取士兵的支持有多么重要！据记载，塞维鲁曾向他的儿子展示了存满金钱的财库和神殿，并且说，我们有足够的财力来供养军队，所以有能力粉碎任何来自外部的阴谋。[71]一方面，塞维鲁用更好的服役条件来吸引和安抚军队；另一方面，塞维鲁用强硬的手段来控制军队。塞维鲁时期的法学家马尔西阿努斯在法律阐释中说，如果没有元首的命令，擅自作战者要被处死。[72]有两位军事长官就是因引起塞维鲁的猜忌而被处决的。塞维鲁在对军队的控制方面还算是成功的。从他结束内战直到病逝，罗马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兵变事件，之后元首权力的交接也较顺利。卡拉卡拉遵从塞维鲁的遗言，用大量的金钱贿赂军队。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卡拉卡拉采取竭泽而渔的措施来搜刮钱财。除了没收政敌的财产，他还经常向个人和城市索取献礼和王冠金，征集大量的实物。卡拉卡拉的母亲为此曾警告他，不要把如此多的钱花在士兵身上，但是卡拉卡拉却挥舞着剑回答说：“只要拥有这个，我们就不会缺钱。”[73]卡拉卡拉的统治得到了军队的认可，虽然后来他命丧士兵之手，但那也只是几位军官发动的阴谋，而不是因为军队整体的兵变。至马克里努斯时期，元首面临两难境地，因为除了一些现金赏赐，国家不可能给予士兵全额的薪俸，更无法满足士兵提出的其他要求。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没有妥善安置集结在东部同帕提亚作战的军队，马克里努斯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而且，他掌权之后又沉溺于奢靡的生活，较少关注军队的情况，从而引起了军队的极大不满。马克里努斯的统治仅仅维持了一年多。之后的元首埃拉加巴路斯也是由军队选出的，但他没有成功地控制军队。他所关心的只有宗教和享乐。继任的亚历山大·塞维鲁也不是一位称职的军事统帅。他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处事优柔寡断。尽管有记载说亚历山大·塞维鲁对军队管理严厉，堪称干练的统帅，但这里所反映的亚历山大·塞维鲁至多是元老们理想中的元首而已。

对元首来说，军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元首统治的支柱，又是能够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塞维鲁是一名出色的军事统帅，他懂得如何有效地控制军队。一旦元首们不再有塞维鲁的铁腕手段，一旦金钱贿赂难以为继，军队就会变得难以驾驭，而这正是在塞维鲁王朝末期诸元首与军队关系的真实写照。正像罗斯托夫采夫所说，塞维鲁所奠定并为卡拉卡拉所巩固的国家新结构的基础注定要继续存在下去[74]，而他所谓的国家新结构的基础就是军队。元首军事专制摧毁了元首制存在的基础，从而引发了现有政治格局的变革。

二、3世纪危机

公元235年，塞维鲁王朝被暴动的士兵推翻。此后的50年是帝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城市破落、农村荒凉、边境告急、内战连绵，帝国政府全面瘫痪，史称“3世纪危机”。

3世纪危机的特征之一是士兵动辄哗变、将领频繁篡权。据统计，在公元前27—235年的200余年间仅有27个元首，而公元235—284年至少有22个元首。[75]尤其在伽里恩努斯（公元260—268年在位）时期，除瓦勒利阿努斯和伽里恩努斯两位共治的合法元首以外，各地先后篡权夺位者逾30人。这一时期究竟出了多少元首，我们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连年的混战致使生灵涂炭。例如，公元238年马克西米努斯（公元235—238年在位）进攻意大利时，埃奎利亚（Aquileia）周边的乡村居民就遗弃房舍逃到城内避难，因为他们知道，在士兵的掌控下自己不会有好下场。事实也是如此，在向埃奎利亚进发途中，马克西米努斯的士兵砍断大批树木和葡萄藤，放火焚烧村庄，毁坏农田，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罗马帝国的内耗严重地削弱了边境的防御力量，外族乘机突破边防，大批涌入帝国境内。其中主要有东方的波斯人和北部的日耳曼人。以哥特人为例，继公元228年哥特人首次成功劫掠巴尔干行省之后，他们相继在公元256年、公元258年、公元263年、公元264年、公元265年、公元267年和公元270—284年进入小亚细亚或希腊，在多瑙河和黑海地区造成严重的灾难。甚至作为帝国首都的罗马城也多次受到外族入侵的威胁。

外族入侵虽然波及面广，但具有不平衡性。当时受影响最重的区域有：山北高卢和下莱茵河地区、上莱茵河和上多瑙河地区、下多瑙河和黑海地区、东部边界的行省——卡帕多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在公元3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战乱中，高卢遭受的损害尤为严重，其人口数量迅速下降，土地大量荒废。由于公元276年日耳曼人的入侵，高卢最富足的地区遭受洗劫，大多数城市丧失了原先的生机与活力。雷苏城的陶器大工场更是难逃厄运，那里的商店皆成了废墟，废墟“行列绵延，长约五里”[76]。在普洛布斯（公元276—282年在位）时期，高卢遭到更加严重的打击，法兰克人、阿拉曼尼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越过莱茵河边界，洗劫了60多个城镇。许多城市长满了野草和灌木，成为野兽出没的地方。

整个帝国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根本无法建立起合法有序的行政管理。尽管当时留传下来的文献记载稀少，但相关的碑铭等也清楚地提到了士兵、官员的暴行。士兵和官员频繁地敲诈位于交通要道附近的城乡居民。据碑铭记载，公元238年，色雷斯行省斯卡特帕拉（Scaptopara）村的村民上诉戈尔狄亚努斯三世（公元238—244年在位）：“派往别处的士兵们不走自己的道路，却来我村，也强迫我们供给他们住处和粮食，不给任何代价。行省执政官员以及你的检查人员大多数也来这里使用温泉。我们也就时常在必要时招待当局官员……现在我们已经无力忍耐这种压迫，真的我们可能象其他人一样舍弃自己先人的炉灶……如果要压迫我们，我们就从自己的故乡逃亡”[77]。在公元244年和公元247年，菲里吉亚行省阿拉古亚（Aragua）自治市的隶农和农民上诉元首：“我们虽然地处内陆，但经过阿庇亚地区的军官、士兵、城市的权贵和政府官员常常不走大道，而是向我们直扑过来，征用并非法劫掠我们的人力和耕牛等。”[78]行省居民饱受兵祸之苦。据记载，奥勒良（公元270—275年在位）对士兵的忠告是：“不要偷别人的家禽或羊，不要拿走葡萄、粮食或油、盐、木柴，而满足于自己的配给。你们应该从敌人那里获取这些物品，而不是从行省人的眼泪中得到这些物品。”[79]这说明士兵劫掠居民财产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

人们悲叹时局的混乱、军匪的横行以及法制的**然无存。公元3世纪中叶迦太基主教塞普里安说：“看，道路被匪徒盘据了，海上被海盗封锁了，到处是战争、营房、血腥的恐怖。全世界灌注了互相屠杀所流的血；如果只是个人杀人，就被认为是犯罪，然而，如果是公然杀人，则认为是勇敢的行为。有罪可以不受惩罚，这不是由于没有罪恶，而是由于坏事大得骇人听闻……尽管法律写在十二铜表上，尽管它刻在铜表上让大家知道，但是，就在法律的面前实行犯罪，侵犯法权。”[80]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战乱和食物短缺，瘟疫猖獗，如从公元250年一直持续到265年的瘟疫造成大量居民死亡，帝国减少了约12的人口。帝国境内的广大民众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不堪重负的城乡人民或揭竿反抗，或沦为所谓的“盗匪”。公元240年，阿非利加爆发萨比尼阿努斯（Sabinianus）领导的起义，遭到毛里塔尼亚总督的严厉镇压。在西西里，公元263年大规模的奴隶起义爆发，好不容易才被镇压下去。在沉重的税收和债务逼迫下，公元3世纪60年代高卢爆发了规模庞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巴高达运动。帝国东部的伊索里亚（Isauria）出现了所谓“盗贼”的活动，遭到了普洛布斯的围剿。城市平民也参与暴动。公元273年，罗马爆发的铸币工暴动甚至蔓延到城市居民中，自由手工业者和国有奴隶联合抵抗政府军队，在一次战斗中他们杀死约7000名罗马士兵。民众频繁的起义是帝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重要反映与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