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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帝国的衰亡（第1页）

第二节帝国的衰亡

一、君主专制的强化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重新统一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君士坦丁继承和完善了戴克里先确立的君主体制，使罗马的君主专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保证了罗马帝国短期的稳定，同时也为新的腐败提供了最有利的生存土壤。

（一）君主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君主位置的传承上，君士坦丁确立了血亲世袭继承制。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君士坦提乌斯和伽勒里乌斯如期继承奥古斯都的职位。后者任命塞维鲁和达亚·马克西米努斯为新恺撒。公元306年，君士坦提乌斯病死，其子君士坦丁和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先后被军队拥立为奥古斯都。这时，心有不甘的马克西米安也重返政治舞台，恢复了奥古斯都的头衔。为了争夺地盘和最高统治权，他们诉诸武力，帝国陷入长期内战。直到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才取得最后胜利，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长期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内战表明，“四帝共治”制没有成功解决皇位传承问题，只会成为帝国分裂和新一轮内战的根源。因此，君士坦丁废除“四帝共治”制，用“家天下”的统治模式治理国家。由于罗马帝国疆域广袤，各地区文化背景和民族成分复杂，难以管理，君士坦丁先后在公元317年、公元324年、公元333年，任命其子克里斯普斯、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君士坦斯为恺撒；公元335年，君士坦丁任命侄子德尔马提乌斯为恺撒；接着，君士坦丁又将侄子汉尼拔里阿努斯（Hannibalianus）任命为“万王和本都人民之王”。诸恺撒协助君士坦丁管理国家。临终之际，君士坦丁没有把统治权传到某个儿子手中，而是把帝国交给他的3个儿子，即：由君士坦丁二世控制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地区；由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控制色雷斯、西亚和黑海地区；由君士坦斯控制意大利、阿非利加、达西亚和马其顿地区。血亲世袭继承制度由此开始。这一举措是罗马帝国继承制度的重要变革，它意味着皇位可以像私人财产一样传给具有血缘关系的后代，从而把君主制推向了新的家族统治的方向。然而，令君士坦丁没有想到的是，君士坦丁去世后，皇室内部仍然爆发了数十年血腥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君士坦丁的直系血亲继承人和家族男性大都丧生于这场争斗之中。直到公元353年，君士坦丁的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才重新统一了帝国。

图6。5君士坦丁奖章

图6。6君士坦丁雕像头部

自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以来，罗马帝国通常由两位甚至更多君主共同治理。各共治君主的权力有大小之别，其称号也有高低之分。一般权力较大的君主称号为奥古斯都，权力较小的君主称号为恺撒。公元363年，君士坦丁家族的最后一位君主朱里阿努斯在与波斯人作战中丧命，接着军队拥立军官瓦伦提尼安一世为君主。瓦伦提尼安一世任命其兄弟瓦伦斯为东部君主，自任西部君主，实行两人共治。公元378年瓦伦斯死后，狄奥多西一世继承东部帝国的君主位。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去世，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帝国由其长子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统治，以罗马为中心的西部帝国则由其次子霍诺里乌斯（Honorius）统治。从此以后，罗马帝国一分为二。

图6。7君士坦丁堡的十一位雕刻家迎接圣骨

图6。8凯旋门浮雕

在宗教上，君士坦丁把基督教作为统一帝国的精神支柱。公元313年君士坦丁联合李锡尼在米兰发布敕令，无偿归还基督教徒的集会场所以及教会财产，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由于基督教徒的数量不到帝国人口的15，君士坦丁允许罗马的传统宗教继续存在。罗马神庙及其祭司、大祭司的旧制也得以维持。由于统一的帝国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统一教会，君士坦丁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严格控制教会，努力使它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教会的教义、活动和人事安排都必须听命于君主。君士坦丁利用国家权力严厉镇压基督教异端，帮助教会建立统一的组织。例如，公元325年，他召开尼西亚会议，统一基督教教义。总之，异教时代的神化王权，让位于基督教的君权神授。爱德华·吉本对此做出如下评述，“公众认为他（君士坦丁）是被上天派来统治人世的说法满足了他的虚荣，他的成功又使他有理由相信自己享有的最高统治权来自神授，而这种权力却是以基督启示的真实性作为基础的。”[55]这一评述说明，基督教成了帝国君主对内实行精神统治的工具。君士坦丁去世后，后继的帝国君主大多支持基督教。公元379年执掌政权的狄奥多西一世，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公元392年，他正式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他当政时期，异教崇拜被禁止，古典文化遭到大规模破坏。

在军事组织方面，君士坦丁强化了手中的武装力量。公元312年，君士坦丁解散近卫军，以宫廷卫队（scholaepalatinae）取而代之。宫廷卫队共分为五个兵团：护卫团（protectors）、宫廷护卫团（domestici）、部族骑兵团（gentiles）、盾牌团（scutarii）和铠甲团（armaturae），每个兵团3500人。其中护卫团与宫廷护卫团的名称常常结合起来或相互代替使用，称为御前侍卫旅。君士坦丁剥夺了近卫军长官的军权之后，设立军事长官（magistrimilitum），“授予他们权威来约束士兵，并惩罚犯罪的士兵，以此来削弱行政长官的权力”[56]。军事长官又分为步兵长官（magistripeditum）和骑兵长官（magistriequitum）。

同时，君士坦丁还创建了一支大型巡防军。在戴克里先时期，巡防军没有正式的编制，实际上是为了应付紧急战况，由从边境军队暂时选出的分遣队组成。为了镇压人民起义和从事远征，君士坦丁组建了一支特殊的巡防军，使其驻扎在远离边境、交通良好的城镇。巡防军由从日耳曼部落中招募的新兵和从边境军队中选拔的人员组成，它下设由骑兵长官指挥的骑兵分队（500人的骑兵单位）和步兵长官指挥的军团（1000人的步兵单位）。巡防军享有更高的特权和待遇。左西姆斯谴责君士坦丁削弱了边防军的实力，“转移边界地区防御工事中的大部分士兵，把他们安置在无须护卫的城镇，既放弃了边界地区的所有防务，又损害了有大量军队驻扎的内地城市，许多居民不堪士兵之扰，完全舍弃了城市。同时，习惯了城市公众娱乐和节庆赛会的士兵，变得柔弱。总而言之，君士坦丁是导致帝国衰落到目前如此悲惨状态的罪魁祸首。”[57]但公元325年君士坦丁颁布法令，将边境军队的服役年限从24年降至20年[58]，这表明君士坦丁对边防军的重视。君士坦丁的改革的确使罗马军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且影响深远。它加强了君主对军队的控制，使军队直接处于中央政府的指挥之下，令军队无法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对罗马帝国的安全是十分有用的。

图6。9君士坦丁凯旋门（一）

此外，君士坦丁还大大提高了军队中日耳曼人的比例。由于兵源枯竭，帝国愈来愈多地从蛮族特别是日耳曼各部族中招募士兵。把非罗马人征入辅军早已成为帝国的传统，但在帝国晚期，这一现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据统计，公元4世纪末，在帝国出生的士兵已不到军队总数的14。许多日耳曼士兵在罗马军队中得到擢升，有的进入了宫廷卫队，甚至被擢升为高级将领。某些有识之士很为此担心，认为雇佣罗马的敌人、罗马奴隶的同种族人及蛮族当兵是很危险的；占据要职的蛮族早晚会在憎恨自己主人的奴隶中找到有力的支持，而且会借助他们征服帝国。事实也是如此，军队的蛮族化影响到罗马帝国的未来发展，不仅导致军队构成的变化，而且使帝国军队的整体形象发生改变，“罗马人和野蛮人之间在装具和武器上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而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占优势的日耳曼人就跨过已丧失罗马特征的军团的遗骸而前进了”[59]。

在行政管理上，君士坦丁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在各行政区之上，君士坦丁创建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东方4个大行政区。[60]各大行政区的划分基本与戴克里先时期4位共治者的管理范围一致，但大行政区的管理者不再是奥古斯都或恺撒，而是帝国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近卫军长官。为了保证各大行政区不至于脱离自己的控制，君士坦丁先后让取得恺撒称号的两个儿子——克里斯普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分别驻守在东方大行政区和伊利里亚大行政区。在这一管理体系中，军权和行政权被严格地分割开来。近卫军长官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近卫军长官管理固定的地区，这使其在行政管理上的作用加大，而对军队的控制却弱化了。其次，近卫军长官负责军队补给、粮食供应和新兵征募，这使他们能有效地制约军事长官。最后，近卫军长官还负责管理邮驿和国家工厂，保留对行省总督的全面控制权。“君士坦丁这些改革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削弱权力过大的近卫军长官的职权，不如说是因为君士坦丁意识到官员需要兼具能力与经验，一个人身上很难集中军事、司法、财政和管理经验。”[61]

君士坦丁在戴克里先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帝国的官制。他增设官僚职位，扩大官吏人数。公元320年君士坦丁设立的执事长官（magisteroffi），是君主身边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他们协助君主处理内外事务，控制宫廷卫队，保障君主及其宫殿的安全。执事长官通过数量庞大的秘密稽查使（agentesinrebus），有效地控制着帝国各级官员。秘密稽查使遍布帝国各地，代表上级向下级颁发敕谕，监督地方贯彻执行中央的指令，并及时向中央汇报地方官的表现及其可靠程度。通过执事长官以及分布于帝国各地的秘密稽查使，君士坦丁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体系，保证了君主对地方统治机构的监察与管理。在其统治期间，政府中还第一次出现了一些宫廷职位，其中主要有：内务大臣、财政大臣、司法大臣以及皇室刑法大臣等。

在君主最高权力的绝对控制下，一个对君主个人负责的庞大官僚机构逐渐形成。元老等级的人数增加。戴克里先曾剥夺了元老贵族对行省的统治权，并将他们从最高行政管理的职位上排斥出去。由于元老等级的经济实力雄厚，君士坦丁转变了对元老贵族的政策，重新任命他们担任高级管理职务。[62]在公元4世纪，官吏卸任后获得元老称号。随着元老等级的人数扩大，骑士头衔逐渐被取消。官僚机构形成更严格的等级，每一级别的官员都有对应的特权和极其严格的标识。官员的荣誉头衔有以下3个：最高的直接对君主负责的官员是“建有功勋者（viriillustrious）”，有执政官、近卫军长官、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城市长官、骑兵长官和步兵长官、宫廷中侍奉君主负有神圣职责的7位大臣。其次是“德高望重者（virispectabiles）”，其官职和地位显然高于一般市议员，有近卫军长官代理和代行执政官等。最后是“世家出身者（viriclarissimi）”，它原是元老院成员的专门头衔，后用以称呼那些由元老院选出，担任行省总督的官员，即卸任执政官。官员地位的高低通过严格的礼节表现出来。人们见到帝国的高级官员，总要加上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称谓，如真诚的阁下、庄严的阁下、高贵的阁下、卓越的阁下、崇高和绝妙的伟大阁下、辉煌和雄伟的大人阁下等。官员对君主负责，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公元357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对罗马的访问中表现得很明显：

图6。10罗马凯旋门浮雕

人们高声欢呼向他致意，巨大的欢呼声在山谷和海岸之间回**。奥古斯都却岿然不动，镇定自若，就像置身巡视于行省那样平静。

经过高大的城门时他会俯下身子（尽管他个子很矮）；他的脖颈仿佛固定了一般，两眼总是平视前方，从不左顾右盼（宛如一座雕像）；即使车身颠簸，他也不会摇头晃脑；他既不咳嗽，也不擦脸，揉鼻子，甚至双手都没有动一动。[63]

这种生动的描写，正是晚期帝国君臣之间僵化的政治关系的集中体现。

随着君主权力的专制性越来越强，对君主的反抗和不服从不仅被当作犯罪行为，而且被认为是渎神行为。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时期，埃奎塔尼亚行省（Aquitania）所发生的一个案件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有个多事的老翁应邀参加一场豪华的盛宴。这样的宴会在当地很常见。老翁发现两条镶有紫色花边的亚麻床单。由于仆人的缝纫手艺很好，两条宽大的床单看似只有一条。他还看到了由相同材料制成的台布。于是老翁抓起布料，将它们扎成斗篷的形状，使之看起来类似于奥古斯都的皇袍。这个举动便使这个举办盛宴的富有之家遭到了灭顶之灾。[64]在西班牙行省，一位秘密稽查使参加一次家庭宴会，主人家的奴隶在傍晚拿来烛火，并按照当地风俗大声喊道：“愿我们征服黑暗！”这位秘密稽查使听后十分不快，最后以阴谋罪毁灭了这个家庭。[65]与帝国早期针对个别民事诉讼的元首批复相比，帝国晚期出现了把一般违法行为纳入刑事镇压领域的倾向，总体指导性的公法和刑法的数量大增。帝国法律所规定的重罪在普林尼时代仅有16种，而在公元200年增至28种，到公元300年则多达40种；除了以剑刺死外，还有其他更凶残的处罚形式，如钉十字架、火刑等也出现了。[66]

图6。11维纳斯像

君士坦丁开创了东部帝国的新时代。在戴克里先时期，帝国的行政管理中心已经东移。君士坦丁在重新统一罗马帝国之后，没有把罗马作为宫廷所在地，而选择了东部古城拜占庭。左西姆斯对拜占庭的防御优势做出如下描述：“这座城市矗立在高地上，是地峡的一部分，处于色拉斯（Ceras）和普罗滂蒂斯（Propontis）两个海湾围绕之中……城墙从山西面的维纳斯神庙延伸至海边，与克里梭波利斯（Chrysopolis）相对。在山的北面，城墙延伸至码头，并越过码头到达海岸，这个海岸与进入攸克塞因海（Euxine，黑海）的通道相对。”[67]公元330年，君士坦丁迁都于此，改名“新罗马（NovaRoma）”，后人称之为君士坦丁堡。在东方建立新都，这是罗马帝国自公元3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东移的必然结果。左西姆斯在总结君士坦丁迁都的原因时说：“君士坦丁放弃了传统宗教，招致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憎恨，因此他不能忍受整个城市对他的咒骂，想找一个与罗马同样大的城市，在那里为自己建造一座宫殿。”[68]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迁都显示了君士坦丁放弃异教的决心。由于东方各地区人民久已习惯于专制统治，迁都东方也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君主的专制统治。新建的君士坦丁堡不仅丝毫不逊于鼎盛时期的罗马城，而且享有与古都罗马同样的地位。此后，君士坦丁堡就成为东地中海地区和黑海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要地。讲拉丁语的西部与讲希腊语的东部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日趋减少，二者的地区差异日益加剧。君士坦丁迁都实际上加速了帝国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分离。

图6。12钱币上的君士坦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