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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俄罗斯文学的特点（第1页）

附录俄罗斯文学的特点

俄罗斯地跨亚洲和欧洲，既接受了欧洲文化、文学的影响，又因为蒙古人的两百多年统治以及地处亚洲而深受亚洲文化、文学的影响，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学传统。总体来看，俄罗斯文学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一、突出的现实关注。俄罗斯文学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关注当前社会现实问题，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心理奥秘的揭示来反映并思考这一问题，同时又与道德尤其是宗教的内容、与对人性的探索结合起来，因而又具有了超越性——由当前的现实功利性上升为普遍性、永恒性。可以说，俄罗斯文学是一种既具当前现实功利性又相当具有人类性的极其难得的文学，它面向现实，但又颇具超越性;它关注彼岸，但又把根子深深地扎入俄罗斯劳苦群众的土壤。这种突出的现实关注表现为对小人物的关注、强烈的民族**或爱国主义**、浓厚的政治色彩。

19世纪的俄国文学，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开始，到果戈理的《外套》打下坚实的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全都来自《外套》”），并贯穿整个俄罗斯文学。20世纪文学，进一步关心下层人民的不幸。如左琴科的幽默讽刺小说，以往都认为只是讽刺、揭露丑恶的一面，其实它还包含着对小人物的深深同情。俄国文学有源远流长的揭露、讽刺小市民和市侩习气的传统。马克·斯洛宁指出，“在19世纪40年代，亚历山大·赫尔岑曾给‘市侩阶层’下了这样的定义:‘少智缺德的小人。他们自命不凡，愚昧无知，残酷无情和俗不可耐。’从果戈理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俄国作家们一直在揭露披着各种伪装的‘市侩阶层’”;左琴科继承了这一传统，其“讽刺作品专门描写无聊的人，也就是俄国人常常称之为‘市侩’的那种卑鄙的、胸襟狭窄的中下层社会的市民。”李莉进而认为:“他的小说犹如灰色的日常生活的场记，个个庸常故事都能烛幽索微，小人物的愚昧无知、懒惰保守、阿谀奉承、庸俗无聊、虚荣自私等等世相，也都被放大具显，如在目前。”然而，在揭露的同时，往往也包含着作家的同情。左琴科在《青春复返》中说过:“没错。我写的是小市民。是的，我们是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小市民，但我大体上塑造的是一个集合的形象。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小市民、私有者和贪婪者这样那样的特点。我往往将这些特点集合起来，放到一个人身上，于是这个人物对我们就熟悉和似曾相识了。”这段话，一方面说明了作家塑造形象的方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指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小市民的特点，这是人性的弱点，正因为如此，作家创作这些作品的目的，并非单纯的揭露和讽刺，而是要帮助人们认清自身的小市民习气，从而摆脱束缚，坚定对自身的信心。因此，他的幽默讽刺小说才超越了以往文学中对小市民的简单讽刺和揭露，在揭露和讽刺的同时多了一份怜悯、忧伤、宽容和同情，从而昭显了作家的人性关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讽刺而达到了真正的幽默境界。对此，李莉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她指出，一方面，左琴科小说的佳胜处，就在他通过切近而又能作用于人心的“无限深渊”——普通生活的日常形式和小人物庸常人生的当下追求，在纵横交错的社会之网中，直达人性的深处，致力于传达人物内心的幽微奥秘，于审丑的幽默小说中寄寓对人性本质的深刻认识，对小人物的实际生存状态的真切感受;另一方面，“左琴科的人物”与环境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把那个时代社会基层的复杂关系和生态呈现出来，从彰明人物两难的生活处境起始，直达生存意义极限的人生体验。“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如是，庸常故事包含了认识和认同两个方面，认识的自然是这些小人物所代表的人性的悖谬，认同的则是他们作为人的生存本能。左琴科式的幽默对人性的可笑、可叹、可怜的洞悉，以及建立在这种洞悉之上对同类的宽容和关怀，使其幽默成为深刻而非尖刻。真正的幽默总是包含了宽容，总是根植于对人性的透彻了解，总是给予一种人道主义意义上的关怀。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反“个人崇拜”的兴起，对普通人的关注和描写更成为重要主题。

俄苏文学更突出的特点是对俄罗斯民族前途的高度关注，这表现为爱国主义和政治色彩。在世界历史上，俄罗斯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最富有爱国热忱的群体之一。果戈理的一段话道出了所有俄罗斯作家的心声:“还是在很早以前，从我几乎还不懂事的岁月开始，我就充满了炽热的热忱，为了国家的利益，使自己的一生变成有用的一生，纵然只能效绵薄之力，我也会热血沸腾。”因此，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一大特点便是强烈的民族**，具体表现为关心俄罗斯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在19世纪，最初是卫国战争的巨大胜利，不仅打败了不可一世、横扫欧洲的拿破仑，而且成为欧洲的霸主之一，这大大地激发了俄罗斯民族的爱国热情;与此同时，一部分随俄军打进欧洲的青年军官和知识分子，目睹了西欧的文明，深感俄国农奴制的落后与不人道，渴望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1862年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沙皇虽然颁布了废除农奴制的诏令，但俄国的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而且随着西欧资本主义文明越来越凶猛地不断涌入，俄罗斯文化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俄罗斯民族向何处去?俄罗斯民族该如何面对这一强劲的冲击力?这是19世纪俄国作家普遍关注并在作品中大力反映的一个问题。这些，仅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出现的不同系列的人物形象，如“多余人”形象系列、“新人”形象系列、“忏悔的贵族”形象系列等上面即可一目了然。

“多余人”是19世纪中期俄国文学中出现的一组人物形象，最早的“多余人”形象是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男主人公叶甫盖尼·奥涅金，而普希金不仅是公认的“俄国文学之父”，而且也是俄国心理现实主义的奠基者（胡日佳先生就指出过:“《叶甫盖尼·奥涅金》寓理想于写实的方法，结撰故事与刻画性格相统一的原则，在人身上发现灵肉和谐与诗意的诀窍，开俄国心理小说之先河”），他所刻画的奥涅金形象，生动地体现了面对西欧与俄国两种文化的冲突，俄国青年贵族不知所从、迷失方向，从而终身一事无成的具体境况。奥涅金相当聪明，有良好的教养，深受西欧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对浑浑噩噩、一潭死水的俄国现实不满，渴望行动，试图对这平庸的现实有所改变，但终因目标不明确，再加上自身所具有的俄罗斯贵族的平庸性，结果，只能终生一事无成，成天在痛苦中煎熬。在当时，青年贵族是俄罗斯民族的精英，对青年贵族何去何从的前途与命运的关注，也就是对俄罗斯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关注。此后，不少心理现实主义作家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向前拓展。莱蒙托夫在其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塑造了又一“多余人”形象彼巧林，屠格涅夫则在其长篇小说《罗亭》中塑造了“多余人”形象罗亭，冈察洛夫更是塑造了“多余人”的末代子孙奥勃洛摩夫，“多余人”形象从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找不到出路，怀疑、不满、忧郁、苦闷、彷徨、悲观，最终发展为完全无所事事、懒散成性，而且因循守旧、害怕任何改革（奥勃洛摩夫）。这说明俄国心理现实主义作家们目光的变化，他们已不再认为青年贵族代表着俄罗斯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相反，他们已逐渐成为跟不上时代发展，即将被扔进历史垃圾堆里的人。

与此同时，随着俄国历史上平民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展示自己的力量，俄国作家便把目光转向了新的文学人物形象系列——“新人”形象系列。“新人”是指19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社会中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民主主义革命者，他们往往从事劳动，自食其力，意志坚强，道德高尚，不仅有美好的理想，而且有能力去实现它。最出色的“新人”形象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这部长篇小说中塑造的，拉赫美托夫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但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属于俄国心理现实主义，俄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新人”形象是由著名小说家屠格涅夫塑造的。屠格涅夫是俄国文学中最善于捕捉时代变化的作家，他最早反映了俄国文学从贵族文学向平民知识分子转变时期的一个显著的社会特征，就是“多余人”的消失和“新人”的出现。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长篇小说《前夜》和《父与子》是这一时期最早描绘“新人”形象的作品。《前夜》中的男女主人公英沙洛夫、叶莲娜在小说中被描写为“新生活的预言者”，而《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也被不少学者当作“新人”。“新人”形象不仅仅是新生活的预言者，他们也以其自身的努力与奋斗，昭示了平民知识分子的力量。这说明俄国社会也把俄罗斯民族的希望寄托到他们的身上。

但俄国的贵族在当时毕竟还是一个客观存在，并且为数不少。他们的前途依然与俄罗斯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于是，在19世纪中后期又出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系列“忏悔贵族”形象系列。“忏悔贵族”是19世纪后期俄国文学中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强烈的道德感，一度犯过错误，后来幡然悔悟，深深忏悔，并用实际行动来赎罪。通过一系列忏悔贵族的形象，尤其是通过著名长篇小说《复活》中的忏悔贵族聂赫留朵夫形象，托尔斯泰表达了自己的殷切希望:俄罗斯的贵族都应该自觉地忏悔赎罪，自觉地放弃专制与暴力，放弃财产，放弃富裕的寄生生活，深入民间，爱人、怜悯人，以便建成人人相爱的幸福美满的人间天国。在此，托翁把俄罗斯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寄托在忏悔贵族的改过自新，与人民融为一体上，这也是这位思想家和作家为俄国社会所开出的一个独特的治世之方。

可见，上述形象无一不表现了作家通过主人公的命运对俄国前途与命运的思考，不倦地探索俄罗斯民族的发展道路，试图为苦难的民族找到一条更新之路。正因为如此，高尔基把俄国文学称为“一种提问题的文学”，他认为没有一个问题是俄国文学所不曾提出和企图解答的。俄罗斯古典作家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重的社会使命感，他们往往以文学为武器，参与对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的核心问题的探索中:在19世纪前期，提出了“谁之罪?”，揭示社会罪恶产生的根源是农奴制与专制制度;19世纪后期，又提出了“怎么办?”“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探索社会的新出路。

20世纪初，在现代主义尤其是象征主义那里，这表现为对俄罗斯前途和命运的关注。尽管在人们眼里，现代主义是一个极力追求艺术形式，带有极强唯美色彩的文学流派，俄国现代主义更是以其影响深远的对艺术形式的探索著称，然而，现代主义尤其是俄国现代主义，对社会并非毫不关心，并非完全躲在艺术的象牙塔里，他们关心社会的发展，探索社会的前途，试图以艺术为多灾多难的社会和人民探寻一条获救之道。俄国现代派无一例外，都向往革命，渴望革命，企盼革命为世界、为人民带来一个幸福、美妙的新世界，他们不仅对1905年及1917年的两次革命表现了相当的积极性，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一再表现革命这一主题，由此，俄国现代主义诗人都具有一种历史乐观精神，都把幸福、美满寄托在历史发展的未来（如象征主义认为资产阶级已经发展到了尽头，正面临启示录里所描绘的“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大同世界”）。象征主义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不管是老一代象征主义诗人，还是年轻一代的象征主义诗人，都以其不同的方式在表现自己对社会与俄罗斯前途与命运的关注。老一代象征主义诗人，更多地试图把美与宗教结合起来，尝试着以极具唯美与宗教色彩的诗歌为苦难的祖国与人民探寻一条获救之道（他们提出的“艺术是从最后毁灭中拯救人类的手段”即为显例，突出代表是梅列日科夫斯基）。而年青一代的象征主义诗人则力求在革命中为世界开辟新的天地，他们纷纷欢呼革命的到来，在作品中歌颂革命（典型代表为勃洛克）。阿克梅派实际上是俄国现代主义四个流派中最具唯美色彩的一个流派，但古米廖夫的诗也反映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追求自由、艺术的知识分子，在那动乱的血与火的年代里的困惑，曼德尔施塔姆更是希望以艺术对抗扼杀个性的专制帝国、以诗歌在文化中为俄罗斯找到一条康庄大道。未来主义不仅欢呼革命，而且较早地以诗歌反映或歌颂了城市生活，甚至较早表现了城市生活将带来的物的异化乃至造反。进而，他们表现人性，探索人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更由于都市化、工业化对人的影响，人们普遍对人很感兴趣，试图对人性进行探索。在此大潮中，俄国现代主义也大多致力于人性的探索:象征主义试图以美来拯救世界，他们引进宗教的因素，不仅是为了给这混乱一片的世界找到终极价值，同时也是为了以宗教作为考验人性的标尺。他们通过宗教探索和宗教思想，试图给混乱一片的世界恢复正常的人性，迎来世界兄弟般团结的友爱局面:“他们主张不是借助于暴力和消灭人的差异，而是通过‘阐释善的思想’，通过爱的伦理把人们联结成共同一致的集体。这种思想导致他们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索，这在各种文学流派的政论和艺术创作中得到了反映。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倾心于他的文化圈人士指责历史上俄国的东正教服从于尘世的权力和消极无为，探索着宗教改革新的道路”，而勃洛克和别雷“选择的是另一条也是宗教的道路，他们追随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虔信索菲娅并为她服务”，而另外“有一大群作家在古老信徒派等各种教派中寻找精神复兴的道路”，尤为重要的是，“古代俄罗斯关于人与整个存在的世界兄弟般结合的思想在白银时代的宗教探索中占有特殊地位”（阿格诺索夫等）。

与此同时，他们还深入挖掘了现代社会在人性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的孤独，人性中的善与恶的冲突等;阿克梅主义中，古米廖夫通过浪漫的灵魂、客观的形式表现了一个有着心灵的**、刚强的个性的人那富有浪漫情调的探险与征服，展示了人性中具有进取性的一面，而阿赫玛托娃则反复探究了爱情过程中隐秘的人性，尤其是女性心灵中的幽微曲折;未来主义则以对现代城市的歌颂及反思，表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人性。总之，正如俄罗斯当代学者阿格诺索夫等指出的那样:“世纪之交人的敏感性、多值性、多变性、力量与虚弱的交替、悲剧性的急剧变化都反映在文学家的散文、诗歌和戏剧的情节中，反映在对我们的文学来说很典型的梦境、幻觉、复杂的联想中……”

到了苏联文学中，由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列宁1905年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提出，“文学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觉悟的先锋对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和为政治服务（1934年苏联作协的章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育功能: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和教育人民）的倾向，以及俄罗斯人深远的忧患传统，对当前社会的关注更加突出，爱国主义与政治倾向融为一体，虽然现实关注更突出，但也导致了文学的社会自觉超过了文学本体的自觉，影响了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即便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大师，也时刻关注着现实问题，当然，他们的关注由于宏阔的视野和人性深度，另当别论。

二、浓厚的道德色彩。俄苏文学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这与俄罗斯文化及俄罗斯文学传统有关。众所周知，俄罗斯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10世纪末，弗拉基米尔大公从拜占庭直接接受了基督教。拜占庭基督教中希伯来文化的强烈的原罪意识，被俄罗斯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此后，由于被蒙古长期征服，这种原罪意识与苦难意识交融，在民族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浓郁的罪孽意识，这种意识在俄罗斯人心中渐渐扎根，使他们注重道德的修养，注重忏悔，并在灵与肉的冲突中肯定前者，否定后者，进而形成一种超越意识，一种执着于精神追求的理想主义，和一种强烈的殉道精神。因之形成了一种重视道德内省的民族传统。最早奠定俄罗斯文学重视道德基础的是普希金。他在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高举起俄罗斯式的道德旗帜，对当时相当流行的弘扬个性与自由，做出了独到的反思。他认为，弘扬个性与自由是必须的，但应该而且必须建立在责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个人在维护个性、追求自由时，必须意识到自己对自己，尤其是对他人的责任，妥善处理好为我与为他的关系。在诗体小说中，他对小说的男主人公奥涅金在采取行动时有无责任心，态度十分鲜明。当奥涅金以负责的态度，拒绝了达吉雅娜的求爱之后，普希金对其言行大加赞赏，不惜亲自站出来“现身说法”，并指出人们对他的不公:“我的读者，您一定会赞成，说在伤心的达吉雅娜面前，我们的朋友有着可爱的言行;他并非在这里才初次表现他的心灵中正直的高尚，尽管人们由于存心不良，对他丝毫也不宽宥……”而对奥涅金杀死自己的朋友连斯基的不负责任的举动，诗人则满腔义愤，痛加谴责。首先，他写到一个人为了些微小事而杀死自己的朋友该有何等难受的感触，接着，他展示了连斯基作为诗人可能建立的功勋——“他的竖琴原可能铿锵几千年”，最后忍不住深深感叹，愤怒声讨:“唉!读者啊，沉思的幻想家，这位诗人和多情的少年，已经死在他的朋友的手下!”更重要的是，他塑造了达吉雅娜这位俄罗斯道德的理想化身。在诗体小说中，达吉雅娜的个性被置于具有崇高道德意义的地位上面。在她身上，那种严肃慎重地对生活以及对他人的态度，那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深刻责任感，那种将生活视为高尚道德事业的特点，使她成为典型的“俄罗斯灵魂”。她在道德上不可动摇的坚定性和责任感，远远超出了家庭生活的范围，它独特、深刻地表现了甘愿做出自我牺牲的一代人的崇高理想，体现了俄罗斯民族传统的道德理想，展示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巨大的道德力量，对此后的俄罗斯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俄罗斯文学对此进行了深化。小说家们更多地从个人的道德内省或内心的善恶冲突中来表达道德的主题，高扬道德的旗帜（胡日佳先生指出:“屠格涅夫叙事学的现代精神还显示于他强调人的反省意识的意义。他说，‘在每一个活人身上存在着否定、‘反省’的精神要素，这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特点。‘反省’——这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弱点，是我们的毁灭，也是我们的生路……按照我们俄国的说法，反省意谓反思自己心灵的意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作家一为托尔斯泰，一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从基督教中获取营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观，表现了以劝善为使命的道德意识。

托尔斯泰是一位笃信基督的俄国作家，他一生都在寻找“正确的”宗教信仰，寻找上帝，最后终于找到了爱的上帝，爱的精神。爱的法则成了他救世的灵丹妙药，他在《福音书》里找到人生的答案和真谛。基督教的原始教义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他基于这个教义创造了自己的新的宗教哲学——托尔斯泰主义，这是一种福音书与东方宗教哲学相结合的新宗教，其核心思想是勿以暴力抗恶和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托尔斯泰刚登上俄罗斯文坛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写了评论其《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集》的文章，指出其创作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心灵的辩证法”，一个是纯洁的道德情感。其实，这两者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纯洁的道德情感往往是通过不断进行的自我观照与自我反省来体现和达到的，这贯穿于托翁的整个创作之中，在著名的《复活》中尤为突出。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托尔斯泰深入细致地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的精神从动物式的人和麻木不仁中复活，升华到一个不仅怜悯他人、爱他人，而且能为所爱的人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的崇高道德境界（聂赫留朵夫为了重新爱玛丝洛娃，也为了赎罪，愿放弃一切，并陪同她走上了漫长的流放远方之路;而玛丝洛娃则在重新爱上聂赫留朵夫之后，为了他的名誉与前途，毅然拒绝了他的求婚，而嫁给别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把渗透着基督精神，表现基督意识、思想、观念的俄国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从人和神人、受难之路与爱的力量、人的自由之路、双重人格——善恶本性的嬗变等方面，探讨了人性及人的出路问题，但陀氏的宗教观虽来自基督教，又与之有所不同。他的宗教观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神。他的宗教和他的文学创作都以人为中心。他所创作的人物形象表现人的善恶本性，表现人的“上帝”与“魔鬼”的搏斗，灵与肉的分裂所形成的双重人格;写出神人和超人以及由它们构成的启示世界和魔幻世界;展示人为了达到人格的完美和统一，为了达到精神的复活而走的一条痛苦的受难之路;写了人对基督的反叛后又向基督的皈依，也写了那些与神性的自由割断联系而不能得到复活，而导致个性的毁灭的人。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揭示“人的秘密”，展现出融于他的艺术世界中的全部宗教意识和形象体系，表现自己独特的道德意识。简单而具体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展示人的灵魂中善恶两极的交战。他从抽象的伦理道德原则出发，把人的心灵看作善与恶、上帝与魔鬼展开连续斗争的场所，因而，他的作品总是描写人的心灵善恶两极的激烈交战，从《双重人格》一直到最后的作品《卡拉玛佐夫兄弟》莫不如此。如其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的《罪与罚》，一方面描写了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某种类似“超人”理论及西欧其他理论的影响下，试图无视“平庸”的道德规范，证明自己的确是超人，可以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杀死对社会和人们有害无益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另一方面杀人后又受到良心的谴责，深感痛苦，小说生动而震撼人心地描写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决定杀人后的内心矛盾冲突，特别是杀人后善恶两极的激烈争斗。最终，他在为了他人勇于牺牲自己的索尼娅的影响下，善战胜了恶，主动投案自首了。

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的主旋律将不是现代文化的创造，而是更好的生活的创造。俄罗斯文学将带有比世界全部文学更多的道德特点和潜在的宗教特点。”这是很有预见性的，因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这一道德传统，道德探索成为其一个重要的主题，这在苏联50年代解冻以后的文学发展中尤为突出。此前较长一段时间，由于斯大林的高压统治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作家们更多地忙于写个人崇拜的作品，粉饰现实，歌功颂德。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道德探索在文学领域重新获得重视，突出表现是人道主义被视为当代苏联文学的旗帜与灵魂，出现了专门的道德题材文学类型。在道德题材文学中品中，其道德探索具体表现为:第一，着重谴责德国法西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罪行，如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第二，批判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者不关心人、不尊重人、不信任人的现象，如爱伦堡的《解冻》、特里丰诺夫的《解渴》;第三，强调表现普通人的人性、道德素质、思想感情，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中的主人公索科洛夫是典型代表;第四，从人的角度尊重敌人，在罪犯身上寻找人性，如涅克拉索夫的短篇小说《第二夜》宣称:“敌人也是人”，尼林的中篇小说《冷酷》写出了罪犯包金身上的人性，同时提出在革命斗争中应该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科技革命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追求物质享受、拜金主义盛行，文学创作中的道德探索进一步加强。具体表现为:其一，道德探索渗透到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如工业题材中格拉西莫夫的中篇小说《投产》、切尔内赫的剧本《来去之日》，农业题材中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最后的期限》《告别马焦拉》，战争题材中瓦西里耶夫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贝科夫的中篇小说《方尖碑》，国际题材中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岸》等。其二，以道德问题为中心内容的作品不断出现，其中的一类作品涉及“善”“恶”观念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如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白轮船》、特罗耶波尔斯基的中篇小说《白比姆黑耳朵》、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鱼王》;另一类作品则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写，暴露人们道德上的缺陷，如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为玛丽娅借钱》、特里丰诺夫的中篇小说《交换》《滨河街公寓》，利帕托夫的长篇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等。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浓厚的道德色彩表现为突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如前所述，东正教的思想，形成了俄罗斯人的人道主义传统，别尔嘉耶夫指出，“对于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同情是俄罗斯人的很重要的特征”，并且使俄罗斯人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现实不调和，志在未来，向往更好的、更加公道的生活”。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中，对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关注，始自拉吉舍夫，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目睹农奴制下人民的悲惨生活，不禁深深感叹:“我举目四望，人民的苦难刺痛了我的心。”而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外套》等作品则奠定了关心小人物的苦难和命运的传统。十月革命后，人道主义在苏联文学中获得了新的内涵。高尔基把它称为“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或“革命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是要把一切种族和民族的劳动人民从资本的铁蹄下彻底解放出来”，“是使整个劳动人民的世界摆脱嫉妒、贪婪、庸俗和愚昧——摆脱许多世纪以来摧残劳动人民的一切丑恶现象”，它决定了苏联文学在早期更多的是在阶级解放中体现人的解放，在社会、集体主义中体现个人的价值。50年代中期，反对“个人崇拜”而引起关于人道主义的热烈讨论，揭露官僚主义对人的不关心，控诉个人崇拜给人带来的危害，揭示战争中人的悲惨命运，把小人物放在艺术描写的中心，甚至从全人类的角度来写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被看作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正像肖洛霍夫所说的那样:“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帮助人民变得更美好，能够激发人的爱以及为人道主义的理想而积极奋斗的愿望。”

三、宏阔的人类视野或全球视野。俄苏文学具有宏阔的人类视野或全球视野，这也与东正教有关。早在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灭亡时，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家就已提出“第三罗马帝国说”，鼓吹俄罗斯民族是上帝选来承担特殊使命的民族，是基督教的真正体现者和捍卫者，只有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俄罗斯帝国的强大，才能使基督教复兴，才能使上帝的事业光大。最早论述“第三罗马帝国说”的是菲洛费伊，“他认为，第一个罗马帝国由于它任凭异端在早期基督教会中盘根错节而灭亡。第二个罗马（拜占庭）由于它同渎神的拉丁教徒缔结合并协定而陷落。现今，历史的接力棒已经递给莫斯科国家。它是第三个罗马，也是最后一个罗马，因为第四个罗马是不会有的。”（克雷维列夫）这一理论与东正教的千年王国说、基督论等结合，不仅对历代沙皇，而且对俄国知识分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形成了他们的大俄罗斯主义思想（如泛斯拉夫主义）;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他们特殊的历史使命感和宏阔的人类视野——俄罗斯民族富有实现社会真理，实现人类友好情谊的特殊使命，俄罗斯民族有义务实现千年王国。再加上东正教本身所具有的终极性追求，这使得俄罗斯文学具有相当的人类视野或全球视野。所以，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莫不以关注人性、人的灵魂的得救而具有人类性，从而体现了人类视野或全球视野。别尔嘉耶夫指出:“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进行创作不是由于令人喜悦的创造力的过剩，而是由于渴望拯救人民、人类和全世界，由于对不公正与人的奴隶地位的忧伤与痛苦。”米川正夫则具体谈道，在19世纪，俄国文学一面进行着本国社会状态之研究、批判，一面则不再把它当成只是俄国一国的地方问题，而发展到可以从一般人类的高处去加以观察和检讨的东西，因而获得了世界的意义。

到20世纪初，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揭示了一个主题——基督与敌基督（即反基督——引者）之间的斗争，这是基督教里一个著名的神学问题。……梅列日科夫斯基把基督与敌基督看作是世界历史上的两个原则，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在他这里，基督与敌基督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他所选择的历史人物的心灵之中，小说主人公的心灵世界成了基督与敌基督、基督教与多神教的战场，在这一点上，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类似。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两个原则的斗争史，是两个原则下的两个道德价值体系的斗争史。敌基督代表的实际上就是多神教的力量，主要体现的是人间的原则:人间的美、肉体的真理、快乐和对生活的享受等。基督所代表的是基督教的力量，基督教所教导的是更高尚的道德水准和价值取向。不难发现，多神教更接近人间生活，而基督教与人间的事情相距较远，与人间的幸福几乎是格格不入。基督教宣传的是禁欲主义，用地狱来威胁人。”（张百春）索洛古勃在《卑劣的小鬼》中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解剖人的灵魂与刻画二重人格的传统，深入解剖了人心中的罪恶与黑暗，揭示了人心中潜伏的破坏本能、毁灭本能。主人公彼列多诺夫具有明显的二重人格。表面上，他受过高等教育，是五等文官，还是为人师表的贵族中学教师，在公共场所，他也的确竭力展现自己受过教育、是个教师又是五等文官的一面。其实，这位教师心理极其阴暗、卑劣，他比别里科夫还要可怕。索洛古勃通过这一形象，充分揭露了“彼列多诺夫习气”的破坏性、可怕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它毒害人们，扼杀人们的生机，使人如履薄冰，生活在危险和畏惧之中。更重要的是，正如周启超指出的那样:“‘彼列多诺夫习气’的破坏性不仅表现在社会政治方面。它的可怕性，在小说的叙述中获得了一种超历史的概括性，一种形而上的本体性……彼列多诺夫的人性在狂想中丧失，他不仅成了那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魔鬼品性的牺牲品，而且更是被魔鬼缠住身心的折磨者，他折磨他周围所有的人……他整个儿是一个卑劣的小魔鬼。通过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向‘卑劣的小魔鬼’的蜕变，索洛古勃展开了他对人的性灵的拷问。他试图揭示在人的潜意识深层潜伏着的破坏本能、毁灭本能的可怕能量，而达到对现代人的人性本身被异化这一‘类本质’的透视。在这个层面上，‘彼列多诺夫习气’就不仅是‘当代俄国日常生活本身’的象征，而且还是‘现代人在异化世界状态中精神蜕变人格丧失’的象征。”别雷的小说《银鸽》《彼得堡》则把俄国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放到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来思考。在别雷看来，俄国东西方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俄国的前途与出路问题。俄国的知识分子由于过于西化，体现了一种欧洲式的理性，过分冷静理智，因而难以真正融入俄罗斯大地和民众的生活，而广大民众尤其是鸽派教徒尽管力量强大，代表了东方盲目的原始力，是一种亚洲式的自发力量，但由于过于愚昧、迷信，也无法使俄国得救。他们杀死了达尔雅尔斯基，表明东方战胜了西方，“东方的黑暗深渊”奴役着俄罗斯（阿格诺索夫等）。因此，解决俄罗斯东西方最好的办法，是两者“在形而上学的更高境界上互相融合”（马克·斯洛宁）。这些都体现了人类视野。

在苏联文学中，这种宏阔的全球视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具有人类视野。从20年代的叶赛宁一直到七八十年代的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许多的俄罗斯诗人和作家把文学与人的道德状态、人的生存环境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表现出神圣的忧患感。二是他们大量描写国际题材（如邦达列夫的《岸》），并在对战争等给人类带来灾难一类事件的反思中揭示人性（如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有时更把人道主义发展为对人、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三是对人类精神性的弘扬，这是20世纪俄苏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主流形态的现实主义作品塑造了一系列正面形象，弘扬人类的精神性，如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塑造了巴威尔、尼洛夫娜、保尔·柯察金等正面形象，强调了人类信仰的神圣性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性，非主流形态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十分关注人的精神性，他们或者大胆地揭露极权主义对人的精神的高压和操控，如扎米亚京的《我们》，或者辛辣地讽刺市侩们的物欲横流、拜金主义和奴性，如左琴科的短篇小说，或者歌颂人在历史巨变时期对真理的探索、对独立自由的追求和人道主义情怀，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参考文献

[俄]阿格诺索夫主编:《白银时代俄国文学》，石国雄、王加兴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修订本），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胡日佳:《俄国文学与西方——审美叙事模式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俄]克雷维列夫:（上卷），《宗教史》，王先睿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李莉:《左琴科小说艺术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日]米川正夫:《俄国文学思潮》，任钧译，台北，正中书局，1947。

[美]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17—1977）》，浦立民、刘峰译，上上海，海译文出版社，1983。

[俄]肖洛霍夫:《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的讲话》，《真理报》1965年12月11日。

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周启超:《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俄]佐洛图斯基:《果戈理传》，刘伦振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