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十七讲 索尔仁尼琴 俄罗斯的良心（第1页）

第十七讲索尔仁尼琴:俄罗斯的良心

索尔仁尼琴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奇才，也是俄国继蒲宁（1933）、帕斯捷尔纳克（1958）、肖洛霍夫（1965）后第四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1970），他炽热的人道主义情怀、独特的写作风格，在世界文学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艰难而幸福的一生

索尔仁尼琴（台湾地区译为“索忍尼辛”，1918—2008），1918年12月11日生于俄罗斯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伊萨基·谢苗诺维奇·索尔仁尼琴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在儿子出生前不久死于一次狩猎事故[1];母亲塔伊西娅·谢尔巴克是中学教师。由于他是个遗腹子，一直跟随母亲长大，全靠母亲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颇为艰难。1924年，他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并在这里最好的学校马里维奇学校读完中学。

母亲虔信宗教，对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索尔仁尼琴有很大的影响。舅母伊琳娜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影响，美国学者约瑟夫·皮尔斯甚至认为:“舅母虔诚的精神给他造成了恒久的影响。”正是在舅母的影响下，小索尔仁尼琴开始热爱文学经典:“伊琳娜还是一个狂热的艺术爱好者，她逐渐使她的这个外甥开始对文学怀有一种初始的、永久的爱。她有一个巨大的藏书室，并且鼓励索尔仁尼琴用这个藏书室来满足他日益增长的、贪婪的阅读渴望。他似乎也完全不需要鼓励。在他和舅母同住的日子中，他熟识了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大部分俄罗斯名著。十岁时，他初次阅读《战争与和平》，随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暑假中，他又多次重读它。正是在这段成长时期中，他开始将托尔斯泰看成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作家、一个值得崇敬的俗世中的偶像、一个应当效仿的榜样。”而且，“舅母伊琳娜的藏书室并不局限于俄罗斯文学。莎士比亚、席勒，尤其是狄更斯，都对他产生了影响。他最喜欢的一个作家是杰克·伦敦”。

此外，母亲和舅母在家里经常讲述内战的恐怖情景及其给家人带来的灾难（外祖父的家产被没收，舅舅差点被枪毙），并激烈、坦率地批判苏维埃政权，这与官方的宣传反差极大，甚至恰恰相反。这种家庭与国家间的冲突对索尔仁尼琴影响极大，他后来承认:“他们常常在家里说出一切，从不向我隐瞒任何东西，这一事实决定了我的命运。一般来说……如果你想了解我生命中的转折点，你就必须理解，我在童年时期曾经体验过如此紧张的社会张力，以至于它将其他的一切都推到一边，并且毁灭了它们……我内心中承受着这种社会张力，一方面，在家里，他们常常告诉我一切;另一方面，在学校，他们又常常影响着我的思维……因此，两个世界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划定了我今后生活将要遵循的道路。”

1936年，索尔仁尼琴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并且认识了该校化学系的同学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两人相爱。1939年，他考入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学习文学，并在罗斯托夫市以北的莫洛卓夫斯克镇一所中学担任天文学和数学教师。1940年4月，与娜塔莉娅结婚。194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并去莫斯科参加莫斯科文史哲学院的函授课程考试，恰逢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10月，他应征入伍，随后被派到伏尔加河畔科斯特罗马炮兵军官学校学习。1942年结业后被授予中尉军衔，并被派往萨兰斯克，那里正在组建炮兵侦察部队。正是在萨兰斯克，索尔仁尼琴开始写作，创作了《少尉》等几篇短篇小说。1942年11月，他作为炮兵连连长奔赴前线，带领部队战斗在第一线。1944年，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并晋升为大尉军衔。

1945年2月9日，他在东普鲁士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朋友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2]7月27日，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八年徒刑，在莫斯科附近及莫斯科的劳改营服役。1949年5月，被押解到哈萨克斯坦卡干达以北的埃基巴斯图兹劳改营服劳役，妻子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和他分手并调到梁赞市工作。1953年2月，刑满后作为“流刑移民”，被规定永久居住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绿杨树”山村，担任科克-捷列克中学数理教师。劳改营的八年生活永久改变了索尔仁尼琴的人生轨迹，决定了他的文学道路、作品主题，甚至思维方式和个人性格。他在江布尔州继续在劳改营就已开始的创作，把用小字写成的书稿卷成小卷藏进空空的香槟酒瓶子里。1954年1~2月，因患胃癌，他被告知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允许他住进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医学研究院肿瘤治疗所的13号楼，几经周折后最终被治愈。1956年2月，他被解除流放。1957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终于为他平反，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担任数学（一说物理）教师，并与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复婚。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他继续悄悄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完成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中短篇小说，《坦克知道真理》（一译《坦克了解真情》）、《你心中的光明》等剧本，诗体散文《小品集》（一译《袖珍散文》），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第一圈》。1959年，去列宁格勒旅行，认识了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他结识了《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后者的支持和帮助下，《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转呈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批准发表这部反映苏联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该小说写了“代序”，宣称:这篇小说“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赫鲁晓夫也称赞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1962年《新世界》杂志第11期发表了这部作品，它立刻就震撼了整个苏联，并且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索尔仁尼琴成了全国知名的新闻人物。《真理报》的一位记者甚至宣称:“索尔仁尼琴的文笔，很多地方使人想起托尔斯泰，我国文学界已增加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天才作家。”随着国外各种文字的版本的出现，他很快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并且很快于1963年被吸收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并被提名作为列宁文学奖的候选人（最终未能入选）。小说在苏联文艺界更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拉开了苏联集中营文学的序幕。此后，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大量产生。

1963年，索尔仁尼琴在《真理报》《新世界》等报刊连续发表了三部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同类主题的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一译《克列切托夫卡车站的故事》）、《马特辽娜的家》（一译《马特辽娜一家》《玛特辽娜之家》）、《为了事业的胜利》（一译《为了事业的利益》）。深受鼓舞的作家，爆发出了异乎寻常的创作热情，他开始齐头并进地创作大型作品《古拉格群岛》《癌症楼》（一译《癌病房》）和反映1917年革命的长篇小说，并对长篇小说《第一圈》进行修改。1964年，他辞去教师职务，并开始创作史诗作品《红轮》的部分章节。

1965年3月，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始受到公开批判，他开始受到压制。同年9月，克格勃抄走了索尔仁尼琴藏在朋友家中的很多手稿，其中有《第一圈》《胜利者的欢宴》和一些叙事长诗。但他毫不畏惧，继续悄悄地创作《古拉格群岛》和反映1917年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不过，这个时候他还能发表作品，也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言论。1966年《新世界》杂志1月号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扎哈尔的贴身吊袋》（一译《扎哈尔-卡利塔》）。这年的11月，莫斯科作家协会还应他的要求讨论了其长篇小说《癌症楼》。1967年5月，发表了他致苏联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公开信，这封信公开批评了文学作品的检查制度及对他的个人攻击，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同年，他与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分居（1973年3月两人离婚，4月他与同居多年的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登记结婚）。

1968年，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相继在西欧出版，引起了巨大反响。巴黎授予他本年度最佳外国长篇小说奖，美国科学院文学艺术部授予他院士称号。1969年夏天，他在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的陪同下，游览了苏联各地，并开始了两人的共同生活。同年11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与此同时，他请了几个人昼夜不停地秘密打印其小说《古拉格群岛》的手稿，并拍成缩微胶卷，找人偷偷带到国外。

1970年，瑞典皇家学院“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故而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他担心领奖后不能回国。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作品在国外影响很大，在国内则引发克格勃搜查作家的住所。1973年12月，揭露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内幕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第一、二卷在巴黎出版，使得苏联大众传播工具批判他的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他勇敢迎击，发表了题为《不要靠谎言生活》的呼吁书，呼吁抵制和拒绝一切谎言。

1974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捕，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并把他驱逐出境，用飞机强行送往西德的法兰克福。2月15日，他移居瑞士苏黎世，并于12月6~13日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领取了四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1975年，自传体作品《牛犊顶橡树》在巴黎出版，接着又出版了《红轮》之一部分的《列宁在苏黎世》。1976年他迁往美国佛蒙特州卡文迪什镇，在那里整整生活了十八年。他一方面继续创作并出版《红轮》和其他新的作品;另一方面开始补充、修订以前的作品。

1989年，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销1969年11月5日开除索尔仁尼琴作协会员资格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同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三卷集《古拉格群岛》。1990年，苏联政府恢复索尔仁尼琴的公民身份，苏联各大杂志相继发表《第一圈》《癌症楼》《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以及短篇小说《复活节宗教游行》《右手》《多可惜》（一译《何等可惜》《多么遗憾》）及《扎哈尔的贴身吊袋》等，并出版了他的政论小册子《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俄罗斯》。1991年苏联政府取消对他的叛国指控。索尔仁尼琴热爱自己的祖国，他曾说过:除了祖国，他并不想生活在任何地方，他的所有作品都同他的国家及其命运息息相关（尽管他对于祖国的命运，所思所想和别人迥然不同）。1994年5月，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但他对叶利钦“休克疗法”造成的乱局十分不满，1998年八十大寿时，他公开拒绝接受叶利钦颁授的圣安德列勋章。1997年，他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回国后，索尔仁尼琴几乎把全部精神用于从政治、文化、精神上诊治俄罗斯社会的弊病，先后出版了多本为俄罗斯“诊病”与指路的专著，希望国家回到伟大的俄国传统。2007年新年期间，在与中华读书报记者孙越晤谈时，身体已极度衰弱的索尔仁尼琴还坚称:“只要我活着，就要给国家开药方。”同年，时任总统的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了俄罗斯的最高荣誉奖——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尤里·奥西波夫在宣布获奖者时称，若没有索尔仁尼琴的作品，“20世纪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普京则在颁奖典礼上更具体地谈道:“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颁奖典礼结束后，普京还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去克里姆林宫领奖的作家。普京对他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2008年8月3日，他在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索尔仁尼琴的一生，的确是艰难而幸福的一生。

其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尚未出生，父亲就去世了，由寡母抚养成人，童年至青年生活都颇为艰难;其次，他在部队作战机智勇敢，两次获得勋章，却因在私人通信中隐隐批评斯大林而被判刑八年，然后又被流放三年，生活更是艰难，创作尤为艰难，据他在自传体作品《牛犊顶橡树》中记载，每次偷偷写好作品后，不得不“将写有文字的纸页卷成筒形，把小纸筒装进香槟酒瓶里，再把酒瓶埋在自家的园子里”;最后，热爱祖国、故土难离的作家，发表作品成名后，享誉世界，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因大胆、尖锐地揭露社会、政治黑幕，被驱逐出境，在国外漂泊二十多年，其辛酸和艰难更可想而知。

其幸福表现在:第一，有很好的亲人。母亲关爱他，舅母伊琳娜爱护他，引导他，培养了他良好的宗教素质和狂热的文学爱好。前妻也一度是他的知音，后妻更是理解他、支持他，在他最艰难的岁月里陪伴他，使他能安心写作。第二，是他颇为幸运。他年轻时曾得了胃癌，被医生判定只能活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是在医疗条件并不好，不可能获得精心治疗的乌兹别克斯坦，但他居然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不仅绝症奇迹般地彻底治愈了，而且还活到89岁的高龄，以致后来他将此视为神的旨意，目的就是让他替众多的冤屈者道出集中营的实情。这是人生最大的幸运，对于一个伟大的作家来说，也是一大幸福，正因为长寿，他的那些代表性作品才能创作出来。第三，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幸福还表现在生活在俄国波澜起伏的历史年代，正因为有赫鲁晓夫的反个人崇拜，他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才能问世，让他一举成名;正因为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和苏联的解体，他在晚年才能非常幸运地被平反，并回归自己特别热爱的故国，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几年，而不必客死在他厌恶的另一个世界——沉沦于物欲汪洋的消费主义的美国。第四，他的幸福还表现在其多方面成就在他在世时和去世后得到俄罗斯和世界各国的公认。他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登上了作家可以享有的荣誉巅峰，享誉世界各国，这是他在世时对其文学成就的最高承认;而他不仅仅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诗人，更是一位历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毕生追求公平与正义，给俄罗斯留下了丰厚的思想和文学遗产，还在有生之年就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反映了他在社会活动和精神、思想方面获得的高度评价。他去世后，俄国媒体称之为“著名作家、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并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和历史研究闻名世界”;普京在唁电中说，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逝世是对全俄罗斯的沉重打击。我们为我们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同胞和同时代人感到骄傲。他坚强勇敢的精神和巨大的内在人格魅力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的创作活动和社会活动，以及漫长而坎坷的生活道路将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他进而指出，索尔仁尼琴“整个一生的艰辛之路”都将“给我们留下一个范例，印证着对人民、对祖国，以及对自由、公正和人道主义的全心投入与无私奉献”。戈尔巴乔夫则称，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命运的特例，他的名字将存留于俄国历史”。法国总统萨科齐宣称:“不妥协、理想主义和他漫长而又起伏多变的一生，使索尔仁尼琴成为一个来自小说中的英雄，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继承人。”南非作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则认为，索尔仁尼琴是“我们时代的巨人”，“一位伟大的俄国爱国者……无可置疑的托尔斯泰的继承人”。

二、小说创作:描写时代痛苦，反对极权主义

从1942年开始创作，到2008年逝世，索尔仁尼琴创作时间长达六十多年，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其主要作品有（按构思和写作日期排列）:诗歌《布登尔卡监狱回忆》《一个囚徒的梦想》（均1946），《跨越两重藩篱》《不倒翁》《浪漫诗》（均1947），《暮雪》（1948）、《从这里无法返回》《弃绝》《砌石工》（均1950），《囚徒的权利》《第七个春天》（均1951），《俄罗斯》《赞美诗》《告别苦役》（均1952），《三月五日》《返回星星那里》《执政官》（1953）;长诗《小路》（1947—1953）（以上作品均收入1999年出版的诗文集《醒悟》）;短篇小说《少尉》（1942），《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玛特辽娜一家》（均1959），《右手》（1960），《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1962），《为了事业的胜利》（1963），《多可惜》《扎哈尔的贴身吊袋》（均1965），《复活节宗教游行》（1966），《青年后生》（1993），《纳斯坚卡》《反正都一样》（1993），《自我》《杏浆果》（均1994），《在断折处》（1996），《热里亚堡移民新村》（1998）;中篇小说《请爱革命吧》（1948），《阿德林格·施温基登》（1998）;长篇小说《第一圈》（1955—1968），《古拉格群岛》（1958—1968），《癌病房》（1963—1967），《红轮》（1936—1990）;自传体作品《牛犊顶橡树》（1967）;剧本《胜利者的欢宴》（1951），《俘虏》（1952），《劳动共和国》（1954），《坦克知道真理》（1959），《风中之烛》（1960），《爱情女与无辜人》（1970），《寄生虫》（1981）;散文《小品集》（1964）、“流亡随笔”《落入两扇磨盘间的谷粒》（1978—1994），《二百年同行》（2001—2002）;政论文《我们应当怎样安置俄罗斯?》（一译《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1990），《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5）、《分崩离析的俄罗斯》（一译《倾塌的俄罗斯》，1998）（以上三部也被称作关于俄罗斯的“政论三部曲”），《呼吸在恢复》（2004）。此外，他还留有大量其他散文，并编纂、出版了《俄语语言广义词典》（1990）。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其小说，最重要的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古拉格群岛》《红轮》以及将要专门分析的《癌症楼》。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其创作特色，同时也集中、突出地表现了索尔仁尼琴一贯的创作主题:描写时代痛苦，反对极权主义，这也是他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根本原因。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是描写劳改营囚犯一天生活的中篇小说，作家后来主要因为这个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