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十四讲 普拉东诺夫 追寻真理和生存意义的哲理小说家（第1页）

第十四讲普拉东诺夫:追寻真理和生存意义的哲理小说家

普拉东诺夫是俄国20世纪出色而富有哲理深度的小说家之一，他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理性的专制，追寻真理和生活意义，在俄国现当代小说中独树一帜，但因为受意识形态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回归，广为人知。

一、自学成才的哲理小说家

普拉东诺夫（1899—1951），原名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克利缅托夫（后发表作品时借用父名作笔名，改姓普拉东诺夫），1899年8月20日生于俄罗斯中央黑土区沃龙涅日市郊驿站村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父亲是铁路机车修配厂钳工，把诚实的品格和高超的技艺传给了他，母亲是钟表匠的女儿，温厚善良，多病早亡。普拉东诺夫7岁进教会学校学习，后进入沃龙涅日市立中学学习。但作为一个有11个孩子的大家庭的长子，1914年他不得不辍学做工，帮父亲分担家庭重担。他先后当过火车司机的助手、管道厂的铸造工、机车修理厂工人，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后来在20年代的一篇自传性文章中回忆道:“我的日子过得很艰难，生活把我从孩子瞬间变成了成人，我没有时间做青年。革命前我是个孩子，革命后已来不及成长，生活驱使我马上皱紧眉头努力打拼。”

1918年，他考入沃龙涅日综合技术学校，接着进入沃龙涅日铁路综合技术学院学习，并开始参加文学生活，思考哲学与人生问题，还发表了一些政论、诗歌、短篇小说，沃龙涅日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工人哲学家。”从1919年起，他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有所交往，与“山隘派”作家皮里尼亚克、伊万·卡达耶夫等关系较好，并受到其一定的影响，也受到以赫列勃尼科夫等为代表的俄国先锋派文学的影响。1919年夏，他参加红军，先后担任过战地记者、军用列车司机助手、铁道兵特种部队战士，1921年因患伤寒和肺结核而复员，随后领导沃龙涅日的抗旱特别委员会，并在铁路综合技术学院继续学习。1924年完成了铁路综合技术学院的学业，先后当过土壤改良技师和农业电气化专家，并于1926年被推选进农业经济和林业工作联盟中央委员会，举家前往莫斯科，不过很快又被解职，派往坦波夫省土壤改良管理部门工作。但他仍然热爱文学，刻苦自学，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为了深化思想，开拓视野，他还广泛自学多方面的知识，阿格诺索夫等指出:“普拉东诺夫的办公桌上，除了与工作有关的笔记、经济报表、图纸以外，还有关于古代历史、土地使用的书，最新的物理学与数学，也有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与Н。别尔嘉耶夫、Н。费奥多罗夫、П。弗洛连斯基等人的著作，有无产阶级诗歌，有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1927年，他定居莫斯科，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

在这一段时间，普拉东诺夫的作品主要有:论文集《电气化》（1920），诗集《蔚蓝色的深处》（1922，这也是他唯一的一部诗集，曾受到勃留索夫的好评），短篇小说《轮班》（1918）、《上帝》（1920）、《谢尔盖和我》（1921）、《叶利克》（1921）、《马尔孔》（1921）、《儿时的回忆》（1922），中篇小说《电的祖国》（1926）以及科幻三部曲:短篇小说《太阳的后裔》（又名《思想的撒旦》，1922）、《月球炸弹》（1926）和中篇小说《以太系统》（1926—1927）。[1]这些早期作品尤其是小说，由于是试笔时期的创作，文学价值不是太大，但也开始体现自己的特点。其一，追寻真理，善于从哲学的高度来思考社会、人生的问题，探索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道德、人与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以及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等重大问题;其二，大多源于自身的生活经历与感受，反映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命运;其三，既有浓郁、怪诞的浪漫主义色彩，又有严肃认真的现实主义特色，“并逐步从浪漫主义的、怪诞的乌托邦式空想，进入到现实主义的、严肃的反映社会真实生活的纪实写作”（《切文古尔镇》序，薛君智）。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普拉东诺夫确立自己大师地位的时期，也是其创作的高峰期。阿格诺索夫等认为:“1927年可以看成是俄罗斯文学出现一位新的大师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里，普拉东诺夫完成了一系列中篇小说，主要有:《空中站》《叶皮凡水闸》《格拉多夫城》（一译《戈拉多夫市》）、《内向的人》《驿站小村》《国家的建设者》（即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的第一稿）等。同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叶皮凡水闸》，包括《叶皮凡水闸》《戈拉多夫市》《沙乡女教师》等作品，这部小说集为作家赢得了声誉，也引起了高尔基的注意:“应该承认，我更加乐意阅读，甚至贪读俄罗斯‘青年’（作家）的作品。我国有令人惊叹的多种类型的作家，他们相当有胆识。本年内我喜欢的作家有:安德烈·普拉东诺夫、扎亚伊茨基、法捷耶夫、奥列沙。”

1928年，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内向的人》问世，1929年，第三部小说集《能人的来历》出版。他还完成了两个三部曲:反官僚三部曲《格拉多夫城》《契—契—奥》（1928）、《疑虑重重的马卡尔》（1929），反乌托邦三部曲《切文古尔镇》（1928）、《基坑》（一译《地槽》，1930）、《初生海》（一译《岩浆海》，1934），以及反映农业集体化问题的中篇小说《有利可图（贫农纪事）》（1931）。1932年，写作了中篇小说《面包与阅读》。1933年，开始写作一生中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幸福的莫斯科》（首次发表于《新世界》1999年第9期，片段式地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一群代表着新生苏维埃国家的希望与活力的年轻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描绘了充满混乱、痛苦、忧郁、疑惑和失望的病态的莫斯科城市生活，表达了作家对乌托邦社会中俄罗斯人民的关怀与同情，对人民命运的怀疑和担忧，也反映了作家建设或实现未来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之理想与抱负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的失落与幻灭），1934年创作了短篇小说《垃圾风》《龟裂土》。其中，《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和《有利可图》两部作品使作家受到猛烈的批判，以致反乌托邦三部曲无法正式发表和出版。

《疑虑重重的马卡尔》的主人公马卡尔是一位“头脑空虚、双手灵巧的”老实农民，因为受到官僚主义者丘莫沃依的欺压，来到莫斯科，以便“在教堂和领袖的金色脑袋下”寻找国家的中心，求得公道，“给自己找到生活”，结果发现那个欺压他的官僚主义者丘莫沃依就在工农检察院工作。他还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一位高高站在山顶、仰首远眺的“科学的人”，他一言不发，想的只是“一切的人”和“全局的规模”，“而不是这么一个马卡尔”。作品对官僚主义乃至最高领袖进行了讽刺，惹怒了斯大林，遭到上至苏联最高领导层下至文学评论界的猛烈批判，这使得杂志社和出版社不敢公开发表或出版他的作品，以致他生活陷入极端穷困之中，为了谋生，不得不一度到作家协会大院去当守门人和清洁工。

《有利可图》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叙事，“我”是一个“赤诚的贫农”，走访了中央黑土区十一个集体农庄、农业公社、铁匠村、共耕社、畜牧场，了解“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时期的实际情况，结果成为“英勇的、动人的和悲哀的事件的见证人”:几乎到处都存在着极“左”的情绪和倾向，用行政命令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和农村公社，硬性规定农民超量超速完成工作任务，因“多余的革命热情”而烧毁富农的房屋。“我”也发现一位头脑清醒的农庄主席库德洛夫，他严格执行自愿原则，不强迫农民入社，不搞过火行动，而是“根据农民阶级的心灵状态”，来决定农业集体化发展速度的节奏。作家的用意就在这里:一切社会运动，包括农业化集体运动，首先应根据“农民阶级的心灵状态”来进行，关注人和人的心灵比开展路线斗争更重要，极“左”政策是革命事业的主要危险。这简直是跟当时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唱反调，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从而受到更严厉的批判。

1930年，他被迫回到列宁格勒斯大林金属制品厂涡轮车间工作。1931年，又到苏联重工业委员会担任主任工程设计师。他曾先后给斯大林和高尔基写信，承认思想错误，并请求允许发表作品。1933年夏，在高尔基的帮助下，他参加了赴土库曼斯坦考察的作家团，后来写出了两篇著名的东方主题小说:短篇小说《黏土地带》和中篇小说《江族人》。1937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波图坦河》，这是1929年后作家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

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普拉东诺夫经常受批判，处在随时都等待逮捕的阴影中，靠撰写文学评论文章勉强度日。而且1938年5月，他唯一的儿子——年仅15岁的中学生托沙因“图谋杀害斯大林”罪被逮捕并被关进集中营（后通过肖洛霍夫出面找斯大林，才弄清是因为托沙和另一男孩同时爱上班上的一位漂亮女同学，那男孩为铲除情敌诬告他想要炸毁克里姆林宫，因而被释放回家，但监狱的折磨和殴打已使孩子重病在身，死于1943年），更使他心灵遭受了巨大创伤（好在1944年底女儿玛莎出生，给作家带来一些欢乐）。因此，创作数量大大减少。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江族人》（1935）、《德然》（1938）、短篇小说《谢苗》（1936）、《尤什卡》（1936）、《第三个儿子》（1936）、《弗罗》（1936）、《永生》（1936）、《七月的雷雨》（1938）、《奥尔加》（1938）、《新鲜的井水》（1937—1939）、《在半夜的天空中》（1939）、《机车司机的妻子》（1940）、《美好而狂暴的世界》（1941），以及短篇小说集《波图坦河》（1937）。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弗罗》《七月的雷雨》《第三个儿子》《美好而狂暴的世界》。

《弗罗》写年轻女性弗罗对远去西伯利亚工作的丈夫的一片深情——为了与他见面，不惜让父亲拍电报假说自己病危，从而让丈夫回家，与丈夫度过了相当美好的十来天。小说中小儿女恋爱心理细腻动人，别具一种艺术魅力，成为描写爱情的经典之作，不仅被拍成电影，还被选入苏俄中学语文课本。

《七月的雷雨》写小姑娘玛莎带着小弟弟去外婆家，回家途中遭遇暴风雨，她勇敢地保护弟弟的情景，不仅生动地写出了儿童的心态，而且写出了小姑娘玛莎那份爱的力量。

《第三个儿子》写六个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回到乡下参加母亲葬礼的种种情形，虽然尚未展开，但写得简洁生动，受到海明威的高度称赞，并影响了拉斯普京的著名小说《最后的期限》。

《美好而狂暴的世界》则写优秀的一级火车驾驶员马尔采夫因为一次出车时骤遭雷雨，因闪电过强导致眼睛暂时失明出了车祸，差点酿成车毁人亡的惨剧，结果受到政府怀疑，被逮捕入狱，“我”作为他的徒弟和副手后来设计用电击试验澄清了事实，证明他无罪，获得了自由，但导致他变成瞎子。徐振亚指出:“实际上这故事背后隐藏着一个对当时的苏联现实具有迫切意义的严肃问题:做瞎眼的自由人还是明眼的囚徒?为什么美好而狂暴的世界要毁灭那些出类拔萃的高尚人物?”

淡修安指出，《弗罗》《波土丹河》（即《波图坦河》）和《阿芙罗狄蒂》三部小说，打开了俄罗斯人民日常生活中最隐性的一个侧面——爱情生活在新型社会机制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小说通过描写普通俄罗斯男女如何在爱情中培育情感生活和情感文化，揭示出个人情感生活与整体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小说反映了作家这个“未脱离人民的知识分子”在革命的**与狂热消散之后，在冷静观察和沉思俄罗斯人民现实生活之后，总结出的比较现实的爱情观，即“爱情应是人们创造的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只能开始和存在于家庭。两个人囿于家庭内部的幸福，如果不从宏大的现实中汲取营养，不赋予其全民的追求和理想层面的高深情操，则这种幸福很可能就会枯竭或变形扭曲”。在《第三个儿子》和《美好而狂暴的世界》中，普拉东诺夫集中思考和求索的是新社会中普通俄国民众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以及生与死、善与恶等哲学命题，强调了他作为成熟的人民的知识分子重视“生的意义而非死的价值”的现实性生命观。儿童主题小说《七月的雷雨》中，普拉东诺夫的艺术思维开始回归明亮、圣洁的儿童世界，作家怀着甜美的心态及深切的关怀，触摸和探索着人类最初、最纯洁的天性，从而为自己求索的个体与整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答案——回归儿童的天真和快乐，体验和获取生命最纯洁而神圣的价值和意义。

淡修安进而指出，以1934年中亚题材的小说《黏土地带》和《江族人》为标志，作家的创作出现了转折，他试图改变既有的创作主题和风格，更加集中地描写新生苏维埃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细节，主题基本以表现社会生活的基础元素，如家庭、爱情、亲情等为主，情节更加接近现实，以描写俄罗斯人民个体的心灵和情感、普通家庭的奥秘和特殊历史环境下民族的命运等现实题材为主，叙述格调趋于平缓、舒畅，先前特异、辛辣、尖锐且才华横溢的普拉东诺夫风格几乎消失得无踪无影。

1941年秋，卫国战争爆发不久，普拉东诺夫举家迁到乌法，在那里他整理出版了巴什基尔民间故事集《巴什基尔故事集》。1942年初，他被批准以大尉的军衔作为军事记者，上了前线。他不辞辛劳，勇敢无畏，深入战士们中间。后来，奥尔贝格将军退休后回忆道:“普拉东诺夫是个勇敢、有献身精神的人。他绕开了方面军、集团军以及师级的指挥所，没有在那些地方滞留，径直奔向团、营、连，奔向战壕、避弹所，去接触士兵们……他冲到最前线就是因为在那里可以真正看到战斗生活和处于极端条件下人们。”因此，他两次负伤，肺部里还留有弹头。但他收集了不少素材，出版了多本故事集:《具有崇高心灵的人们》《在祖国的天空下》《装甲兵》《祖国的故事》（均1943）、《过河》（1944）、《日落的方向》《永恒的荣誉》（均1945）、《士兵的心》（1946）。这些作品主要描写苏联军人的爱国热情和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尤其善于真实地表现战争的真实和人们的真情。

在三四十年代，普拉东诺夫接受高尔基创作喜剧的建议，还写下了《十四所红色房屋》《手摇风琴》《高度紧张》《父亲的声音》《失踪者或者战线附近的小木屋》《战士——劳动者，或战后》《皇村中学的学生》等戏剧作品。

1946年，少校普拉东诺夫因严重内伤退役，但他仍坚持工作，继续创作。同年，发表短篇小说《伊万诺夫一家》（后改名《归来》）。小说写禁卫军大尉伊万诺夫战争结束后复员，对家庭生活充满期望，满怀深情，回家后发现11岁的儿子彼佳很懂事也很能干，但过早成熟，5岁的小女儿娜斯佳也懂事又能干，只是妻子在极端难熬的艰难岁月里，一度接近过追求她的区工会指导员，后来又有一个男子谢苗-叶夫谢常来关照两个孩子和他的妻子，妻子对他也满怀柔情，但仍然爱着丈夫。伊万诺夫心里十分难受，决定离家远走，去找同自己一起回乡的玛莎。当他坐上火车后，发现儿子彼得拖着妹妹跌跌撞撞地向他奔来，正在追赶自己，深受感动，于是跳下车来，向儿女们走去。俄国当代学者波尔塔芙泽娃在《普拉东诺夫50年代儿童小说中的文本和互文性文本》一文中认为:“《归来》以其短小的叙事规模取得了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宏大的史诗般的叙述效果，主人公从英雄的史诗中走进了平凡的日常生活。”英国学者利温克斯通指出，就归来的主题而言，小说《归来》与荷马的史诗作品《奥德赛》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并且普拉东诺夫的归来主题表现得比《奥德赛》更丰富和深刻，其中不仅有时空上的归来，而且有心理和精神上的归来。[2]淡修安更具体地谈到，小说在“二战”后的苏联文坛第一次摒弃了苏维埃文学中传统的神圣英雄题材，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从战争回归和平生活”这一主题。与当时大量充斥着胜利喜悦与节日欢庆基调的、描写战后和平幸福生活的作品迥然不同，《归来》真实地反映了“二战”后艰难、复杂和悲苦的现实生活，触及了战争造成的家庭不幸和心灵创伤，凸显了战争状态下人的心灵和个性的扭曲和错位，强调从战争回归和平生活是一段充满艰辛和苦痛的漫长历程。《归来》是普拉东诺夫对战争罪恶的深刻而严厉的谴责，对因战争而扭曲的人性的无限惋惜和痛心，对世人以宽容之心包容和医治战争创伤的号召，对回归和平生活的深情呼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