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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茨维塔耶娃 烈火中歌唱的凤凰（第1页）

第十讲茨维塔耶娃:烈火中歌唱的凤凰

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俄国最出色的大诗人之一，也是20世纪俄国与阿赫玛托娃并称的最伟大的两位女诗人之一。

一、艰难坎坷而又**燃烧的一生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1892—1941），1892年9月26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上层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莫斯科大学艺术史教授，著名学者、古希腊文化专家，后来成为著名的莫斯科鲁缅采夫博物馆馆长，为人善良、随和，无私而勤奋，一心扑在事业上;母亲是天才的钢琴家，茨维塔耶娃从她那里继承了非凡的音乐才能。“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都很流利。”（利莉·费勒）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茨维塔耶娃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熏陶，既有音乐方面的（母亲曾希望她成为一个钢琴家，但她更爱文学），也有文学方面的（父亲的藏书十分丰富，诗人从小就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还有文化方面的:“茨维塔耶夫教授家里笼罩着古希腊和伟大罗马的精神。赫拉克勒斯与阿喀琉斯、阿里阿德娜与狄奥尼索斯、欧律狄刻与俄耳甫斯、维纳斯与普叙赫——在茨维塔耶娃心目中，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名字，他们是真实的人物，起初活跃在少女的意识里，后来则出现在诗人成熟的创作中……”（安娜·萨基扬茨）更有语言方面的:没有进入大学受过系统教育的诗人后来精通德语、法语等多种外语，就得益于家庭的教育和语言文化氛围。

茨维塔耶娃先后在几所学校学习，但都未能读到毕业。1902年母亲得了结核病，从此茨维塔耶娃经常陪伴母亲出国治病，先后到过意大利、瑞士和德国，直到1906年母亲去世。茨维塔耶娃6岁开始写诗，16岁开始发表作品。刚满18岁，第一本诗集《黄昏集》出版，就获得了当时著名诗人和评论家勃留索夫、古米廖夫、沃洛申的一致好评。1911年5月，诗人到科克捷别里看望沃洛申，在那里和谢尔盖·雅可夫列夫·埃夫隆一见钟情。1912年，她与谢尔盖结婚。婚后，两人一起游历了意大利、法国、德国。同年，大女儿阿里阿德娜（小名阿莉娅）出生。1913年，父亲茨维塔耶夫教授去世。1917年，小女儿伊丽娜降生。

十月革命胜利后，谢尔盖在1918年1月去罗斯托夫，参加了志愿军（白军），随后又跟随溃败的白军逃亡克里木，这样他们就经历了整整四年的分别（而从1919年3月到1921年7月，她跟丈夫完全失去了联系）。诗人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莫斯科，缺衣少食，生活十分艰难。其中，1919年秋冬至1920年是其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丈夫杳无音信，孤寂、赤贫、饥饿、严寒，小女儿伊丽娜竟被饿死。1922年，经过作家爱伦堡的努力和帮助，她终于得知丈夫埃夫隆流亡在国外后，便追随丈夫到了国外，先后在德国的柏林、捷克的布拉格、法国的巴黎等地侨居。历经坎坷，一家人终于团聚了。1925年，儿子穆尔出世。

然而，在丈夫远离的日子以及在国外生活的日子，她的生活都很艰难，不仅要靠写作挣钱养家，还经常要花大量的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尤其是在与丈夫分离的那些年里，她不仅要独自挣钱抚养两个孩子，还要承受几乎所有的家务劳动:每天天刚蒙蒙亮，就得起床，劈木柴，生炉子，在冰冷的水里洗土豆，削土豆皮，煮土豆，收拾房间，打扫，擦拭，洗衣服;整天忙碌，只有到了夜间，才有一点点写作时间。1921年她致信阿赫玛托娃:“生活复杂。我仍在挣扎，因为知道自己还活着……挣扎，整天为别人操劳。离开艰难就难以存活——对此我感到难以言喻……我挤时间写作——仿佛得到奖赏似的。诗歌——是奢侈品。总有一种感觉，我没有权利写作。”而“茨维塔耶娃在捷克的生活环境偏僻孤独，类似‘监狱’，她强烈渴望跟外界进行交往，渴望向人们讲述她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情况”。生活条件更是简陋而艰辛:“两个小房间——小到不能再小，墙壁上挂满了铁炉子的烟筒。所有的家什都明摆着，一走动就磕磕绊绊，甚至会碰倒什么东西。铁锅饭碗、几张凳子、洗脸盆、箱子、东西都很肮脏，让人看了就生气。单是那些笔记本就没有地方存放。吃饭、写字使用同一张桌子（丈夫写博士论文《圣诞节的圣像画研究》，阿莉娅做法语翻译练习，我匆匆忙忙地写《捕鼠者》）。”（安娜·萨基扬茨）

作为母亲、妻子、家庭主妇，诗人必须天天为世俗的日常琐事忙得团团转，而只能尽可能地挤时间进行创作，这使她十分憎恨世俗的日常生活。她女儿阿里阿德娜谈道:“她憎恨日常生活——由于这日常生活难以摆脱，由于要日日操劳无益的重复，由于占去主要事情所需要的时间。一生都在忍耐地和孤独地克服着日常生活。”马克·斯洛宁更具体地谈道，她“深深爱着儿子和女儿，但是对他们的关怀只能加重她肩上的负担。一个诗人成了繁琐的日常生活的俘虏，被钉在每天的令人厌恶的劳役上——这便是茨维塔耶娃的悲剧的一个方面之所在。另一个方面则是，‘岁月’从她身边逝去了”。所以，她把自己的创作解释成是“反抗世纪、重量、时间、分数的阴谋”。

1939年6月19日，茨维塔耶娃在几经踌躇之后（她预见，回到当时的俄国——苏联后，自己的作品很难发表，甚至创作都会很艰难，曾在自己的手稿本上这样写道:“是永远也不能再见到俄国好呢，还是永远也不能再见到我的手稿好呢?万一非要让我两者选其一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显然，俄国有我没我都无所谓，可是我的手稿不能没有我啊。同样，我没有俄国照样活，可是没有手稿，我活不了……我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在这手稿里”），终于结束了长达17年的流亡生活，回到莫斯科，同先期回国的丈夫和女儿阿莉娅团聚了。然而，她的妹妹阿娜斯塔西娅已经在1937年被逮捕。她回国后的“日常生活相当艰难，点煤油炉，挖地窖，家务杂事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偶尔才能坐下来谈谈心”，甚至一连34天从早到晚洗洗涮涮，两只手臂由于过分劳累都脱了一层皮（安娜·萨基扬茨）。1939年8月27日，女儿阿莉娅被捕。10月10日，丈夫又被捕入狱。她的作品被封杀，只能靠翻译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她曾给斯大林写信，申诉自己的情况，希望得到公正待遇，但毫无结果。“失去了亲人，无家可归，许多事情无能为力，四周围绕她的几乎都是冷漠的人，尽管赞赏她的诗歌作品，她缺乏真正的知心朋友，因而觉得自己是谁也不需要的人，她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为了儿子，绝不能倒下，为了保持好名声，必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安娜·萨基扬茨）她只好在料理家务、管好儿子、尽可能地给监狱中的亲人送些东西之余，埋头于创作尤其是翻译来进行自我拯救。（安娜·萨基扬茨指出:“对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说来，诗歌翻译不仅是维持生活的手段，而且是一种自我拯救，让她暂时忘却处境的险恶，这种处境正以无法遏止的力量把诗人变成无足轻重的一粒尘埃。”）

卫国战争爆发后，1941年8月18日她和儿子穆尔被疏散到小城叶拉布加，由于各方面都极其艰难，她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试图在文学基金会开设的食堂里当个洗碗女工都没有成功，于是她给儿子穆尔写了一封信:“穆尔雷卡!原谅我吧，往后日子更艰难。我病得很重，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我爱你爱到狂热的地步。你该明白，我再也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如果你见到爸爸和阿莉娅，告诉他们，直到最后一刻我都爱他们，并给他们解释，我已经身陷绝境。”1941年8月31日，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虽然生活历经艰难坎坷，但却是**燃烧的一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爱之**燃烧。在这方面，诗人的一生堪称**燃烧的一生，她有点像19世纪诗人丘特切夫，能同时真诚地爱几个人[1]，但她比丘特切夫更富于爱的**，几乎时时刻刻爱之火都在熊熊燃烧。诗人自己在1923年给恋人罗泽维奇（1895—1988）的信中承认:“须知我不是为平庸而生。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熊熊燃烧的火!我能够同时跟十个人保持关系（良好的‘关系’!），发自内心地对每个人说，他是我唯一钟爱的人。”她在真诚地爱着丈夫谢尔盖的同时，还不断产生新的热烈的爱情，既有同性恋（如与女作家帕尔诺克相恋），也有异性恋（如和曼德尔施塔姆），更有精神之恋（如和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一生中爱过许许多多的人。即使在生活极为艰难的时候，她也依旧多情，时常发生一些热烈的爱情。这种**燃烧的爱情产生的原因，既有俄国文化的因素，更与诗人本人的性格有关。

别尔嘉耶夫指出:“对待爱情，俄罗斯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是有区别的。我们在这种关系中经常比西方人更自由些;我们认为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个人的问题，并不涉及社会。如果法国人说爱情自由，那么他指的首先是性的关系。而很少按自然来感受事物的俄罗斯人则从另一个角度，即感情的价值（它不依赖于社会法律、自由和正义）去理解爱情的自由。俄罗斯知识分子认为，以真正的爱情为基础的男女之间认真的和深刻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婚姻，即使它没有经过教会仪式和国家法律使之神圣化。相反，男女之间的联系，即使经过教会和国家法律的神圣化，如果缺少爱情，如果是靠生育和金钱打算维系的，那也应该看成是不道德的，这种关系可能成为道德败坏的掩盖物。”正因为如此，俄国人在爱情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认为爱情纯属个人的私事，只要真情所至，就可以轻松自由地相爱。

诗人的丈夫谢尔盖则指出:“玛丽娜是极易动情的人……没头没脑地投入感情风暴，仿佛空气一样，成为她生活的需要。至于由什么人煽起感情风暴反倒并不重要了。自我欺骗——几乎永远是历次风暴的基础……情人一经虚构出来，感情风暴便呼啸而至。如果煽起感情风暴者是个微不足道、目光短浅的人，很快便会露出原形，玛丽娜因此就又陷入了绝望的旋涡……而一切风波都是在敏锐而冷静的头脑支配下发生的（甚至是伏尔泰式的厚颜无耻）。昨天的情感煽动者今天可能遭受机智、恶毒的嘲笑（而且她向来都自以为是），并且把经历通通写进书里。一切都将化为诗句，精心构思的诗句。一个硕大无朋的火炉，要点燃炉火需要劈柴、劈柴、劈柴。无用的灰烬会随意抛弃，而劈柴的质量并不那么重要。只要通风好，总能燃烧起来。劈柴差，很快就烧完，劈柴好，燃烧得长久……”这是诗人爱之火熊熊燃烧的更本质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其个性使然。

二是创作之**燃烧。尽管茨维塔耶娃一生历经艰难坎坷，而且经常处于十分恶劣的环境，生存都很艰难，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尽母亲妻子家庭主妇的义务的日常琐事上，但她依旧创作**燃烧，一生创作了数百首抒情诗、12部长诗、7部诗剧，和大量散文、小说。出版的诗集主要有:《黄昏集》（1910）、《神奇的灯》（1912）、《选自两本书》（1913）、《里程碑》（1922）、《离别集》（柏林，1922）、《致勃洛克的诗》（柏林，1922）、《少女女王》（柏林—彼得堡，1922）、《普绪刻》（柏林，1923）、《手艺集》（柏林—莫斯科，1923）、《小伙子》（布拉格，1924）、《离开俄罗斯以后》（1928，巴黎）等。她还创作了20来首长诗和诗剧，最为出色的有:《山之歌》（1924）、《终结之歌》（1924）、《来自大海》（1926）、《楼梯之歌》（1926）、《空气之歌》（1926）;散文作品则主要有:论著《良心光照下的艺术》（1931），自传性回忆录《皮缅老宅》（1933），散文《我的普希金》（1937），短篇小说《人寿保险》《中国人》（均1934）。此外，她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茨维塔耶娃的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在其生前就赢得了很高的评价。1928年作家、评论家阿达莫维奇就宣称:“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真正的，甚至是罕见的诗人……她的每一首诗对世界都有独到而真挚的感受，也就是说，她拥有与生俱来的一种意识，世界上的一切:政治、爱情、宗教、诗歌、历史，一切的一切——混成了一团，难以辨别每种成分的来源。无论触及哪一种主题，茨维塔耶娃总是涉及全部的生活。”马克·斯洛宁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认定:“有一点我是始终不渝的:我认为她是一位大诗人，非凡的诗人，与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并驾齐驱。”评论家贝涅吉克托夫1934年11月撰文认为:“茨维塔耶娃的创作，既有罗赞诺夫的冷峻，又有巴尔蒙特的开朗，把互不相容的特点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寻求最恰当的词汇，最大限度地展现心灵;另一方面，醉心于纯属音韵的联想，注重语言的音乐性。”帕斯捷尔纳克早在20世纪中叶她还被压抑的时候就宣称:“茨维塔耶娃将会得到最彻底的重新评价和最高的好评。”

但关于其创作的分期，则还有不同的看法。王家新认为，以1922年5月离国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后期即流亡时期，又以1922年至1927年（布拉格—巴黎等地）为最富有创造力的阶段，其创作不仅数量多，种类多（抒情诗、长诗、组诗和诗剧），而且达到了她一生的艺术顶峰。一度曾有些文学史家把其创作分为三个时期:莫斯科时期（1912—1922），是诗人的形成和少年及青年时代的诗歌;侨居时期（1922—1939），国外的生活艰难再加上思念祖国心情十分沉重，作品反映了这些内容;回国时期（1939—1941），内心和诗歌的发展得到了完美的结局。这显然是完全政治化的划分。马克·斯洛宁不赞成这种划分。我们综合马克·斯洛宁和其他学者的意见，把茨维塔耶娃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学习、形成时期（1912—1922），广泛学习、积极探索自己诗歌风格的时期，有些作品不够成熟，但有许多抒情诗和长诗非常之美，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和风格;成熟、拓展时期（1922—1932），安娜·萨基扬茨指出:“茨维塔耶娃1922年出版了一本诗集，书名为《里程标》，其中收入了1916年创作的全部诗歌三分之二的作品，这一年是令人称奇的一年，是真正的茨维塔耶娃诞生的一年。”不过，她的天才是在流亡中，在异国中最充分地发挥出来的，尤其是布拉格时期（1922—1925）标志着其创作的巨大高涨，被称为“茨维塔耶娃风格”的东西，恰恰是在1922—1926年间，无论是在单独的抒情诗中，还是在《山之诗》《终结之诗》以及讽刺作品《捕鼠者》等长诗中，都发挥出了最高的表现力，但她的创作鼎盛一直延长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转折、衰退时期（1932—1941），由于在国外和国内都生活艰难，需要养家糊口，因此这个时期，她更多地转向散文，诗歌创作出现了衰退现象。

二、诗歌创作:自我、爱情、艺术、死亡

茨维塔耶娃的数百首抒情诗可谓创作丰富，内容广泛，思想复杂，涉及面很广。安娜·萨基扬茨甚至宣称:“她的世界观一向充满了矛盾——日常生活与生存意识，大地与天空，厄罗斯与普叙赫等，她拥有冲决一切藩篱障碍的情欲，真正的莎士比亚式的情欲;她拥有‘隐秘的热情’，这是她唯一的生命标志，这意味着——爱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流露的爱情……茨维塔耶娃是一座浩瀚的宇宙，永远有待人们去认识，但永远也难以彻底了解，每个愿意接近茨维塔耶娃及其诗歌的读者，必须敞开心扉，不断接受诗人所带来的一个又一个新奇的奥秘。”不过，在这相当丰富、复杂的思想中，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对此爱伦堡早有精辟的概括:“她的诗作的基本题材是爱情、死亡、艺术，而且她是按俄国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题材的。”由于茨维塔耶娃自我意识极强，具有特别强烈而突出的个性，一切都是通过自我喷发出来的，因此，可以说，自我、爱情、艺术和死亡是茨维塔耶娃诗歌最基本的四个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大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美。法国作家莫洛亚指出:“俄罗斯风景有一种神秘的美，大凡看过俄罗斯风景的人们，对那种美的爱惜之情，似乎都会继续怀念至死为止。”因此，俄国一向以盛产著名文学、绘画尤其是诗歌方面的风景大师而著称，如屠格涅夫、列维坦、丘特切夫、费特、迈科夫、叶赛宁等，但茨维塔耶娃却在诗中描写大自然不多，其原因她曾在1940年的札记中谈道:“我爱大自然，超过爱世界上的一切，可是我很少描写自然风光:我只是点到为止:写树的景色。对于我的心灵来说，它只是个衬托的背景。还有:我愿意使自然具有寓意:白桦的银子!生命的溪流!”

（一）自我

茨维塔耶娃自我意识强烈，而且具有十分突出的个性。这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突出地表现出来，《阿波罗》杂志一位熟悉她的工作人员曾谈道:“玛丽娜的感情方式，思想方式，说话方式，有时候有点儿别扭，所有的想法，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正因为如此，她的绝大多数诗歌都是其自我的表现，因此自我便成为其首要的主题。

极其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她具有很强的自我生命意识，表现为拼命赢得生命的意义，表现出突出的英雄气概，如《野性的意志》:

我喜欢那样的游戏，大家都很傲慢和凶狠。敌人不是老虎就是雄鹰。用骄傲的声音歌唱:“这里是牺牲，而那里是监狱!”我与黑夜相互斗争，夜啊!我飞跑，——在我后面倒下，我微笑，——手中攥紧套马索……飓风向我接二连三袭来!我希望所有的敌人都是英雄!宴会最终以战争结束!世界上只有我们俩:我和世界!（汪剑钊译）

抒情主人公渴望与同是英雄的敌人或黑夜等进行凶狠的斗争，以获取胜利，从而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进而，她追求极其危险但能证明自己的独特之处和价值的东西，即使受伤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如《太阳只有一个……》:

太阳只有一个，却走遍所有的城市。太阳是我的，我谁也不给。哪怕一小时，哪怕一线光，哪怕瞧一眼，——谁也不给，永远不给。让所有的城市都在永不下班的夜里毁灭。我要把它抓在手里!——不叫它转圈子!哪管它会灼伤我的双手，我的嘴唇和我的心房!它若是消失在永恒的夜里，我要跟踪追逐……啊，我的太阳，我谁也不给!（陈耀球译）

太阳光芒万丈，普照世界，给全世界带来光明，但它只有一个，而且光焰灼人，但自我意识极强的诗人却宣称太阳是她一人的，要把它抓在手里，尽管它会灼伤自己的双手、嘴唇、心房;并且谁也不给，甚至连一小时、一线光、瞧一眼都不给，哪怕所有的城市都在永不下班的夜里毁灭也不给。这种自我意识十分孩子气，也十分天真可爱，同时又富于英雄气概，入木三分地表现了其独特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