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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蒲宁 美与永恒之结合的探寻者（第1页）

第四讲蒲宁:美与永恒之结合的探寻者

蒲宁是俄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第一批俄侨作家的出色代表，是俄国现代最具代表性的流亡作家之一，其巨大的艺术成就堪称俄国现代流散文学[1]的最高体现。

一、漂泊、自立、勤奋创作的一生

蒲宁（一译布宁，1870—1953），1870年10月10日（俄历10月22日）出生于俄罗斯中部奥尔洛夫（一译奥廖尔）省沃罗涅日市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祖先是显赫的贵族。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出生在古老的贵族世家……我们的家族为俄罗斯贡献了不少国务活动家、将军、御前大臣及‘其他官级’的官员。而在文学领域中，著名的有安娜·蒲宁娜（1774—1829）（卡拉姆津曾称她是‘俄罗斯的萨福’）和瓦西里·茹科夫斯基（1783—1852）……茹科夫斯基是新俄罗斯文学的最著名的奠基人。俄罗斯文学的第一位天才普希金称他是自己的导师。”

蒲宁自述，他的“童年和青年初期是在农村中度过的”。他的家乡，草原广阔，芳草如茵，森林环绕，花卉遍地，美丽宁静的自然景色培养了他的诗心，并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叶红全面而具体地谈到，人杰地灵的故乡对蒲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沃罗涅日位于俄罗斯中部，这里不仅土地肥沃，更拥有瑰丽的自然风光。它那充满了灵性的草原、神秘的沼泽、多彩的天空以及瞬息万变的风雨、弥漫着各种气息的空气孕育了这里敏感的人们，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与神奇，而且这种感受绝非仅停留在表面的物质存在上，而是深入到了自然深邃的灵魂中。大自然在他们看来并不仅仅是其物质生活的来源，更重要的是，自然中的一草一木、春华秋实都无比神圣，它们是上帝神性的体现，是人们精神的寄托和生存最终的归宿。正因为如此，这块土地成为“盛产”俄罗斯艺术家的福地，如大文豪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普里什文、列斯科夫、列夫·托尔斯泰，大画家涅斯捷罗夫、列维坦等都出生或生活在这个地区，他们无不对自己美丽的家乡充满了拳拳之情，并将它永远地定格在了自己的笔下。对于蒲宁来说，对大自然的挚爱是与生俱来的，是他血液中既古老又新鲜的部分。作家这样写道:“我就生长在莽莽林海的深处。荒漠无人的田野，一幢孤零零的庄园坐落其间……冬天是无边的雪海，夏天是庄稼、花草的海洋……”与众不同的是，蒲宁对自己生命最初的记忆不是与父母、家人连在一起，而是与大自然连在一起的，大自然从他生命的初始就注定与他血肉相连，它既是“父亲温暖的怀抱”，也是他的伙伴、他倾诉的对象，是他的欢乐所在;也是从这一时刻开始，他就强烈地盼望着“能坐到云彩上飘游”，“能与住在山峦起伏的世界之上的上帝和白翼天使为邻”，在后来的创作中，童年的这些奇思妙想最终演化为作家眼中人生的最高理想——回归大自然，融于大自然，并成为作家笔下永不枯竭的力量，推动其在成熟时期将“自然”的概念从春华秋实的客观范畴拓展到一切具有自然深邃灵魂之物的范畴中，成就了记忆、爱情、死亡等主题的创作。

蒲宁的一生，可以说是漂泊、自立、勤奋创作的一生。

蒲宁一生的漂泊表现在三个方面:几乎总是动**不定;终生喜爱旅游;甚至爱情婚姻也颇多磨折，精神上也一度漂泊不定。

蒲宁家族在其曾祖父时代还广有财产，但到祖父这一代就已为数不多了，他的父亲喜欢及时行乐，嗜酒成癖，沉溺于赌博，并且挥霍成性，因此把家产挥霍殆尽，全家不得不从城市迁居到乡村，最后甚至连蒲宁读中学的学费都无法交纳，以致15岁的蒲宁被叶列茨县立中学除名。1889年，由于家境贫困，19岁的蒲宁开始外出谋生，先后漂泊于哈尔科夫、奥尔洛夫、莫斯科、波尔塔瓦、奥格涅夫卡等地，当过校对员、统计员、图书管理员、报社记者、助理编辑等，甚至还摆过书摊。1895年，蒲宁认识契诃夫，并与莫斯科“星期三”文学小组的作家们（如捷列绍夫、库普林、安德烈耶夫）接近。1899年他认识了高尔基，并参加高尔基领导的知识出版社的工作。同时，他深受托尔斯泰思想的影响。1903年，他因诗集《落叶》和翻译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著名长诗《海华沙之歌》而获得俄国科学院授予的普希金奖。1909年，他再次获得普希金奖，并当选为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此后，他经常在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等地奔波。蒲宁致力于用美和“上帝的法则”从精神上和文化上来拯救俄罗斯，反对暴力革命，认为阶级斗争是全民族的灾难。因此，1920年1月26日，50岁的蒲宁搭乘轮船万分痛苦地离开俄国，先到君士坦丁堡，然后几经周折到达巴黎，并定居巴黎，后因生活困难，于1922年迁居尼斯附近的格拉斯小镇。1933年，蒲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的理由是表彰他“以严谨的艺术才能在文学散文中塑造了典型的俄罗斯性格，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并在颁奖词中具体指出:“伊凡·蒲宁在俄国文学史上已为自己确立了重要的地位。他无疑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大作家。他继承了俄罗斯19世纪文学辉煌时代的光荣传统，开辟了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他以最严谨的艺术创作态度抵御了单纯追求华丽辞藻的**;尽管他生来是个抒情诗人，但从不粉饰目睹的一切，而是真实地予以反映。他的语言朴实而富有韵味……这种能力来自他卓越的出神入化的才华，并使他的文学作品具有世界名著的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多次试图逃离格拉斯，但都未能成功。20世纪40年代末，又迁回巴黎。强烈的思乡情绪——这突出地体现在1922年他刚到异国时所创作的一首诗中:“飞禽有巢，走兽有穴，当我离开父亲的庭院，向故居挥手告别，年轻的心是多么辛酸!走兽有穴，飞禽有巢，当我背着破旧的行囊，划着十字，走进他人的住房，心儿跳得是多么急促和悲伤!”（冯玉律译）——曾使他在1937年和1941年两次写信给阿·托尔斯泰和捷列绍夫，表示了回归祖国的意愿，但不久希特勒就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他未能如愿。1953年11月8日，流亡33年的蒲宁在巴黎病逝，享年83岁，安葬在巴黎市郊的圣-德-布瓦俄国侨民公墓。由上可知，他的一生堪称动**不定的一生。

蒲宁终生热爱旅行，捷列绍夫指出，蒲宁“是一个所谓‘坐不住’的人，总是有什么东西吸引他往外跑。只有在老家奥廖尔省，在莫斯科，在敖德萨，在雅尔塔才稍稍待得久一点，要不便是成年累月地在世界各地漫游……”阿格诺索夫等认为:“蒲宁的性格中有一种变更环境的强烈渴望，他追求经常丰富变换生活的和艺术的印象。旅行几乎是蒲宁生活中的主要爱好。”蒲宁自己则认为这是天性使然，他在1897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候鸟的迁飞是由于内分泌的作用:在秋天激素分泌不足，到春天则分泌过剩……我一生都跟候鸟一样!”因此，只要条件具备，他就会马上抛开一切事情，而陶醉于旅游。1900年，蒲宁首次出国旅行，去过柏林、巴黎和瑞士等地。1903年，游历了法国和意大利各地，并访问了君士坦丁堡。1904年，去高加索旅游。1905年后，他更是用了数年的时间周游世界很多地方，足迹几乎遍及整个欧洲，并到过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如1907年他与妻子维拉一起出游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1910年又与妻子一起去往法国、阿尔及利亚、意大利的卡普里、埃及和锡兰。在旅游中，他一边了解民风民俗，欣赏优美的自然景色，一边创作了很多描述异国风土人情、神话故事的诗歌、散文、小说。这种经常性的旅游虽然使生活显得漂泊不定，但既增长了知识，又锻炼了身体，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

蒲宁一生有三次重要的恋爱与婚姻，这使青年时期的他精神上痛苦不堪，也有一种漂泊之感。1889年秋天，他在《奥廖尔信使报》编辑部工作时认识了在报社当校对员的姑娘瓦尔瓦拉·帕申科，蒲宁对她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终生的爱情。两人共同生活了将近五年，最后因双方性格、脾气、追求的差异太大，再加上女方家长的反对，帕申科于1894年11月离开了蒲宁。深爱帕申科的蒲宁到处寻找她，甚至差点为她自杀。这次恋爱给蒲宁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创伤，也使得他的爱情小说大多是悲剧结局。1898年9月，蒲宁在敖德萨跟《南方评论报》出版商察克尼的女儿安娜·尼古拉耶夫娜·察克尼结婚。由于两人的情趣和天性差异极大，蒲宁甚至感到自己的生活“是悲剧性的”，也深感孤独和寂寞。因此，这是又一次草率的结合，它仅仅维持了两年。妻子在怀孕后坚决要求和他离异。离异之后，蒲宁痛苦得心碎，他在给大哥尤利的信中写道:“我不想描述我的痛苦，也没有这种必要……不久前，我曾奔向草原，在草地上躺了三个小时，我痛哭失声，不能自已，呼天唤地，因为巨大的痛苦、失望、污辱以及突然失去的爱情、希望和一切，也许是任何一个人也受不了的。”他的独生子尼古拉1905年死于猩红热，更是使心碎的蒲宁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好在老天有眼，很快他就找到了终生的幸福。1906年，蒲宁与维拉·尼古拉耶夫娜·穆罗姆采娃（1881—1961）相识，并共同生活了46年，一直到蒲宁逝世。维拉“是一个极为聪明的姑娘，她善于用独立的观点看待文学艺术，看待生活。她也善于关心蒲宁，照顾到这个内心世界、内心感受极为丰富的作家、艺术家的方方面面，为他的创作创造有利的条件。她自己也是文学方面的行家:她懂法语、英语、意大利语，翻译过莫泊桑、福楼拜的小说，例如后者的《情感教育》。最重要的是，她来自蒲宁醉心于其中的真正的贵族阶层:她的一举一动中所流露出来的修养、一颦一笑渗透着的优雅，都是蒲宁在文学创作中梦寐以求的。可以这么说，他在维拉·尼古拉耶夫娜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理想”（邱运华）。

蒲宁的自立也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生活上自立。虽然出身贵族，但由于家道中落，家境困难，他不得不从19岁开始，就独自出外谋生，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自己养活自己，直到后来创作成名，才靠专业写作来养家糊口。

二是基本上属于自学成才。蒲宁所受的正式教育不多，基本上是靠自学成才。童年时期，家庭教师罗曼什科夫教他拉小提琴，教他画水彩画，更教他读《奥德赛》《堂吉诃德》《鲁滨逊漂流记》，并教他写诗。但更重要的是，“罗曼什科夫极大地促进了蒲宁与生俱来的高度发达的敏感。这种敏感，包括对人的深切关注、对大自然的热切体验、对宇宙的神秘性的想象”（邱运华）。不过，总体来看，这种教育只是引导和启发式的，更多的还是靠蒲宁自己去自学、领悟和深化、发展。11岁时，蒲宁上了中学，但他讨厌中学的森严、死板和教学的单调、枯燥，而花大量的时间去自学，尤其是阅读俄国和西方文学名著。他的学习成绩很不理想，再加上家里一再拖欠学费，所以仅仅读了三年多，就被学校除名了（而这，就是他所受的全部的正规教育）。恰好这时，他的大哥——已是大学副博士的尤利因为参加革命团体并且是哈尔科夫地区民意党的领导人，被捕服刑一年后被流放回家。“尤利有计划地教导蒲宁读书，几乎给弟弟教授了中学的全部课程，还教授外语、心理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入门知识，除此之外，尤利对文学也具有良好的趣味，有他作为谈话的对手，蒲宁的文学趣味逐渐变得高尚而雅致。他们经常整夜地谈论文学，当时较为优秀的作家、诗人，几乎都被兄弟俩谈论过，由此，蒲宁的阅读量也极大地扩张了。”（邱运华）但这一时间，也只有三年，而且这也更多的是一种引导他进行自学性质的教学，他自学的成分和内容更多。1888年8月，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尤利不得不离开家乡，到哈尔科夫去工作。从此，蒲宁便完全开始自学。他虽然只受过不到四年的正规教育，却有广泛的知识，而且在外语方面也颇为出色，后来翻译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并因此获得普希金奖，还成为世界著名的文豪，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主要应归功于他的勤奋自学。

三是在创作上特立独行，不加入任何文学派别。他宣称:“我就是我，独一无二，不可重复，就像任何活在世上的人一样。”对此，俄国学者多有论述。布洛伊特曼、马戈梅多娃指出:“尽管蒲宁不得不在各种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其中既有民粹派的刊物，也有象征主义的刊物，尽管他曾与知识出版社、莫斯科作家出版社等一系列民主主义立场的杂志和出版社合作，他与各种文学阵营的联系却不过是表面的，他的内心一直保持着艺术品格的独立，不与任何一个文学流派相雷同。”阿格诺索夫等更是认为:“在生活中蒲宁特别重视个性的自由。因此，即使是与高尔基合作（写作初期还与象征派的勃留索夫和巴尔蒙特合作过），他也从不参加集体创作的活动，保持了自己独立的艺术原则。他性格中的这一特点也表现为，在他的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他都扮演独角，提起同行的优点往往不以为然，而在侨居年代嫉妒那些有可能成为最好的俄国作家的人。”不过，蒲宁又能在终生保持自己的独特的个性和风格的前提下，广泛吸收各种文学流派及思潮的优点，如他在诗歌方面学习了普希金的简洁、法国帕那斯派的明晰和雕塑感，在小说方面则把普希金、屠格涅夫的简洁、生动、优美以及抒情性与印象主义的印象和朦胧、现代主义的心理深度（尤其是潜意识）和象征等结合起来。

蒲宁的一生也是勤奋创作的一生。蒲宁少年早慧，从小酷爱文学，崇拜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俄国古典作家，并开始学习写作。后来，一边在大哥尤利的指导下自修，一边进行文学创作，既写诗，也写小说。1886—1887年，初步写完了长篇小说《迷恋》（未出版，后来部分纳入晚年创作的《米佳的爱情》中）。1887年2月，《祖国》杂志发表了他的一首献给杰出诗人纳德松（1862—1887）的诗《在纳德松墓前》，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同年5月，《祖国》又发表了他的一首诗《乡村乞丐》。深受鼓舞的蒲宁更加热心于创作，尤其是后来因为诗歌颇有才气而被邀请到《奥廖尔信使报》编辑部工作时，更是热情似火地大量创作，并且发表了为数甚多的短篇小说、诗歌、文学批评文章以及报章杂志的小短文。1891年，蒲宁出版了第一本诗集:《1887—1891年诗歌集》。此后，在十来年时间里又相继出版了五本诗集或诗文集:《在露天下》《诗与故事》《田野的花朵》《落叶》《新诗集》。与此同时，从1892年起，蒲宁致力于小说创作并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田庄上》，此后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而且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即便是经常性的旅游，也没有影响他的文学创作:在旅游的空隙里、回到家中之后，他都会抓紧时间拼命写作。流亡国外以后，尽管起初十多年生活困难，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后遭到监控、生活拮据而且晚年身体不好，但他仍然充满活力，笔耕不辍。除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外，他还创作了将近200篇短篇小说，著有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哲理性文学论著《托尔斯泰的解放》。此外，蒲宁还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他翻译的欧美著名诗人彼特拉克、拜伦、缪塞、朗费罗等人的作品已成为翻译精品，如他翻译的《海华沙之歌》被称誉为俄罗斯语言中这类译作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蒲宁对人怀有真正的爱心，往往能在别人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蒲宁把大部分款项都捐赠给了陷于贫困处境的俄国侨民，其中包括当时已贫病交加的著名作家库普林（以致后来蒲宁自己也过上了贫困的日子）。在德国军队占领法国期间，尽管法西斯分子曾许诺给他优厚待遇，但蒲宁停止写作，拒绝为法西斯报刊写稿，宁肯过着贫困不堪的日子（他曾写道:“我们住在格拉斯镇十分困难，吃着冻土豆，喝着烂萝卜汤，没有一分钱，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也已花尽……无法忍受的寒冷，想动笔写都不行，手冷得都动不了”）;而且，他还想尽办法帮助法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款待并营救被德国法西斯俘虏的苏联红军战士。

蒲宁一生，创作了数百首诗歌、数百部中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主要作品有:诗集《1887—1891年诗歌集》（1891）、《落叶》（一译《叶落时节》1901）、《新诗集》（1902），诗文集《在露天下》（一译《在开阔的天空下》，1898）、《诗与故事》（1900）、《田野的花朵》（一译《野花》，1900）、《耶利哥玫瑰》（1924）、《中暑》（1926），小说集《在天涯》（一译《浪迹天涯》，1897）、《旧金山来的先生》（1921）、《幽暗的林荫小径》（一译《幽暗的林荫道》《幽暗的乡间小径》《暗径》，1946），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1927—1933），文学论著《托尔斯泰的解脱》（1937），回忆录《不幸的日子》（一译《该死的日子》，1926），自传《回忆与描写》（一译《回忆录》，1950）。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有:诗歌《落叶》（1901），短篇小说《田庄上》（1892）、《安东诺夫卡苹果》（1900）、《末日》（1903）、《金窖》（1903）、《塔尼卡》（1892）、《松树》（1901）、《新路》（1901）、《黑土》（1904）、《伊格纳特》（1912）、《扎哈尔·沃罗毕约夫》（1912）、《莠草》（1913）、《路边》（1913）、《生命之杯》（1913）、《轻轻的呼吸》（1916）、《中暑》（1926）、《叶拉金少尉案件》（1927）、《幽暗的林间小径》（1938）、《鲁霞》（1940）、《在巴黎》（1940）、《娜塔莉》（1941），中篇小说《乡村》（1910）、《苏霍多尔》（1911）、《旧金山来的绅士》（1915）、《米佳的爱情》（1925），以及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如果从1887年发表第一首诗算起，蒲宁的创作生涯长达67年，如果从他开始学习写作算起，更是长达70余年。关于蒲宁长达六七十年的创作分期，至今国内外未有统一的意见。以前大都分为两个阶段，即1920年在国内期间为早期，1920年流亡国外之后为晚期。还有一种完全以政治为标尺的划分，即1917年十月革命前为前期，侨民时期为后期，并且认为:到了法国之后，蒲宁定居在巴黎，因为他的成就和名声成了当时逃亡到法国的白俄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然而流亡异国的蒲宁越来越悲观、苦闷、消沉，在他身上逐渐出现了一种由于想象中的俄国理想贵族社会的失败而产生的忧郁症和随之而来的怀乡病，他沉湎在唯心主义和悲观主义之中，失去了对社会研究和观察的兴趣，文思枯竭，只能写些早年的回忆，抒发一下个人内心的感受，他的作品因此也就成了无本之木，常常为主观臆断和偏见左右。他的这种思想苦闷、精神幻灭的情绪具体地表现在短篇小说《完了》（1923）之中，这篇作品揭开了蒲宁“流亡文学”的第一页。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是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他宣称，侨居国外的确成了蒲宁一生的悲剧性转折点。他诀别了俄罗斯故土，虽然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应该感谢这片土地赋予他如此绚丽的才华，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爱这片土地“爱得心痛”。从此他的创作能力便过早地、不可避免地衰退了……西方评论界则普遍认为蒲宁后期的创作是“愈写愈好……在俄国时所写的最最优秀的作品，比起出国后所写的作品，也相形见绌”。我们认为，侨居巴黎，蒲宁虽然从此同俄罗斯土地割断了联系，但侨居国外，使他一方面能更好地借鉴西欧现代派作家的艺术技巧，吸收西欧文化;另一方面却又因远离祖国而更加思念遥远的俄罗斯土地，这样他便把新的方法运用于现实主义创作之中，并把怀念故乡之情与生死、爱情等永恒主题结合起来，创作了一批流亡作品，在思想上更加阔大、深邃，艺术上也更富现代技巧，堪称俄国现代第一个成就突出的流亡作家。[2]而且，在流亡时期，蒲宁的创作不仅思想更深刻，而且体裁多样，有回忆性小说、哲理小说、爱情小说等种类，数量也颇丰，光是1921年至1933年，他就先后在巴黎、柏林、布拉格、贝尔格莱德等地出版了15本文集，颇有影响的有:在柏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耶利哥的玫瑰》，在巴黎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米佳的爱情》，短篇小说集《鸟儿的倩影》和《上帝之树》，以及文学论著《托尔斯泰的解脱》。

而今，一些学者则将其散文创作分为三个时期，但具体时间却不太统一。有人认为，蒲宁的散文创作，可以区分为1900年以前、1900年以后到1918年、流亡时期这三个不同阶段。有人认为，这三个时期分别是:一是19世纪90年代到1919年，以表现乡村庄园生活、贵族阶级的没落为核心，也涉及蒲宁一生都醉心于其中的爱情、生活的位置等问题;二是流亡时期的写作，主要表现流亡者的失落心态和不幸命运;三是以实验性写作为主的晚年写作，探索人生的命运、归属和永恒等问题。

以上创作分期的划分，或者过于简略，或者只注重其散文创作，并且都带有浓厚或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如三分法认为其第二阶段主要表现流亡者的失落心态和不幸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沿袭了二分法的较左说法），而蒲宁是一个相当出色的诗人，在俄国诗歌史上占有独特的一席重要地位。早在1916年，高尔基就在给蒲宁的信中宣称:“您可知道，发表您的诗歌和您的散文对《编年史》和我都是一桩喜事。这不是一句空话。我爱您，请别见笑。我喜欢读您写的东西，想到您，谈论您。在我这纷扰困顿的生涯中您也许是，甚至肯定是最好的，最有意义的……对我来说，您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当代第一位诗人。”而且，其诗歌的手法和主题也渗入了小说之中，因此必须把其诗歌与散文创作综合起来一并考察。我们认为，纵观其整个创作，根据其主题和艺术手法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86—1910），主要是描写自然、个人和社会的主题，在诗歌中描写大自然的美，表现个人的喜怒哀乐尤其是爱情，以及某些社会主题和哲理主题，在小说中则在描写大自然的同时表现农村的破败、凋敝;第二时期（1911—1922），一方面继续乡村题材，但在其中增加了对俄罗斯民族性的表现与反思，更增加了对人性的探索，另一方面开始较多地表现爱与死的人生哲理主题;第三时期（1923—1953），把自己切身体会的流亡感与对宇宙中生命的思考结合起来，在永恒的大自然背景下集中、深入、自如地表现生、死、爱情等主题。

二、文学创作:从社会、自然、民族走向生、死、爱等永恒问题

蒲宁的整个文学创作，可以用作家自己的一句诗来概括其特点，那就是:“探寻美与永恒的结合”，这表现为:在其一生的艺术探索中，蒲宁始终如一地探索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美与爱、生与死、爱与死、精神与肉体等具有永恒性的主题。这一特点贯穿在其数十年的诗歌、小说的发展中，不同阶段稍有变化，具体体现为:从社会、自然、民族慢慢走向生、死、爱等永恒的问题。

蒲宁的创作生涯始于诗歌，他受到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的影响而开始写诗，与此同时，他又深受当时民粹派思想的影响（他的大哥尤利就是民意党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领导人）。因此，他最早的诗就既继承了从普希金开始发扬光大、反映社会问题的“公民诗”，又体现了关心下层民众艰难生活的民粹派特点，如《乡村乞丐》:

大路边的橡树荫里，躺着残废的老乞丐;他头上有烈日烘烤，他身上只有破呢袍。长途跋涉使他疲惫，他在田间躺下休息……骄阳炙着他的双足、**的脖子和胸脯……显然，是贫困击倒了他;显然，他找不到栖身地。命运无情地迫使他含泪在他人窗下叹息……首都见不到这般景象……让贫穷折磨成这样，即使在铁窗后的牢房也难见到如此惨状。他度过了漫长的一生，他的一生充满了艰辛。而今到了就木之年，他的力气已经用尽。他走过一村又一村，气衰力竭哀告声微。死期虽近，苦难未尽，不幸的老人还要面对。他睡着了……醒来以后仍需继续乞求，乞求……看到罗斯这般困苦，心里如何能不难受!（陈馥译）

乡村老乞丐，一生艰辛，到老来力气用尽，被贫困击倒，破衣烂衫，无以为生，只好冒着烈日烘烤，长途跋涉，到处含泪哀告乞讨以糊口，而且找不到栖身地，只好躲在大路旁田间的橡树荫里休息……这番惨状，令年轻的诗人深感震惊，他用写实的手法，细致、全面地描写了这一切。同类的诗还有《致故乡》等。这类诗还较早写到农村的破败，如《草原茫茫》:

草原茫茫，雪野中一条道路弯又长看，那是草地，峡谷上还架着桥梁山脚下——有一座孤单破落的村庄山上面——剩一间无人光顾的教堂村里不见人影，那草舍屋檐下的窗更没有傍晚时桔红色的灯火在闪光昏暗中只见黑木桩盲目地呆呆张望我知道——这儿的一切都已被丢荒此处空中有股呛人的冷灰气味飘**烟囱已崩塌，跌满灶台，掩没炉膛看来，这里已很久没有人当作住房仅剩下草舍死气沉沉的残桩和木框椽木间但听得凛冽的寒风呼啸鸣响吹落阵阵积雪……噢，故乡啊故乡只有北风独自为你感到苦闷、悲伤在你四下空**、渺无人迹的原野上道路飞腾，草原上暴风雪开始发狂黑黝黝长夜暗影，阴沉沉自天而降噢，快让它逝去吧，让它早些消亡这灰蒙蒙的一天，这吓坏人的时光（王庚年译）

全诗写的就是自己的故乡:这是茫茫草原中的村庄，但早已没有了昔日的繁荣，有的只是孤单破落。村里不见人影，傍晚时见不到灯光，连烟囱都倒塌了，到处空****的，只有暴风雪在肆虐……

但此时期蒲宁的诗歌更多的是关于青年人的情感与思想:孤独、悲愁、苦闷，尤其是爱情以及对大自然和整个世界的感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