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十三讲 托尔斯泰 救世的圣人02（第1页）

第十三讲托尔斯泰:救世的圣人02

“战争与和平”是作品的两个中心，全部生活材料围绕这两个中心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两条交织在一起的情节线索。一条以俄罗斯民族与拿破仑侵略者的矛盾为基础:从宫廷女官安娜·涉列尔的客厅里关于拿破仑扩张政策的议论起，经过1805年的国外远征，1812年法军入侵俄国，到鲍罗金诺大会战形成发展**，随后是莫斯科大火，俄军反攻，直到拿破仑被赶出俄国而结束，这条情节线索体现着作品的民族历史主题。另一条线索以社会进步力量与社会生活制度的矛盾，贵族先进人物的思想探索和精神发展为基础。主人公安德烈和彼埃尔从首次出现在安娜·涉列尔的客厅与上流社会发生冲突起，经过生活探索的种种矛盾，曲折和迷误，最后终于接近人民。鲍罗金诺大会战是他们的思想发展的总结，也构成这条情节线索的**。尾声中“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兴起是保卫祖国的斗争在主人公身上产生的直接结果，预示他们未来的命运。这时安德烈虽已牺牲，但继他而起的是他的儿子。这条情节线索体现着作品的社会政治主题。反对拿破仑侵略的爱国战争是贯穿作品的主线，社会政治主题从属于民族历史主题。主人公们的社会道德的思想探索受着整个历史进程、人民群众在国家历史发展中显示出来的决定性力量所制约，他们在人民群众的爱国感情中找到了暂时的归宿。在这两条线索中，又夹杂着众多其他的线索，但作家具有很强的驾驭多线索的能力，让千头万绪服务于两条中心线索，从而使小说纷繁的众多线索衔接得天衣无缝，具有一种大海般恢宏开阔的美。

可以说，在小说中，所有的生活素材都交织成宏伟、多彩的画面，丰富的材料和众多的人物都得到无比客观的处理和描绘，可能没有一部别的小说能如此通过对现实细节的准确把握和惊人的精细入微、形形色色的心理分析，成功地反映出完整的自然的生活的整体风貌，作家在战争与和平、心理与社会、历史与哲学、婚姻与宗教之间信笔挥洒，而又主次分明，独具匠心，把一幅波澜迭起又层次井然地向前推进着的历史画卷写得有声有色、有张有弛而又富于变化，构成了严谨、完整而又宏大的史诗格局。

第二，人物众多，性格鲜活丰满。小说塑造了数以百计的性格迥异而又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全书共描绘了559个人物，其中作家对其性格做了比较具体刻画的约有70人。这500多个人物可以分为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两大类，其中历史人物占200多人。上自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反映出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道德问题。与此同时，大多数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且都性格鲜活丰满，如老包尔康斯基公爵性情固执，独断专行，甚至有些怪癖，是一位严厉的老爷，但他热爱故乡的土地，有一颗爱国之心;老罗斯托夫伯爵心肠很软，善良而又轻信，慷慨大方，同时又不善管理，用钱无度，是一个十足的老好人;瓦西里·库拉金则为人虚伪，假仁假义，见风使舵，毫无原则，反复无常，贪婪自私，为获取名利不择手段，是一个典型的政客。作品着重突出描写了三个中心人物——安德烈、彼埃尔、娜塔莎。

安德烈出身名门望族，坦率正直，性格坚强，博学多识，富有头脑，经常严肃地思考生活的意义并进行自我分析，努力探求人生的意义，研究社会问题，是一个有胆略有理想的优秀贵族青年。他曾渴望荣誉，想靠自己的能力建功立业;他曾为改善农民生活实行农事改革，曾怀着满腔热情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卫国战争时他投身鲍罗金诺战役，在战场上感受到士兵的英勇和爱国精神，发现真正的英雄是坚守阵地、英勇战斗的普通士兵，懂得了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民的道理，认识到生活的意义在于接近人民、同情人民，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爱。他最后在鲍罗金诺战役中负伤而死，死前接受了《福音书》的教义，博爱主义成为他探索的最后归宿。

彼埃尔是莫斯科一个显贵的私生子，大宗财产的继承人。他正直善良，喜欢思考，但感情冲动，意志薄弱，缺乏办事能力。妻子爱伦的堕落，上流社会的腐朽，使他悲观失望，于是，他试图探索生活的道路，追寻一种道德的理想，寻求一种在精神上能得到满足的生活。曾一度醉心于博爱主义的“共济会”[7]，办过慈善事业，从事过农事改革，但这些都使他厌倦。卫国战争的火焰使他精神再生，与普通士兵的接触，更是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莫斯科大火后，他企图行刺拿破仑。在被俘期间，他接受了农民士兵卡拉塔耶夫的宿命论思想:顺从天命，净化道德，爱一切人，认识到生活的意义是对别人的爱。最后，他虽然参加了“十二月党人”早期的秘密团体，但主张用道德来革新社会。

娜塔莎是小说中最动人的妇女形象，她天真活泼，充满青春的生命活力，有着真挚、热烈而丰富的情感，热爱生活，接近人民，亲近大自然，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在小说结尾，婚后生活的娜塔莎变成了作家理想化的贤妻良母，成为贤妻良母的典型形象。

此外，宗法制农民卡拉塔耶夫的形象在小说中具有重要意义。他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对善恶一视同仁，因而获得了内心的和谐和人生最大的幸福。作家通过这一人物形象地宣扬其“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小说诚如斯特拉霍夫所说的那样:“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

第三，鲜明的民族风格。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物塑造具有突出的民族风格。小说描写了俄国从宫廷到平民数百个人物，除了极小部分崇洋媚外者外，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俄罗斯人，他们具有俄罗斯式的思想、感情和行事方式，尤其是以库图佐夫、卡拉塔耶夫等个人和包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家族等众多人物形象，更是俄罗斯民族的典型代表。更重要的是，小说在此基础上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的人情世态和社会心理，尤其是表现了国家危在旦夕时各个阶级思想的动向和情绪的变化。二是全方位地描写了当时的俄国生活，并且具有浓郁的俄罗斯民族色彩。小说对19世纪初叶俄国社会生活进行了全面的反映，揭露了宫廷和政界、军界各派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争权夺利的斗争，描写了上流社会的各种社交活动和领地贵族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表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尤为重要的是，小说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大大小小的晚会、舞会、宴会，以及各种赌博、决斗、打猎的场面，并且详细描写了过节、占卜等俄罗斯民间习俗。通过以上两个方面，小说再现了俄罗斯历史的、民族的品格，显示了独特的俄罗斯地方色彩，再加上独特的俄罗斯式的结构和手法，尤其是大量关于战争、历史、哲学的议论，使这部小说具有相当鲜明的俄罗斯民族风格。

贝奇柯夫指出:“广泛的、史诗式的历史事件描绘和最最细致入微的艺术细节刻画技巧，有力的心理分析和惊人突出的人物外型塑造，对大自然的非凡的感受力和对生活与人类行为基本准则的最深刻的理解，——所有这一切托尔斯泰才华的特色，都在他这部不朽的史诗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总之，《战争与和平》是史诗、历史小说、风俗描写和思想论辩的有机结合，浮雕似的人物外形塑造和洞察入微的心理分析，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多层次流动变化，叹为观止的战争场面与景物描写，复杂繁多而又有条不紊的情节线索，看似重浊实则雄浑的表达风格，鲜明真实的民族特色，使得这部打破欧洲长篇小说传统形式而独树一帜的巨著成了“生活的海洋”，“心灵的宝库”，世界文学罕见的珍品，小说充分体现了托尔斯泰对生活进行综合描写的艺术才能，是现实主义艺术发展的高峰之一，也是俄国现实主义发展的里程碑，因此罗曼·罗兰称这部作品是“19世纪的《伊利亚特》”，卢卡奇也因此称作家是“史诗形式的伟大创造者”。就其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就其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说，这部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堪称一流。米尔斯基指出，无论就篇幅还是就完美程度而言，《战争与和平》均为早期托尔斯泰之杰作，这也是整个俄国现实主义小说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整个19世纪欧洲小说中即便有堪与其并列者，亦绝无能出其右者，作为一部与19世纪之前小说构成对峙的现代长篇小说，其创新特性比《包法利夫人》和《红与黑》更为醒目。这是一部超前的先锋之作，它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领域和疆界。

1873年至1877年，托尔斯泰经过12次修改，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详后）。

晚期创作（1880—1910），这是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的创作时期。总体来看，由于作家贬低艺术与美的价值而注重宣教的实用性，其作品的艺术成就有所下降。总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不过，由于其底蕴深厚，创作又臻炉火纯青之境，因此，也创作了不少艺术成就颇高的作品，主要有:戏剧《黑暗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又译《文明果实》，1891）、《活尸》（1891）;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以后》（1911）;散文《忏悔录》（1879—1882），代表作则是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

《黑暗的势力》揭露了资本主义侵入俄国宗法制农村后农民生活被腐化的情况，作家在揭露金钱的罪恶的同时，进行了拯救灵魂的说教。《活尸》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了贵族的自私冷酷，讥讽了被贵族资产阶级道德、宗教和法律保护的“合法婚姻”的虚伪，对沙俄的政治、法律和教会的罪恶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教育的果实》更是以其辛辣而又犀利的笔锋无情地嘲讽了游手好闲、精神空虚、醉生梦死的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达农民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作品首次把农民缺乏土地这一前人尚未直接触及的最尖锐的问题搬上了舞台，评论家洛姆诺夫宣称:“在俄国，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真实，如此有力地表现贵族地主与被他们掠夺的农民之间阶级利益的冲突的剧作。”

《克莱采奏鸣曲》是托翁晚年最奇特的作品。小说讲述“我”在一个火车上听一个贵族讲他杀妻的前因后果。贵族主人公波兹德内谢夫本身是个**不羁的人，但他发现妻子不贞的行为后，却在畸形的自尊心的驱使下，杀死了妻子，揭露了在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男女正常关系尤其是爱情婚姻的异化、道德的堕落所带来的人生悲剧。托尔斯泰通过主人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猛烈抨击了贵族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精神堕落，表明了自己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的观点:如果男女的结合不是建立在真诚的爱情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肉欲和买卖的基础上，那么这样的婚姻必定酿成悲剧。因此，作家在作品中宣扬“以节制和纯洁来达到善的理想”，并且宣称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也不在议会里，而在卧室中，在厨房里。

《复活》描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一译聂赫留道夫）诱奸了农奴少女卡秋莎·玛丝洛娃，随后遗弃了她，使她备受凌辱，沦落为娼，最后被诬告为犯杀人罪而下狱，并判处流放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在法庭上与她重新见面，受到良心谴责，决定赎罪，为她奔走申冤，上诉失败后又陪她去流放。他的行为感动了卡秋莎·玛丝洛娃，使她重新爱上了他，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和地位，她终于和一个一同流放西伯利亚的“革命者”西蒙松结婚。而聂赫留朵夫最终在《福音书》里找到了五条生活准则:对上帝要虔诚、不起誓、要忍辱、爱敌人、勿反抗。他认为人们如果遵循这五条法则，并不断悔过自新，便可以“获得最大的幸福，地上的天国也会建立起来”。他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得救了。

《复活》来源于1887年检察官柯尼给托尔斯泰所讲的一个真实故事。佃户的女儿洛扎利亚，自小被女地主收养，后来就当了地主家的女仆。16岁那年，女地主的亲戚——一个彼得堡的贵族青年前来做客，这个花花公子诱骗了纯洁的洛扎利亚后轻松离去。洛扎利亚因怀孕被地主赶出家门，分娩后把婴儿送给育婴堂，自己流落到彼得堡沦为娼妓。几年后，因偷嫖客一百卢布被带上法庭。当年的诱骗者如今成了法庭的陪审员中一员，看到被告席上的洛扎利亚，他良心发现准备赎罪，对检察官柯尼说出了真相，并打算跟这个妓女结婚。检察官虽劝他不必如此，但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过，婚礼前那个妓女却患斑疹伤寒病故。托尔斯泰曾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柯尼的故事》。后来，他多次参加法院庭审，访问监狱，并了解平民革命家的情况，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写成了长篇小说《复活》。

《复活》借用、加工、改造了年轻陪审员的故事情节，并把作家晚年对俄国生活多方面的感受和思考注入其中，借聂赫留朵夫的经历和见闻，一方面表现了作家晚年代表性的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则是广泛展示了俄国19世纪后期从城市到农村社会各个方面的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第一，揭露法律的虚伪和官僚机构的黑暗。小说揭露了法庭、监狱以及法律制度的虚伪和非正义性，展示了政府官僚机构的黑暗，勾画了国家机构中各级官吏的丑恶嘴脸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在堂皇的法庭上，一群执法者各有各的心事:一位法官因刚和妻子吵过架，愁容满面担心审完案子回家后，妻子是否给他饭吃;另一位法官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疾病;副检察官喝了一夜酒，根本还没有从酒宴中清醒过来，便开始宣读起对玛丝洛娃案件的审判来;法庭庭长为了要在六点钟之前赶去和一个红头发的瑞士姑娘约会，希望审判早点结束。于是，这伙人就随随便便将玛丝洛娃判了刑，使玛丝洛娃深感纳闷、百思莫解:“我再也没有想到我会落到这样的下场，谁想得到呢!人家做事比我坏得多，他们却没有受处分，我呢，没犯什么罪，却得受苦。”接着，在主人公上诉的过程中，作者又进一步鞭挞了达官显贵:国务大臣是个吸血鬼，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从国库多捞取钱财和勋章”;枢密官是**波兰人的罪魁;要塞司令已屠杀了一千多个老百姓，在他管辖的监狱中:“不到十年死了一半犯人”;副省长一面以犯人的恩人自居，一面经常以狠狠鞭打犯人取乐。而这批贪赃枉法、嗜血成性的家伙，杀人越多，职位就越高，勋章也捞得越多。托尔斯泰愤怒地控诉道:“人吃人并不是从森林里开始的，而是从各部门、各种委员会、各政府衙门开始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法院的阶级实质:“法院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

第二，揭穿官方教会的虚伪和宗教仪式的荒谬。官方教会的一切都是虚伪的，就连其宗教仪式都是荒谬的:神甫们貌似正经，实际是为了多捞“一笔收入”;狱中做礼拜的场面则让人毛骨悚然，“饶恕我”的祈祷声竟和囚犯们的镣铐声合成交响曲。至于神甫把碎面包浸在酒里充当上帝的肉和血，叫犯人吃喝以“清洗罪恶”更是一种公开的欺骗。作家指出:“所有这些用基督名义干出来的事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作家激愤地揭发专制政府残害人民的暴行是直接得到教会支持的，教会不过是沙皇统治的一种工具。因而，尽管作家同时也宣传《福音书》“爱仇敌，帮助仇敌，为仇敌效劳”的教义，但他后来还是因此被开除教籍，书中这些描写被审判机关砍掉许多。

第三，探究人民不幸的根源，并提出解救方法。作家从经济制度上探究了人民痛苦不幸的根源，否定了土地私有制，并提出解救方法——要解决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就必须把土地归还农民。小说比托尔斯泰过去的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指明了农民贫穷的根源是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村满目凄凉，民不聊生，主要的原因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被地主从他们手中夺取了。因此，作家代表俄国农民发出沉痛的呼吁:土地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不能买卖，凡是土地给予人类的种种好处，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的享受权利。小说从下层到上层，从地方到京都，全面、彻底地揭露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和罪恶以及他们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批判了俄国社会的黑暗，达到了“撕毁一切假面具的地步”。

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十分成功，其中最突出的又是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

玛丝洛娃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典型，也是作家笔下第一个平民出身的主人公。世界观转变后的作家以深厚的同情和关注，把她作为正面人物重点刻画，充分体现了其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玛丝洛娃性格发展的轨迹是:纯洁的少女——堕落的妓女——获得新生的妇女，也就是说，女主人公经历了“纯洁——堕落——复活”（纯洁的卡秋莎——堕落的柳包芙——复活的玛丝洛娃）的性格发展和心理转变过程，即经历了精神复活全过程。

少女时代的玛丝洛娃美丽、天真、纯洁，热爱她所生活的世界上的一切。她天真、乐观、热情、憧憬美好的生活。“眼睛黑得像野李子一样，脸上快活得发光”，那旺盛的生命活力令人看上一眼就会“心神怡**”。她的出现好像拨开乌云而出现的太阳。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很快击碎了她的幻想。作为一个女农奴和一个吉普赛人的私生女，玛丝洛娃从小就过着一半是奴婢、一半是养女的生活，在遭到花花公子聂赫留朵夫诱奸并怀孕后，她被她的养母（女主人）赶出家门，接着先后在警官、林务官家当使女，或被纠缠或被强奸，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走投无路，沦落风尘，成为社会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