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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19世纪俄国文学03（第2页）

冈察洛夫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小说分为四卷。第一卷以大量的篇幅描写青年贵族地主奥勃洛摩夫，他天资聪颖，受过高等教育，为人正直、善良，“温柔得像只鸽子”，可是慵懒惰怠，无所作为，他终日躺在**或沙发上，一无所为。第二卷写他在童年朋友、企业主斯托尔兹的强迫下，起了床，后来贵族少女奥尔迦爱上了他，他开始苏醒，想有一番作为，然而又感到畏怯，惴惴不安。第三卷写他总是矛盾、退却，导致奥尔迦对他彻底失望，两人分手。第四卷写斯托尔兹与奥尔迦结婚，奥勃洛摩夫则与他的房东太太阿葛菲娅结婚，最后发胖，“生命的机器慢慢地停止了”，终于“毫无疼痛地死去”。奥勃洛摩夫从小有家奴服侍，后来拥有三百多个农奴，可以从田庄中得到大笔收入，他以不为衣食奔走而自傲，以不亲手穿袜子为光荣，整天昏昏欲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躺卧中度过，甚至在梦中也梦见睡觉。

小说出版后，杜勃罗留波夫当即写了著名的论文《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雄辩地论述了奥勃洛摩夫性格形成的阶级和社会根源，说他的惰性是“俄罗斯生活的产物，这是时代的征兆”，“他的懒惰，他的冷淡，正是教育和周围环境的产物”，宣称他是“多余人”，但已不像奥涅金那样还有一定的活力，失去了任何力量。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形势》中宣称:“俄国经历了三次革命，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奥勃洛摩夫，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受这些观念的影响，“奥勃洛摩夫性格（或习气）”成为懒惰成性、故步自封、不求上进的代名词，中俄学者至今仍有不少人把这一形象视为“多余人”形象，认为他是“多余人”的末代子孙，是没落贵族的典型，是腐朽农奴制的产物，其性格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无所事事，懒散成性，对周围的一切都冷漠处之，毫无兴致，成天昏睡是其生活的主要内容，空想是他特别的爱好;二是因循守旧，害怕改革。他足不出户，与世隔绝，满足于过死水一般的冷寂生活。搬家，他因怕麻烦而一再拖延，赖着不走;坐船，担心船到不了对岸;乘车，又害怕马车被马搞坏。就是爱情也不能唤起他生活的欲念，改变其生活习惯。进而这种观点认为，这一多余人身上只有颓唐、空虚、冷漠、没落，是农奴制毁灭了奥勃洛摩夫，而要杜绝奥勃洛摩夫的重现，就必须彻底铲除农奴制。

其实，冈察洛夫当时就不同意杜勃罗留波夫的这类纯社会政治化的解读，为此跟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人一起退出了《现代人》杂志圈，与杜勃罗留波夫断绝往来。他认为，冷漠和对待一切“尤其是对待大众利益漠不关心的万念俱灰”的主导思想贯穿了这部小说。

米尔斯基认为，《奥勃洛摩夫》是一部巨著。冈察洛夫的散文与阿克萨科夫和屠格涅夫一样，属中庸之道，但如若说阿克萨科夫和屠格涅夫的散文具有一切分寸之美，那么冈察洛夫的散文则具有一切平庸之道，既无阿克萨科夫优美的充盈和丰满，又无屠格涅夫的优雅和温情。他有一双慧眼，也有自省。他能够看到并客观记录外部事件，能够演绎出升华程度不等的内心反映。这类之最伟大者，即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不仅仅为一个形象，他更是一个象征。他是用纯粹朴素的现实主义手法塑造出来的，这一事实强化了其象征意义。显而易见，他是俄国心灵某一侧面之化身，或更确切地说，是俄国贵族心灵一个侧面之化身，这一侧面即慵懒和无能。冈察洛夫典型地表现了俄国小说的一种倾向，即置一切情节可读性于不顾，他在这一方面近似阿克萨科夫，胜过屠格涅夫。《奥勃洛摩夫》中全无事件或故事。这一倾向统治着莱蒙托夫时代之后所有俄国小说，只有平民作家列斯科夫和皮谢姆斯基除外。然而，这一倾向最广泛、最完美之体现仍为《奥勃洛摩夫》，因为在这里，手法的进化决定论（实为对人的意志之功效的否定），与其主人公之慵懒无能的决定论完全吻合。

斯洛尼姆指出，到了20世纪，有批评家开始怀疑奥勃洛摩夫是否只是环境的牺牲者。他们认为，奥勃洛摩夫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不愿接受现实的心理现象，一种不成熟的幼稚病情意结，更是一种东方宿命论的征象。奥勃洛摩夫之逃避生活，是因为他根本心里存有优越感，瞧不起行动。他并不想成为历史进展的推动者，像许多俄罗斯人一样，他否认个人干涉时事具有任何意义与价值。他的无能，他的放任自然，近似亚洲人歌颂不必操劳是一种体面的事一样。他们又说，每一个俄罗斯人的体内都存有一点点奥勃洛摩夫。

而今，俄罗斯有人认为奥勃洛摩夫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一个本质方面，爱好自然的生活，而且也真正自然地生活，他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体现。

关于冈察洛夫创作的特点及其文学地位，米川正夫有颇为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无论如何，冈察洛夫是以其卓越的天赋，作为具备了重、厚、宽的，堂堂的，正式的写实主义小说的完成者之一，而可以在俄国文学史中占着最崇高的地位的巨匠。他的艺术的显著特色，就是好像能够把所描写的事物，用自己的手去触到，或用皮肤去感到似的。他在创作上，尽量保持客观的态度，把贤愚、美丑、善恶，和一切人物的性格，都如实地、正确地描写出来，一点也看不到作者的好恶、爱憎。

在19世纪后期，“自然派”以外的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发展，著名作家有:

格利戈罗维奇（1822—1899），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乡村》（1846）、《苦命人安东》（1847）以及长篇小说《渔夫》（1853）等。他的作品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农村贫苦人的贫穷生活和饱受欺凌的现状，谢德林指出:“我记得《乡村》，记得《苦命人安东》，记得那么清楚，仿佛书中所写的一切是昨天发生的。这好像是初次下降的有益的春雨，又像是第一回流洒的真挚的热泪。由于格利戈罗维奇良好的开端，关于‘庄稼人是人’这个思想在俄罗斯文学中扎下了根。”米尔斯基宣称:“《乡村》和《猎人笔记》（屠格涅夫作品——引者）之后，对于农民生活的感伤、‘仁慈’再现成为现实主义流派小说家的主要主题。”他进而指出，格利戈罗维奇的文学传记地位胜过其文学地位，因为正是他于1845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40年后，他又在发现契诃夫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列斯科夫（1831—1895），自学成才的作家，也是俄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特殊贡献的作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1864）、《左撇子》（1881），长篇小说《走投无路》（1864）、《结仇》（1870—1871）、《大堂神父》（1872）、《着魔的浪人》（1872）、《兔窝》（1917）等。米尔斯基认为，《大堂神父》是其所有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作品，描写的是斯特尔哥罗德城的神职人员，其中，神职人员的首领、大司祭图别罗佐夫是列斯科夫笔下最成功、最高尚的“正人君子”形象之一，助祭阿希拉是列斯科夫最伟大的性格塑造，同时也是整个俄国文学画廊中最出色的形象之一;而在《着魔的浪人》中，他的叙事能力达到顶峰;在其去世之后于1917年发表的《兔窝》，是其最出色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浓缩讽刺之最高成就，这篇小说含有列斯科夫风格之一切最佳特征:生动出色的对话、俏皮开心的场景和非同寻常的故事。

列斯科夫的小说题材广泛，描写了俄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尤其擅长描写僧侣、市民和宗法制农民的生活风习。这些作品结构独特，叙述生动，富于戏剧性和幽默感，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并且把俄国民间语言和文学语言融合得和谐一致。因此，米川正夫声称:“他的变化多端的情节，对于民间习俗、语言的深刻的知识，以及那任意操纵古旧的教会俄语的独创的文体，都很值得惊叹，而创造了一种不见于从来的俄国文学的新鲜的技巧。”

总之，列斯科夫的独特贡献在于:其一，他大大扩展了文学反映的生活面，让读者看到活生生的现实，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其二，他创造了“风景画和风俗画”“时事小说”“狂想曲”等小说新体裁，大大丰富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形式，对后世影响颇大（高尔基就从他那里得益不小）。其三，出奇的叙事艺术，米尔斯基认为，列斯科夫在其同时代人中独具的又一惊人独创性，就是其卓越的叙事天赋，作为一位故事叙述者，他能轻而易举地在当代俄国作家中独占鳌头，他的短篇小说仅为一些叙述高超、饶有兴味的奇闻趣事，即便在其篇幅更大的作品中，他也喜欢借助一系列奇闻趣事来刻画其人物，因此，文字的生动画面感，急速而又复杂的叙事，使他迥异于其他所有俄国作家，尤其是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或契诃夫。其四，英雄崇拜与幽默感等的奇妙结合，米尔斯基指出，高尚的美德、独特的原创力、深重的罪孽、强烈的**和怪诞的幽默，这是他热衷的题材。他既是一位英雄崇拜者，也是一个幽默作家，甚或可以说，他的英雄越具有英雄气概，他对他们的处理便越具幽默感，这种幽默的英雄崇拜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其五，他的语言是地地道道的俄语，生动简洁，托尔斯泰认为他有“非凡的语言技巧”，高尔基高度称赞列斯科夫的艺术技巧，说他是精通语言的“极其出色的行家”，是值得现代俄国作家学习的语言巨匠之一，并说自己和契诃夫从列斯科夫的作品中获益很多，米尔斯基则宣称，列斯科夫最惊人的独创性在于其俄语，其同时代人均以一种平淡无奇的风格写作，或试图运用这一风格，刻意回避任何惊人或可疑字眼，而他却贪婪地汲取一切出人意料、生动新颖的话语。各阶层和各阶级的不同话语，各类行话俗语，均见于其作品，他尤为钟爱的是口语化教会斯拉夫语所造成的喜剧效果以及“民间词源”的双关语。

正因为如此，利哈乔夫指出，“列斯科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头25年最受俄罗斯中等知识分子青睐的作者。在中等知识分子中间和地方上，阅读他的作品超过了阅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尤其是他“笔下的怪人和虔诚的教徒使列斯科夫成为备受爱戴的人”。

柯罗连科（1853—1921），极为著名的是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著名的有:《奇女子》（1880）、《马卡尔的梦》（1883）、《库页岛上的人》《在坏伙伴中》（均1885）、《林啸》（1886）、《阿特—达凡》（1892）、《盲音乐家》（1886）、《嬉闹的河》（1892）、《哑口无言》（1895）、《瞬间》（1900）等，代表作是《盲音乐家》。还有长篇小说（实际上是长篇自传）《我的同时代人故事》（1905—1921），共四卷，前两卷写得很精彩，后面则写得比较匆促和粗疏，但依旧可以列入俄国文学优秀作品的行列里（米尔斯基甚至认为，这或许是其最佳作品）。他对青年高尔基帮助很大，高尔基还从其创作中获益匪浅，他说过:“这位伟大的、文笔优美的作家对我个人说了许多前人所未说过的关于俄国人民的事情。”米尔斯基指出，柯罗连科的创作充满富有**的诗意和屠格涅夫式的自然描写，在他描写更为壮观的自然时，其诗意甚至超越了纯粹的美景，其独特的韵味，便在于其诗意与淡淡的幽默、与他对人类灵魂的不灭信念之神奇融合。

迦尔洵（1855—1888），主要作品有《四天》《胆小鬼》《艺术家》《红花》《信号》等短篇小说，反映了对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的敏感和为民众服务的思想，表现那些对理想和现实丧失信心因而感到悲痛绝望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如其代表作《红花》描写疯人院的一个病人，认为长在靠近他病房窗口旁的一株小红花是世界万恶的化身，他为了消灭邪恶、拯救人类，在一个夜晚悄悄地溜出病房，走进花园，摘下红花，由于过于激动，当他把红花紧紧地捏在手中时，自己也断了气。小说用象征手法表现了白色高压下知识分子的悲观绝望心理。

此外，还有戏剧家苏霍沃—柯贝林（1820—1903），一生坎坷，主要留下了被称为《往日情景》三部曲的喜剧:《克列钦斯基的婚事》（1854）、《案件》（1862）、《塔列尔金之死》（1869）。柯贝林的喜剧，继承并发展了果戈理的喜剧传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反面人物，通过赌徒、无赖、高利贷者、地主等人物的卑劣行为，揭露和讽刺了社会上层集团和官场的腐败。正因为如此，他的喜剧在19世纪仅《克列钦斯基的婚事》能够上演，其他两部则直到20世纪初才能搬上舞台，经过梅耶荷德等戏剧大师的导演，人们才认识到柯贝林是一位以前未能给予应有承认的伟大的喜剧家，一位伟大的剧作家。

当然，俄国后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

托尔斯泰在俄国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一大贡献是，把此前作为说明人物行为的心理动机的心理描写，变成观照和开掘人生的一种方法，并且独创了展示人物心理的独特方法——“心灵辩证法”，善于深入细致地描写连接心理两极的环节，尤其是善于描写心灵发展的隐秘过程，其中的一些描写，还达到了意识流的高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他的小说中，外部世界只是引发人物内心活动的一个条件，而且，他不仅善于描写一般的人物心灵世界（如早期小说《穷人》），更擅长展示人物的带有某种病态性质的心灵状态，特别是那种意识近似精神分裂而又具有双向转化的心灵状态，在艺术手法上则善于运用幻觉、梦呓甚至某些隐微的潜意识来揭示人物心灵的深层，更善于运用复调小说的形式，通过多声部的对话、辩论、抗衡，展示复杂幽秘的内心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后期由于西欧的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纷纷涌入俄国，一些作家兼收并蓄，具有两种乃至多种成分，如契诃夫就使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多元融于一体，而皮谢姆斯基、马明-西比利亚克等，则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融合起来。

皮谢姆斯基（1821—1881），1848年发表处女作中篇小说《尼娜》，1850年发表成名作中篇小说《窝囊废》，此后创作时间长达30年，重要的作品有:中篇小说《喜剧演员》《有钱的未婚夫》（均1851）、《巴特马诺夫先生》（1852）、《吹牛者》（1854）、《她有罪吗?》（1855），长篇小说《浑浊的海》（1863）、《嫁妆——一千个农奴》（1858）、《在漩涡中》（1871）《小市民》（1877）、《共济会员》（1880），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四十年代的人们》（1869）。

皮谢姆斯基十分熟悉外省生活风习，把极其重视真实性的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特别关注人的动物本能（米川正夫指出:“他的作品的根本思想，就是支配着人生的粗野的动物本能——主要就是丑恶的肉欲的胜利”），创作了一系列颇为优秀的作品，大量反映外省人的普通生活，尤其是其爱情、婚姻、家庭等方面的问题，揭露地主贵族的荒**无耻腐朽没落、大小官吏的贪赃枉法争权夺利、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巧取豪夺，并且擅长讽刺，极力描写贵族地主的精神空虚和小市民的无聊习气，对受压迫的农奴和受凌辱的妇女表示同情。其中，《她有罪吗?》反映女性解放的艰难与困境，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作1855年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并由此认为作家是沿着果戈理开辟的道路从事创作的，像果戈理那样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吸取诗意，用对生活的忠实描绘来震撼心灵，着重描写普通人及其生活。《在漩涡中》反映俄国19世纪60年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塑造了一个新人叶莲娜的形象，受到托尔斯泰的高度评价。《小市民》写古老的贵族与资本主义的冲突，受到屠格涅夫的赞赏。

代表作《嫁妆》描画了农奴制俄国生活的广阔图景，揭露贵族的荒**无耻和官吏的钩心斗角，成功地塑造了卡利诺维奇这个追名逐利的伪君子形象，被车尔尼雪夫斯基誉为“我们当代一位第一流作家的杰作”，皮萨列夫也认为:“就这部小说中包容的现象的丰富和纷繁而论，它比我们当代文学的所有作品都更胜一筹。”德鲁日宁也对这部作品推崇备至，并充分肯定了卡利诺维奇这个形象。

此外，剧本《苦命》（1859）通过一个农民家庭的悲剧，揭露贵族地主的专横，反映普通人生活的悲剧，1863年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一同获得科学院奖。

米尔斯基认为，皮谢姆斯基在许多方面都有异于其同时代人。首先，他没有任何理想主义，这是就如下两层意思而言的:他不使用观念和理论;他对人类不持乐观主义观点。在对人的猥琐、卑劣和渺小的描写上他没有敌手，他是果戈理的真正继承人。但他远比果戈理或任何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客观，这同样就如下两层意思而言:一方面，他描写生活一如他之所见，不强使其服从任何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另一方面，他作品中的人物并非一些完全依赖于个人体验外在化的主观创造物，如同果戈理或大多数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角色，而是一些能被亲眼所见、能作为同类来理解的另类人物。皮谢姆斯基的另一特点，即轮廓在其作品中远胜于氛围。其人物不在轻盈的秋雾中游走，如屠格涅夫笔下的角色，而是站立在光天化日之下。其眼中所见，是与事物的持续性相对立的离散性。与这一特征密切相关，其叙事趣味成分远胜于寻常的俄国小说。皮谢姆斯基小说中的情节推进真实迅捷，这些情节非常有趣，远胜过除列斯科夫之外任何一位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较之那些有教养的小说家，皮谢姆斯基更为接近俄国人的生活，尤其是没有文化的中下层俄国人的生活，他与奥斯特洛夫斯基一道，在列斯科夫之前首先开辟非贵族出身的俄国文学人物的神奇画廊，这一画廊是尚未被西方所发现的俄国文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皮谢姆斯基伟大的叙事天赋及其对现实的超强把握，使他成为俄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

马明—西比利亚克（1852-1912），原名德米特里·纳尔基索维奇·马明，中学时深受达尔文等人自然科学著作的影响，大学时分别在医学院和法律系学习，这种崇科学、重实证的经历，非常有利于他后来接受以自然科学为指导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矿山里的小朝廷》（均1884）、《黄金》（1892）、《粮食》（1895）、《乌拉尔短篇小说集》（4卷，1888—1901）。他的作品主要描写19世纪下半叶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乌拉尔地区各阶级的生活。列宁高度评价他的作品，说它们“突出地描绘了与改革前的生活差不多的乌拉尔的特殊生活”。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修订本），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俄]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上中下卷，蒋路、孙玮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俄]高尔基:《个人的毁灭》，见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满涛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俄]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状》，焦东建、董茉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