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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讲 索尔仁尼琴 俄罗斯的良心02（第2页）

《癌症楼》在艺术上也有突出成就。俄国当代著名评论家符拉基米尔·沃依诺维奇甚至宣称:“索尔仁尼琴不是大作家，但《癌症楼》是他最好的作品。”从艺术的创新尤其是结构的严谨来看，《癌症楼》的确是索尔仁尼琴最好的作品。关于这一作品的艺术创新，冯玉芝认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隐喻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提示。作家完整地发挥了隐喻的观念，更加深入地触及了作为一种隐喻和形象化的疾病，把面对癌症的绝境中的两种价值观的冲撞，两种不可调和的生命立场展现得淋漓尽致。作家在人物（病人、家属、医生）、药物（胶体金、维生素C）、治疗方法（放疗、化疗、输血、截肢）以及情节性事件的描写中分解了隐喻的观念，构思出“绝境审判”这样一个写作角度。如果我们不去分析和衡量这个“绝境审判”背后所涵盖的哲学与文化学含义，仅从最近的现实去选择解读的角度，那么，《癌症楼》只会是一部小说，而不可能成为人类反省自身的教材。换句话说，如果《癌症楼》仅仅是写作史上的社会现实、时代痼疾的隐喻，我们就无法解释小说的最终结局篇——“创世纪的第一天”（第二十五章）和“也是最后一天”（第二十六章）。这个结局从情节上考虑是正常的，然而，从它的阅读效果上看，绝对是当代文学中的“异数”!它正常到荒诞，到怪异，到如梦般……因为相对于小说的开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了些，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是坏了些……”隐喻在这部小说中的运用之所以是当代写作艺术的一大进步，这是因为它既是俄罗斯小说关注现实生活的传统的积蓄，又是在“文学是人学”的观照下，小说哲学化的艺术体现，它保持了完整的与具体现实的“文学距离”。由于隐喻系统的存在，《癌症楼》理性地穿越了写作背景的限制，超越了时代局限性意识的禁锢，在与“媚俗”的批评声音的较量中，铸就了俄罗斯当代小说的风骨和模型。每一个患病者的精神与灵魂由于隐喻的存在凸现了更加广阔而深刻的认识意义。《癌症楼》的否定和怀疑承载了当代人对未来人性的渺茫的希冀，它早已经不再是个体生命的短暂轨迹，而是从果戈理的《死魂灵》、赫尔岑的《谁之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等辉煌艺术生发而来的民族文学进步的象征。

二是建立文本“召唤结构”。把《癌症楼》放在20世纪文学发展的背景下来考察，放在当代语境中透视，就可以发现，这部小说所经历的文体飞跃是俄罗斯文学文体的现代化过程。特别是60年代以来，世界文学在传统与现代、独语与对话、官方与民间的碰撞选择中，当代小说丰富的文本信息的潜在性与启示性特点越来越多地形成了文体的新的功能——“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美学观构成了小说的基础结构。在《癌症楼》中，索尔仁尼琴并未使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写作，他的创作意识中也没有“自说自话”的封闭创作主张，而是从创作伊始就积极地把引发读者思考，建立文本“召唤结构”作为重要的选项，这个动因既来自于客观，又有主观上的“故意”。简单地，直白式的主观启发读者的“阅读意识”，在《癌症楼》之前的作品中也是罕见的。《古拉格群岛》一书有一个副标题，叫作《艺术研究尝试》，即使是后期创作的《红轮》，作者也是将其文体定义为“艺术地考察”。而《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玛特辽娜的家》既有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直线情节，又瓦解了情节结构的固定封闭的因果链结构，在情节意义上，一切都像生活自身一样敞着口，像河水一样，无序而有声响地流动，因而，在小说文体的革新方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癌症楼》中所出现的不确定意义和文本空白是作者直接赋予读者权利的尝试。这个创作形态提升了作品被再创造的可能，拓展了读者的想象区域的同时，把读者深层意识所关联的阅读、交流、思考以及质疑的范畴激活，使小说不再依赖故事性内容来营造单一的审美空间，而是要求读者以自我为参照系，从“召唤结构”中获得顿悟和启示。

三是文本情感态度与情节交织。有了“召唤结构”，索尔仁尼琴也没有简单地淡化情节。他把《癌症楼》全书两部三十六章的每一章都写得环环相扣，首尾相连，从作者一方看，索尔仁尼琴显然没有让“全知全能的上帝”退位，只是由于隐喻系统的加入，彻底改变了这部小说的读者的审美能动性。读者会在不同的心理层次来体验、丰富和深化小说的第一句话“癌症楼也叫13号楼”，以及每一章标题所托举的思想含义，例如，第二章“念书不能增添智慧”，第八章“人们靠什么活着”，第十五章“每人都有自己难念的经”，第二十三章“为什么不能过的好点呢”，第二十七章“人各有所好”，等等，而且，每一章的故事情节都很精致。如:第三章“小蜜蜂”。这一章写了护士卓娅的职业生活，从卓娅以及周围人的外貌写到每个人的“半截子身世”，从人情写到世故，从令人不愉快的职场原则（谁要是不干活，你拿他也毫无办法，谁要是肯干，那就得一个顶俩。）写到不同颜色的绣花线。但是在卓娅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谈话中，医生给病人下的病情诊断式的“审判”与刚刚结束战争的“谁之罪”的审判，与“她给毁了”的感情审判交织在一起。所以，“您怎能知道，卓英卡，在地球的哪一个点上您会是幸福的，在哪一个点上您会是不幸的?这谁能说自己心中有数?”这是护士与病人的倾心交谈，比起哲学家的时代分析不知要生动几何呢!又如:第二十二章“流入沙漠的河”。这一章的插入文本的信息容量之大，在当代小说中堪称翘楚。这一封写给朋友的信突破了小说的“聚焦时空”，在“癌症楼”和楼外的世界之间建立了一个去往（无论精神还是具体脚步）“乌什—捷列克”的通道。在第二十章就叫“美好的回忆”，这是与“永久性流放”强烈比照的艺术处理。因此，第二十二章就不仅仅是叙事，更是在以“复调结构”来把握小说的内在节奏，不同的人物（科斯托格洛托夫和卡德明夫妇），不同的地点（癌症楼与乌什—捷列克），不同的故事内容（书信与回忆）形成不一样的时间层面，索尔仁尼琴简洁地用“个人际遇”统一了共同的叙事主题，把过去、现在、将来以回忆和书信构成“对位”，达到诗学上的和谐形态。再如:最后一章“也是最后一天”。这一章写得如此细腻，令人啧啧称奇。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经过无数曲折出院。然后他用这个生命去触摸现实世界里的生活，用全新更加感恩的眼光触摸，所有细腻的描写都动人心弦而回响在读者的心中:“接着就开始用牙从扦子上咬下来（一块烤羊肉），也不是一下子一整块，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咬。他一边沉思一边吃，像一条狗似的把自己所得的一份食物衔到安全的角落里不慌不忙地吃着……他用舌头和嘴唇感受着每一小块鲜嫩的肉如何渗出汁来，如何散发香味，又怎样火候到家而丝毫不焦，感受着每一小块这样的肉里还蕴藏着多少未被破坏的天然魅力。他愈是深入感受这串烤羊肉的魅力，愈是体验到享受的乐趣，但他面前的那扇门却愈是冷冷地关上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买了紫罗兰，作者描写这两束花就像是弹了一支低回的交响曲，浸润了无限的情思。

第一，浓郁的纪实性和叙事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都有浓郁的纪实性和叙事性。纪实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的小说（包括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往往具有相当浓厚的自传色彩，因而显得具有较强的纪实性，如《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乃至《癌症楼》都以自己在劳改营和得了癌症住院治疗的经历为素材（《癌症楼》的主人公科斯格托洛夫不仅参加过卫国战争并因谈论政治而被捕入狱，期满后改为永久流放，而且得了癌症住院治疗，其遭遇和经历与索尔仁尼琴更是有惊人的相似），而且主人公身上也有明显的索尔仁尼琴气质;其二，更重要的是，他的重要作品都是认真甚至是长时间地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写作的，往往以写史的方式来创作，因而具有浓郁的纪实性，《古拉格群岛》《红轮》是典型例子。但是如果只有纪实性，而没有叙事性，他的小说充其量只是报告文学，甚至是历史材料。正是有在宏阔的历史眼光、深刻的哲学观念、追求正义和人道的宗教情怀的指导下的叙事性的加入与结合，他的小说才成其为独特的小说。

第二，鲜明的政论性和哲理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大都有鲜明的政论性和哲理性。政论性表现为揭露社会弊端，描写时代痛苦，反对极权主义。而且政论性往往又与哲理性紧密相连，甚至直接通向哲理性。如《癌症楼》一方面有揭露极“左”政策和极权统治的危害这样的政论性;另一方面进而上升到哲理主题:在癌症面前，人人平等;疾病无视人的地位。流放犯人可以因为得到女医生的爱情而奇迹般地康复，而地位与权力却对癌症的死亡无能为力。在此基础上，作家进一步通过“人靠什么活着”等，表现了精神信仰的重要性。而这种哲理性，既与作家的另外几重身份:历史学家、思想家有关，更是俄罗斯民族道德传统尤其是基督教观念的产物。王晓玉对此有颇为深入的阐发。她指出，索氏的作品既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道德传统，更有基督教宣扬的普世精神。索尔仁尼琴由于亲身经历了20世纪人类的深重苦难，使他的作品更具激愤、控诉的色彩。但他不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学层面反映社会问题，而是在信仰的根基上，进行道德良知层面的反抗。他对所描绘的现象经常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进行剖析，更增加了作品的哲理性。他能酝酿出浓郁的气氛，感染并包围读者。他的作品不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武器，而是怀着朴素的人性良知写成的真正的艺术品。在作品中，索尔仁尼琴对社会的谴责和批判，不是注重其政治上的，而是它的道德性的罪恶。他认为只有通过建立正确的信仰，才能建立道德的根基，才能净化心灵，才能产生公义、怜悯、宽恕等美德;只有信仰才能让人产生道德的基础。

关于《癌症楼》的隐喻，香港学者郁旭映有颇为全面、精辟的论述。他指出:

拿疾病当作隐喻来使用是现代政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如托洛斯基被斯大林逐出苏联后，曾大量使用疾病意象来指称斯大林:霍乱、梅毒和癌症;在阿拉伯世界，以色列的形象被塑造成“位于阿拉伯世界心脏部位的一颗瘤子”;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时，苏珊·桑塔格曾指责“白种人是人类历史上的癌”。从这层意义上说，索尔仁尼琴笔下的“癌症”的确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某种象征”，《癌症楼》也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成是一张反斯大林、反苏维埃的“政治状子”。《癌症楼》的深意与上文所提到的一些政治隐喻并不相同，“癌症楼”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用来攻击斯大林或者苏维埃的意象，它更多地是象征着人所处的一种极端的境遇，它与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劳改营、流放地，地狱的“第一圈”一样揭示了一种非常态的真实境遇。这种极端境遇的状况本身是一种被遮掩的真相，而人在这种境遇中发出的反抗现实，呼唤人性、尊严、道德和宗教的声音，更值得我们关注。他进而从“癌症楼:异托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但是癌症楼的象征意味并非只有这一重。病房恰恰又是一个个性复苏的地方。首先，癌症楼是故事聚集地。本雅明《说故事的人》指出，故事的作用在于经验的汇集，是一种强烈的个人印迹与整体经验的融合。故事由于汇聚了众人的个体经验而成为一种智慧。病房里每个病人都有一个故事，各不相同，独一无二。他们所患的癌症，病情不同，痛苦的部位，痛苦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在不同的经历中形成了不同的性格、观念、思想和立场，他们的故事和个性都不可复制，他们不只带着他们的现在来到癌症楼，他们还带着他们的历史，甚至还有未来。其次，癌症楼具有广场性。癌症楼虽然是封闭的，但是病房是个集中声音的场所。病房中发生最多的事情就是病友间的闲聊和辩论，故事与故事，声音与声音在此交汇碰撞，病房因此具有了某种广场特征，而这些垂死之人的声音则构成了“复调”。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核心在于一种平等的人道主义精神，《癌症楼》也具有“复调”的特点，“索尔仁尼琴曾对他的这种‘复调’展示方法作过重要阐释，个人不应作为集体的一员出现，当行动与个人有关时，个人便应成为‘主角’。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

癌症楼的上述双重特征是一个奇怪的悖论，它类似于福柯所说的“异托邦”（Heterotopias）。所谓“异托邦”，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每一种文化或文明中，还有一些地方，与现实完全对立的地方，它们在特定文化中共时性地表现、对比、颠倒了现实。它们作为乌托邦存在，但又是一些真实的地方，切切实实存在，并形成于该社会的基础中。这些地方往往是独立的、超然的，即使在现实中有它确定的方位，它似乎也不属于现实，与它所反映、表现的现实地方完全相反。它超然于现实之外但又是真实之地，从这个角度我称其为异托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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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索氏父亲之死，有一种说法是战死在德国，但迄今为止翻译成中文的两本索氏传记都没有这种说法。美国的约瑟夫·皮尔斯认为:“在儿子出生前六个月，父亲在一次狩猎事故中去世了。”详见[美]约瑟夫·皮尔斯:《流放的灵魂:索尔仁尼琴》，张桂娜译，1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俄国的萨拉斯金娜指出，“在战争中没有受过一点伤的伊萨基·谢苗诺维奇·索尔仁尼琴从前线归来后，却惨死在一次打猎的不幸事故中”，并介绍了这一事故发生的详情。详见[俄]萨拉斯金娜:《索尔仁尼琴传》，任光宣译，77~7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参见龙瑜宬:《再战“红轮”:索尔仁尼琴的“两部分”小说》，载《外国文学》，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