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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讲 索尔仁尼琴 俄罗斯的良心（第2页）

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冬，清晨5点钟，外面还一片漆黑，催人起床的铁锤就敲响了挂在某劳改营指挥部旁边的钢轨。犯人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没能按时起床，昨天晚上他就觉得浑身都疼，有点发烧。因为起床晚了，他被罚为看守室擦地板。当他干完活来到食堂，早餐早已冰冷:一碗很稀的菜汤和一碗小米粥。他慢慢吞吞、全神贯注地吃了起来。劳改营里的犯人，除了做梦以外，每天只有在早上吃早饭的10分钟、吃午饭的5分钟和吃晚饭的5分钟里，才是为自己而活着。吃完早饭，浑身酸痛的舒霍夫趁看守没注意，在上工前溜进了医务所。医务所的医生每天只能批准两个生病的犯人不出工，而且这两个名额往往是看守为犯人中的告密者预留的。舒霍夫只好一言不发地走出医务所，随着长长的犯人出工队伍摸着黑、冒着严寒去干活。在出大门前，犯人得在冷得直透心底的严寒中解开所有的衣服，包括衬衣，接受检查。舒霍夫所在的小队被派到热电站干活。整个上午，他们忙着抬灰浆、扫积雪、敲砂石、装火炉，为下午的砌墙做准备。午餐时间到了，工地的食堂十分简陋，而且十分拥挤。舒霍夫趁混乱多得了一碗燕麦粥。从食堂回工地的途中，他趁人不备，又悄悄地捡了半截钢锯条，藏了起来。下午，舒霍夫的任务是当泥水匠砌墙，他干得很顺手，也很卖力，甚至在收工后，他还加工那些没有用完的灰浆。等他喘着气赶上大家时，大家都早就在等他了，为此他挨了一顿臭骂。经过一次又一次清点人数、脱衣检查后，疲惫不堪的犯人们才被押送队押回营房。只有到这时，干了一天活的犯人才第一次变成了“自由人”，可以去补靴子、领邮包。舒霍夫没有邮包。他家里很穷，为了让孩子们多吃点，他不让太太浪费钱寄东西来。但他常常替别人排队领邮包，以便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点好处。今天他就这样从犯人采扎尔那里得到了一碗稀汤。晚餐的汤要比早餐稀得多，因为晚上犯人只睡觉不干活。今天他可真是过节了，午饭吃了两份，晚饭又吃了两份!吃完饭，舒霍夫又从一个犯人朋友那里搞到了一点烟叶，还换到了两块饼干和一根香肠。9点，晚点名的时间到了，犯人们被赶到室外，折腾一番后才让进屋。可是过不多久，又是第二次点名。有时，还得第三、第四次点名。这样，每天10点以前休想睡觉，可早晨5点又非起身不可，犯人们个个睡眠不足。终于，可以安心躺下了。舒霍夫望着天花板，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否想要获得自由了。1942年他逃出德军的围困圈后，就被当作德国间谍逮捕了。起初他非常想要自由，每天晚上都要算一算期限过了多久，后来他逐渐明白像他这种被认为是德国间谍的人是不会释放回家去的，也就不算了。舒霍夫心满意足地入睡了。今天一天他都交了好运，几乎是幸福、快乐的一天:没有关禁闭，没把他们小队赶去干最苦的活，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采扎尔那里弄到了东西，还搞到了烟叶。也没有生病，挺过来了。这样的日子，在他的刑期中，他从头到尾应该过3653天。多出的3天，是闰年的恩惠……

张晓强认为，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是以平铺直叙的、朴素无华的外在形式揭示了内在的潜流;细节描写直接从素材中来，这些细节使劳改营生活的限制狭窄到令人窒息的程度，挨饿、受冻、禁闭;语言简练、含蓄。此外，还使用了凡人常用的语言，语言富有个性化;作品富有象征意义，作家的镜头只对准一个普通劳改营中的普通农民出身的犯人所度过的普通的一天，把它作为过去的象征，从这一普通事件的揭示上可以延续到个人迷信时期的劳改营整体;结构浓缩，众多人物只压缩在一天之内展现出来，而人物中又把焦点集中在舒霍夫这个聪明、狡黠、诚实、爱劳动、助人为乐的形象上，使其更具典型性。节奏缓慢，没有跳跃和跌宕，但这却与犯人的心态、劳改营中紧张的氛围形成对比。

小说虽然朴实、明白，但其内涵却颇为丰富，至少包括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揭露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对此，陈建华有较为全面的论述。他指出，小说中描写的那个劳改营和涉及的社会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人公舒霍夫原是集体农庄中的一个普通农民，卫国战争爆发后上了前线。1942年2月他所在的部队弹尽粮绝，他和一些战友成了德国人的俘虏。两天后，他逃了出来。可是回到后方却受到严厉审判，最后他被迫承认自己是德国人的间谍，并被判刑十年。犯人布依诺夫斯基原是苏联海军中校，战时曾作为联络员在英国巡洋舰上待过一个月，战后一位英国将军送了他一件纪念品以表谢意，结果他却被怀疑是英国间谍送进了劳改营。丘林的入狱及其接触过的一些人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村里消灭富农，他作为富农之子受到牵连，被迫逃出后隐瞒身世当上了红军。但其身世终于暴露，他当天就被人剥下军装赶出部队。若干年后，他得知那两个驱逐他的团首长在1937年被镇压了。当年他离开部队后，设法混上火车，途中曾得到几位女大学生的帮助，谁知后来他竟在某个劳改营里见到了其中的一位姑娘。原来她在1935年被卷进了基洛夫遇害案，未能逃脱列宁格勒大清洗的浪潮。小说中这样因不明不白的原因服苦役的犯人比比皆是。小说对这些蒙冤入狱的无辜者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个人迷信盛行时期的极“左”路线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作了多侧面的反思。

第二，小说强烈谴责了劳改营生活中的不人道现象。陈建华指出，小说中，描写那些看守和狱吏根本不把犯人当作人看待。他们在犯人面前滥施**威，用种种令人发指的手段虐待和惩罚犯人。例如，那个又黑又粗、脸色阴沉的沃尔科伏依中尉“老是像狼一样地瞅人”，有时还用皮鞭狠狠地抽打犯人，“挨打的人捂住脖子，擦掉鲜血，不敢作声”。清晨，犯人出工时，他亲自督促看守搜身。一旦发现有人违反狱规（如多穿了一件衣服之类），他就会下令让犯人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脱光衣服。有一次，犯人布依诺夫斯基气愤地指责他违反刑法，结果沃尔科伏依立即罚关布依诺夫斯基10天禁闭，而在那冰窖似的禁闭室里待上十天，一辈子的健康也就完了。犯人们整天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可是吃的是稀汤和少得可怜的一点面包。生了病的犯人也得不到必要的治疗和休息。这一切使小说笼罩在令人压抑的凝重氛围之中。此外，我们认为，小说描写劳改营犯人只有早、中、晚3餐的总共20分钟，才让犯人感到是为自己而活着，犯人的休息与劳作的时间律被强制剥夺，清早五点就得起床，很晚了还要反复被检查、点名，这是把犯人不当人看，使犯人成为非人，作家借此呼吁:犯人也是人，也有人的基本作息、生存的权利，应该把犯人当人看。

第三，张扬人的尊严，批判不公正的现实与强权。周振美指出，小说是对人性和心灵的深层开掘，是对人生沧桑的哲理演绎，是人的生存的尊严对不公正的现实和强权的抗争，是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批判，是对其时代的发人深思的启示。人的个性、人的内在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历史责任感都在小说中得到升华。作家尊重的是人的生命与人性，崇尚的是神圣的劳动与高尚的人格。索尔仁尼琴以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感，以浓缩时空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表达了对人的生存与尊严的深深思考。作家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勤劳、朴实的普通俄罗斯农民作为作品的主要主人公，并让他叫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这个名字就像中国的张三李四那样常见而普通。他的家住在典型的俄罗斯村庄——捷姆格那涅沃，他像千百万普通俄罗斯农民那样平凡，但又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他离别家庭上了前线，为保卫祖国浴血奋战，负伤后还没痊愈，就又返回前线英勇杀敌。1942年他所在的部队被敌人包围，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同一些战友被俘后又拼死逃了出来，但他却没想到死里逃生后却进了自己国家的劳改营，其罪名是背叛祖国，为德国人充当间谍。如何背叛祖国、怎样当德国间谍不仅他自己搞不清楚，感到莫名其妙，连审判员也没弄明白。主人公本来是一位勤劳朴实的俄罗斯农民，一位为祖国、为人民而英勇杀敌的英雄，由于某种误会却成了一名劳改犯，不仅不能享受出生入死换来的胜利成果，反而成了劳改犯。作家对主人公的这种人生安排本身，就向人们发出了无声的呼吁:尊重事实吧!尊重人的尊严吧!

第四，肯定了面对苦难的乐观主义和人性的良知的重要性。小说用冷静客观、略带幽默的口吻描写了劳改营中一个犯人普通、平凡的一天生活情景:主人公伊万成功地逃脱了禁闭，靠自己的机灵换来了两块饼干和一根香肠，还比别人多喝了一碗粥和一碗稀汤。最终，当他躺在**睡觉时，回忆自己这一天的生活，因为有了一点点的收获而充满了幸福感和满足感。借此，作家表达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无论专制的残暴把人贬低到何等地步，都无法将人性泯灭。面对苦难，面对残暴，乐观主义和人性的良知比生命本身更有价值。

萨拉斯金娜指出，在这篇小说中，索尔仁尼琴不再去塑造有教养的劳改犯主人公，不再去写他们关于好列宁和坏斯大林的那些复杂的争论，不再去写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革命”理想的辩论，这种转变具有一种转折的性质。这是一次描写一个被抛到邪恶深渊里的犯人的主要而完全的真实突破。这是对间接的和部分的真实的拒绝。这是转向描写一个在苏维埃的等级制度下遭到极大的侮辱和压制，但极少靠谎言生活的个性。这是对人所共知的解冻骗局及其理性的怯懦和有限的自由思想提出的一次个性的抗议。

由于小说主题尖锐，直面时弊，因此问世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苏联官方认为，这是一部“真实地从党的立场来阐明那些年代苏联真实情况的作品”，它的“艺术性和政治性都很强”。《真理报》等主要报刊也认为，“索尔仁尼琴的文笔，很多地方使人想起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这部小说则“是文学界罕有的现象”。特瓦尔多夫斯基宣称，这部小说的发表“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西蒙诺夫称赞道:“作者想要说的、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那些痛苦而黑暗的篇章的一切最主要的东西，全部包括在这一天中了。”在这部小说以及上述评论的影响下，苏联文坛很快掀起了描写斯大林时期劳改营和流放地生活的热潮。

更有人全面、具体地指出了这篇小说在索尔仁尼琴乃至苏联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发表于1962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标志着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位作家的诞生，无论是在他本人的创作还是在整个20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中，这部作品都占据着一个显赫的位置。《一天》是在苏联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以苏联集中营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开了所谓“集中营文学”的先河，为俄国文学中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在20世纪下半期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一天》只写了舒霍夫和他的狱友们短暂的“一天”，但这“一天”却构成了20世纪俄国文学中的整整一个时代。

首先，在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创作中，《一天》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之作，它似乎勾勒出了索尔仁尼琴之后创作的发展轨迹，为他的美学风格确定了一个基调。他后来陆续发表的重要作品，如《第一圈》《癌症楼》《古拉格群岛》和《红轮》，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一天》的延续或变奏。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是面向现实的，其唯一的主题可以说就是俄罗斯民族在20世纪的历史命运，作家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对俄国革命的产生、性质和历史进行深入的思索，艺术地再现了个人与体制、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对峙、冲突及其内在逻辑性。他一个人的创作，似乎就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下半期俄国文学历史的一个缩影，一种象征。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授奖给索尔仁尼琴，就是为了表彰“他在传承俄国文学传统时表现出的道德力量”。换句话说，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史意义，就在于其对俄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在于其“道德力量”。而《一天》，正是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这一俄国“新”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石之一。

其次，《一天》之所以具有“长于世纪”的生命力，可能还在于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史意义。舒霍夫是苏联时期集中营里一个普通的囚犯，正是这个普通人的“普通”遭遇，以及他对于这种遭遇的“普通”态度，才构成了这个文学形象的普遍意义。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此刻舒霍夫一无所怨，他既不怨坐牢的时间太久，也不怨一天的日子太长，更不怨星期天又取消了。现在他觉得能熬过去!谢天谢地，能熬过去，能熬到头!”舒霍夫的态度似乎在传达这样一个命题:对苦难的忍受也表现为一种尊严，面对不公正的命运，活下去就构成一种抗议，一个胜利。除此之外，《一天》或许还具有某种更为概括、抽象的象征意义。舒霍夫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一天”，也完全可能以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为我们所遭遇。生存的艰难，环境的压力，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和隔膜，甚至敌意和残忍——所有这些并不仅仅存在于集中营的高墙或铁网之内，我们甚至可以说，“集中营”或许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的每个“一天”或许也同样都是与环境和命运的抗争，因此，《一天》或许并不仅仅是写给某个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读者看的。每个看重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人，每个身处逆境却依然不屈服于命运的人，都一定能在索尔仁尼琴的《一天》之中获得慰藉和启迪。

长篇小说《第一圈》（台湾地区译为《第一层地狱》）描述了斯大林当政后期莫斯科市郊一所特殊监狱马尔非诺秘密研究所中281名犯人的监狱生活。全书的人物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犯人，都是被指控犯有“叛国罪”“间谍罪”以及其他莫须有罪名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包括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无线电专家、电话专家、画家、翻译家、建筑师、地质学家、语文学家等，被迫成立了一个科学研究中心，若做出有用于政府的发明就意味着获得自由，而失败者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更加严酷的劳动营里。他们享受比普通犯人要好的待遇，在马尔非诺研究所从事绝密的科学项目研究——主要是防窃听电话和语音辨析技术。一部分是在这所特殊监狱里工作的自由人，包括内务部的一般性工作人员、看护员、保卫工作干部以及行政管理人员等。一部分则是斯大林内务部长阿巴库莫夫、斯大林办公室主任波斯克列布尼科夫等。小说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三十多岁的外交部二级专员瓦洛金，在一个电话亭中打电话，提醒曾为自己母亲的家庭医生的医学教授杜布洛莫夫可能要遭到迫害，没想到这个电话被窃听……与此同时，特殊监狱马尔非诺正在研究一种语音辨析器。为了抓到这个打电话的人，首脑机关直接下达命令，强行要求马尔非诺的科学家立即研制出语音辨析器，并且采取了种种高压、恐怖手段。最终，语音辨析器被成功制造出来，外交官瓦洛金被秘密逮捕……但小说的人物却多达数十个，通过他们尤其是监狱中那些人物的遭遇及其表现，再一次表现了作家对时代弊病的揭露，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描写了监狱中愚昧、胆小乃至甘于做忠实奴才的人们。在这个特殊监狱里，囚犯们如果坚持个性和捍卫自己的观念，则可能万劫不复;而投靠当局，积极合作则可获得奖赏，也许还有“自由”。这就使得所有人都面对种种**和考验，陷入复杂的矛盾之中，从而暴露出丰富的人性:有人完全麻木，彻底听命，如研究所所长雅科诺夫;有人心怀不满，但得过且过，如监督勤杂工斯皮里东;有人只求私欲，极其忠实;有人被主子抛弃了却仍旧心存幻想，如语文学家鲁宾;有人表面风光内心苦闷，如瓦洛金。

第二，更重要的是塑造了一批良心未泯、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反抗的人物形象。

其中，最突出的是数学家涅尔仁。他少年时勤奋学习，喜欢思考，已能透过官方的宣传，发现现实的虚伪。大清洗开始后，他看到无数当年的革命家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自杀、失踪或被公开处决，因此“发誓一定要了解真相，弄懂这一切的意义”。卫国战争开始后，他毅然参军，冲上前线，但后来却无辜入狱。在这里，他更是坚持自我，勇气十足地同强大的恶势力斗争。研究所所长雅科诺夫为了让他加入自己的研究室，从事电话窃听的语音辨析技术研究，找来他当年的大学老师，说服他一起干，被他断然拒绝。他宁愿埋葬自己的数学才能，将来出狱后靠手工活生存，也绝不助纣为虐。当他的好友、依然对现实抱有幻想的语文学家鲁宾请求他加入这一项目时，他不但拒绝，而且公开揭穿鲁宾以为值得为之服务的所谓国家:“曾有人许诺，社会主义将给我们平等和富足，并且用强制的手段。强制是有了，但平等和富足呢?”“任何社会都不能做到仅仅把画饼当作恩赐的圣物，还叫你感激涕零!”“……我需要的，是生活在现在，而不是在那玄乎的前景中!……但你的过渡性制度却不容忍我现时的生活，践踏我的心灵……”但以上所有这些经历，却使涅尔仁了解到了被精心掩盖的种种真相，使他对这个冠冕堂皇的制度和它的领袖有了更深的认识，进而在非人的条件下开始艰难的探索，并悄悄记下自己的思考。他震惊地发现社会精英们的问题:“在只有勇气、坚强和对朋友的忠诚才能显出一个犯人的本质和决定同伴命运的关头，那些高雅、敏感、学问高深的艺术鉴赏家们却往往成为胆小鬼，很快屈服，因为有学问而善于为他们卑鄙的行为寻找借口。这些家伙迅速堕落成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双重人格的叛徒。”他深感失望。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作为个体的人民，普遍“并不具有特别的优越之处，更不具有‘伟大的平凡的智慧’”，“他们所缺乏的，是信念，是那种自己愿意为之献身的坚定信念!”最后，他终于找到“人民”的真正意义所在:“唯一的办法便是保持自我。”

工程师索洛格金，十二年前与怀孕的妻子分别后，再也没有见过她和孩子。为了避免迫害，妻子谎称索洛格金已死，不敢给他写信。索洛格金在狱中搞研究仅仅为了检验自己的智力。当他完全看透了当局的虚伪，便放弃幻想，设法毁掉了自己设计的保密电话设计图纸。他拒绝为了所谓的崇高目的而不择手段，他宣称:“目的不能使手段合理。”

工程师格拉西莫维奇虽然只剩下三年刑期，狱外困苦潦倒的妻子正望眼欲穿地企盼着他，但面对当局研制自动偷拍照相机的项目，他毫不犹豫地说:“把人弄进监狱不是我的专业!我不是捕人的野兽!关在监狱里的人已经够多的了……”

工程师波贝宁更是敢于直面强权，勇敢抗击。在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办公室，他的高傲姿态令部长不得不提醒他:“你看不出我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他掷地有声地回答:“我能看出你和我之间的区别:你需要我，可我不需要你!”当部长威胁他:“必要时，我们也能对付像你这样的人!”他锐利的眼睛里显现出仇恨的光芒，毫不畏惧地答道:“不，你无能为力!我什么都没有，明白吗?一无所有!你们不可能伤害我的妻子和孩子——他们被炸弹炸死了。我的父母也不在人世。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一张手巾，我一无所有。……”并且宣称:“你可以告诉你上面那位不言而喻的老上级——只有还未把人的一切剥夺干净的时候，你才能支配他们。一旦你剥夺了一个人的一切，他就不会在你的权力范围之内了——他又自由了。”

《第一圈》描述的是1948年的苏联生活，以凝练的笔触，超时空浓缩的技巧，仅用了四天的时间，表现了众多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刻画了那些没有罪行的科学家们，在马尔非诺没有人权、没有自由，甚至连“性”的权利都没有的非人生活。由于小说以超强的洞察力和精湛的写作技巧，把特殊环境下知识分子的艰苦生活和所经受的精神折磨，刻画得细致而深刻，因此，被视为索尔仁尼琴最优秀的作品。《第一圈》的书名源自但丁的名诗《神曲》，该诗的《地狱篇》把地狱分为九圈，第一圈是最好的一层。在小说中，索尔仁尼琴借此比喻20世纪40年代末莫斯科郊区的马尔非诺秘密研究所。这类监狱的特别之处在于:一方面它像集中营一样被严密看守;另一方面它又为在押知识分子提供从事研究的基本条件，是一个待遇比劳改营要好、既是监狱又较之劳改营可称为“天堂”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圈》在21世纪初由作家本人亲自改编成一部10集电视连续剧，2006年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映，是首部在俄罗斯被搬上荧屏的索尔仁尼琴作品，由著名导演格列布·潘菲洛夫执导。

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描写了苏联劳改营的情况，其内容涉及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后开始兴起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时开始消亡的苏联劳动改造营约四十年间的人和事。全书中文译文140万字，共分七个部分。

第三、四部分专写劳改营里的生活境况。劳改营里的主要生活内容是劳动。犯人们每天早晨由押解队从劳改营里带出来，晚上带回营。返营途中走不动路留下来的，扭伤腿在地上爬的，押解队一律就地结果。劳动定额提得很高，工作日的长短根据劳动定额决定，“定额完成了，工作日结束;没有完成，你就别想进屋”。惩罚没有完成任务的人，有时是让他们“在森林里冻死，赶进火里烧死”。还有在永冻土里打金矿探井，500名犯人竟有一半人丢了性命。劳改营里的伙食是（1921年）一天半磅面包（完成生产定额，再加半磅），早晚是白开水，中午是一大勺菜汤（里头有几十粒麦片和一些土豆皮）。“按古拉格的定量，本来就没法让一个在严寒中劳动13小时、哪怕10小时的人吃饱”，还要统筹安排，“分成各种等级:凡完成定额不足百分之三十者，吃禁闭灶，一天300克面包，一钵菜汤……完成百分之八十一至一百者吃生产灶，500至600克面包，三钵菜汤;再高就是突击工作者灶，面包700至800克，外加稀粥一至二份，奖励菜一份——一个又黑又苦的黑麦面做的豌豆馅包子。为了获得这点抵偿不了体力消耗的稀汤寡水，人们拼死拼活，耗尽体力。因此突击工作者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比装病不上工的人早入土。”饥饿使人顾肚皮不顾脸皮，面包从切面包室运进食堂，没有人拿着棍子护送，就会被夺走抢光。厨房门口泔水坑里一倒进垃圾，守候在那里的人就一拥而上，互相厮打，在坑里寻找鱼头、骨头、菜帮子，然后把它们洗净、煮熟、吃光。饥饿使“人死得多么简单:正说着话就没有声音了，正走着路就倒下了，哆嗦一下就完事了”。劳改犯们衣着褴褛，肮脏无比。卫生状况坏得不能再坏。臭虫、虱子、跳蚤极多，可以咬死垂死的病人和老人。伤寒等各种疾病常常流行于营区，大批大批死人。因此作家认为，劳改营的“任务是在榨干这些人最后一把力气后加以消灭”，故叫作“劳动消灭营”。但是，“忍受畸形的生活、饥饿的熬煎、过度的劳动的人们并不以自杀结束生命”。作家认为，其原因就是“他们的普遍的无罪感”，他们要“活下去”。正因为如此，逃亡比自杀多。